摘 要 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是国家民主政治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基层民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程度。借鉴于西方代议民主的补充――协商民主，结合在我国已得到长期实践，取得丰富宝贵经验的政治协商制度，是基层民主建设的主要实现方式。当前我国基层社会已初步具备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运行条件，政治文明建设应首先从基层民主做起，在解决问题的过程逐步实现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广泛、多层和制度化。
关键词 基层民主制度 协商民主 生存环境
作者简介：匡其象，中共黔西南州委党校。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同时“要完善基层民主制度”， 把协商民主提到国家政治制度建设的高度，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几十年的探索过程中，为全面实现民主政治找出了新的方向。但同时，协商民主对于中国并不陌生，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主张与各民主党派实现协商一致，共同治理国家，新中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
随着社会结构多元化，公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得到提高，执政党民主观念也在不断更新，这就对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提出迫切要求。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传入，不但契合了我国长期实践的民主协商制度，也为更好的发展这一制度提供了理论借鉴。十八大提出的“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就是对我国民主协商制度丰富经验的总结和对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借鉴的结果，这种借鉴能够也应该在基层民主建设中首先被实现。那么，协商民主与我国政治协商制度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如何才能使两者充分、合理、有效的结合起来？把协商民主嵌入民主协商制度需要怎样的生态环境？协商民主在基层民主建设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如何解决之？这是本文所要回答的几个问题。
一、协商民主的中国实践
（一）协商民主的兴起与引进
“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一词，最早于1980年由美国克莱蒙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贝塞特（Joseph M.Bessette）提出，到1990年代，随着约翰・罗尔斯、梅维・库克、乔舒亚・科恩、爱丽丝・马里恩・扬、尤尔根・哈贝马斯等一大批政治学家们加入进来，对协商民主的研究进入高潮。在传入中国初期，协商民主有审议民主、商议民主等不同译法，最终中央编译局研究员陈家刚“协商民主”的译法被官方采用。
协商民主在现代社会“去中心化”的背景下，在对代议民主的质疑和批判中形成和发展起来，被认为是古代雅典直接民主的复兴和对西方代议民主的超越。代议制民主崇拜选举，是一种精英政治，而协商民主强调大众参与，并享有平等地位。协商民主是民主政治向大众回归的现实途径，是“真实世界中我们称之为民主的体制成为更为真实的民主 ”的方式，所以，它强调“参与主体的平等地位；自由开放的讨论；批判性审议；理性思考；通过协商达成共识。”
协商民主在我国引起关注是在20世纪初期，大多数学者认为协商民主中的“协商”与我国民主协商制度在基本概念，协商的主体、内容、形式、程序及理论地位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也主张充分借鉴其积极意义，用以加强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二）协商民主与民主协商――耦合与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近30年的革命历程中，统一战线工作方针贯穿始终。1948年中共中央发表《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 ”，民主协商的政治制度呼之欲出。1949年9月，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人民政协在新中国初期不仅充当了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角色，从历史的角度来讲，还为中国民主协商的政治制度的确立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人民政协的功能，是革命年代统一战线的延续，是建国后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其职责是团结一切社会有识之士“来商量事情的需要 ”。到50年代中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并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以后，当时身为政协主席的毛泽东曾指出：“政协的性质有别于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也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有了人大，并不妨碍我们成立政协进行政治协商”。 从此，我国形成了独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民主协商制度并存的民主政治发展格局，人民政协成为扩大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重要平台。1979年，邓小平曾强调：“人民政协是发扬人民民主、联系各方面人民群众的一个重要组织。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需要政协就有关国家的大政方针、政治生活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各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实行互相监督，发挥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作用”。 所以，人民政协不仅是政治协商的平台，也是“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各项社会经济问题”的协商、讨论渠道；不仅赋予了它的政治功能，也是实现国家良好治理的有效途径。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人民政协的参与主体一直处在平等协商的地位，并无中心化角色的设计，“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权中处于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和参政议政的地位，而不是在野党、反对党”。
由此可见，早在协商民主产生之前几十年，我国民主协商制度就已付诸实践，且运行成熟。而居于西方社会背景和代议民主产生的协商民主，一经传入就与我国民主协商制度有着一定程度的耦合性，迅速被我国学者和官方接纳、改进，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概念。协商民主承认社会的多元主体，对协商主体具有最大的开放度和包容性，强调协商主体的独立性，所有协商主体都处于平等的地位；协商民主并不主张票决制的精英民主，而是提倡全民参与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这些原则与我国民主协商制度中“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的原则是一致的，且对于这一原则的运用，是协商民主在西方社会还处于边缘化理论之际，在我国已得到较为成熟的落实。简言之，协商民主的若干价值原则已经在我国民主协商的制度框架下得到实践，并正在发展成熟。
二、基层民主制度设计――协商民主及其生存环境
新中国历来重视基层民主制度的发展。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要“在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特别要着重努力发展各城乡企业中劳动群众对于企业事务的民主管理”，把基层民主建设作为“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根本任务之一”。 这里的基层民主并不仅仅指政治生活的民主，它还包括协调社会经济发展、调节群众社会关系、实现基层民众自我管理等含义。在西方协商民主学者眼里，协商民主主要是三种类型的民主，即：社会治理体系，社团和组织形式，决策体系。 不管是何种类型的协商民主，从社会现实与操作性的角度来看，协商民主的舞台首先是基层社会。因为无论如何，基层社会都被限定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和人口规模之下，这种“微观”形式的场域更便于协商民主的操作。基层民主建设选择走协商民主的路径是因为：对于国家高层政治设计，基层社会首先具备了协商民主所要求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必须的生存环境。
