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伊始，“全球化”浪潮扑面而来。中国行将加入WTO，意味着我们行将全方位高层次地融入“全球化”的时代进程。
如何迎接“全球化”的挑战，抓住“全球化”的机遇，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课题。在这种情势下，重温江泽民同志最近有关历史机遇的一次谈话，很有必要。
江泽民同志在谈到“十五”计划时，特意回顾了近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出现的三次大机遇：第一次是14世纪到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引发了欧洲思想、社会、经济的大变革；第二次是18世纪到19世纪初的英国工业革命，纺织业率先形成了机械化大生产，西方国家经济迅猛崛起；第三次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相对论、量子论的创立，产生了世界性的巨大影响，世界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三次大的机遇，中国都没有赶上…… 通过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江泽民同志告诫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在新世纪即将开始的时候，我们必须抓住机遇，而不能丧失机遇，要开拓进取，而不能因循守旧…… 江泽民同志的谈话，对于我们迎接“全球化”的挑战，抓住“全球化”‘的机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全球化”的世界潮流，给我们又一次地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丧失这个机遇，后果不堪设想。
改革二十多年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们认定发展才是硬道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在基本顺利地推进着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可以说，面对“全球化”的要求，我们从思想条件到物质条件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只要我们坚定不移、不失时机地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就一定能够成功地融入“全球化”进程。
为了自觉地抓住“全球化”的机遇，首先应充分认识到“全球化”世界潮流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必然性。美国著名的全球问题战略家约瑟夫.奈先生在第一届“全球化论坛”上发表演讲追溯“全球化”由来，