（一）政治环境
复旦大学林尚立教授认为，基层民主（在西方称“草根民主”）建设的逻辑起点分两种，一种是居于普通民众对于民主的一种自下而上的需求，即西方“草根民主”的逻辑起点，而我国的基层民主一直是居于国家政治对于民主的自上而下的需求。 但同时，由于公众政治参与热情的提高，基层民主不再单单是国家民主政治需求，也是普通民众追求更高层次生活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了，这是其一。
其二，协商民主能在基层民主建设中找到出路的政治原因，是国家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得益于国家对民主政治的高层制度设计。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多次提出政治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等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目标。协商民主提倡人人参与政治，有利于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目标；同时，协商民主注重人民以平等、理性、协商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能够调节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纠纷，降低社会问题的处理成本，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同理，协商民主应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
其三，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政治的认识不断深化，给基层协商民主带来广阔的政治生存空间。自建立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双轨运行的民主政治制度后，中共十八大在报告中明确使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概念，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进一步明确“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这就为协商民主的发展扫清了政治障碍。
综上所述，加之在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采取“试点”经验是我国推行改革新政的传统。这样，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协商民主具备了现实的政治生存环境。
（二）社会环境
当前，我国传统的单一社会利益结构和生活模式已经解体，社会多元化发展正走向成熟，普通民众在社会财富普遍增长的同时，其公民意识和交往能力显著增强。这些变化为协商民主的实践提供了社会土壤，为协商民主在操作过程中增加了智力条件。协商民主的倡导者，批判主义协商民主创立者，德国政治哲学家哈贝马斯认为：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政治公共领域已经作为一个感受、辨认和处理影响全社会的那些问题的论坛而分化开来。” 在公共领域中，公民通过理性的话语交往形成公共政治意志，从而实现政治的“实质民主”，以便在中心分化的社会背景下，重新构建一个理性共享的世界。显然，我国社会主义的公民社会还不成熟，但是在社会剧烈变化的今天，协商民主在基层的发展甚至会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有效途径。
（三）经济环境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在实现生存、安全、情感等低级需求后，就要追求尊重、自我实现以及自我超越等高级需求。新中国建立初，由于长期战乱、各种错误思想无法得到及时更正等原因，人民生活曾长期处于贫穷饥饿状态。在人们的生存、安全等低级需求都难以保证的时候，政治参与热情更无从谈起，所以很长一段时期，我国普通民众对政治参与是漠不关心，或者有心无力的。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是不争的事实，人民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福利有了亲身体验。生活水平的提高促使人们有了更高需求，政治参与无疑是大众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一种普遍形式。协商民主本质上就是一种政治参与或是政治决策，离不开经济保障。所以说，我国经济的大发展客观上为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四）社会文化传统
大多学者认为古典意义的协商民主起源于雅典，或“最早可追溯至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议事 ”，就是因为协商民主是一种全民意义上的“实质民主”，鉴于全民民主受现实条件限制，协商民主只能在“小国寡民”中成为现实。代议民主在设计之初就是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实现全民民主的无奈选择。当代西方社会中代议制民主的种种弊端促使一些民主政治理论家试图回到直接民主的时代，提倡一种全民参与的民主制度，这就是对古典主义直接民主的复兴、对近现代代议制民主的转向――协商民主。所以，充分实现协商民主最好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和人口规模之内。
从传统社会文化的角度看，我国基层社会就存在一种“大分离、小联系”的特点。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就曾尖锐地指出，我国基层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村）就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的关系被“血缘和地缘”固定在一定的空间内，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 这种熟人社会便于协商民主的联络和动员，最大范围的吸纳公民参与协商，在协商过程中也会因语言、习俗等的相同相通使协商尽快达成一致，提高效率；同时，熟人社会的人们利益关系联系相对紧密，有利于提高公民参与协商的热情。
另外，协商民主的一些原则精神也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其因子。如儒家“和为贵”、“和而不同”等思想与协商民主精神内涵就能找到不少契合之处。 “和”不仅要求以温和、理性的态度解决纠纷，更在于承认不同事物的个体差异，主张在对话的基础上“求同存异”，最终达成一致。这一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模式中都有所沿袭，如古代皇朝中谏议制度，就是一种“带有协商性质的制度设计”。 中国古代的思想观念和制度设计，为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建设找到了文化土壤和精神资源。
三、结论
综上分析，作为我国民主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迫切任务。协商民主无疑为基层民主建设开辟了道路，并且，基层社会条件似乎更加符合协商民主的生存环境，社会主义的协商民主发展应该首先在基层民主建设中取得突破，以便为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提供经验、探寻出路。不可否认的是，基层协商民主的建设还存在诸多问题，如人们政治参与热情不高、能力不强，协商民主制度组织能力不强，社会发展滞后，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交通、经济等各种客观条件依然严重限制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等等。解决这些问题，除要从中央层面做好顶层设计外，还要继续发展经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教育投入，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政治觉悟以及政治参与热情和能力，改善政治参与的外部环境。
政治参与历来都是人类的高级活动。只有做好基础工作，只有切切实实把政治参与推广到基层群众每一个个体，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广泛、多层和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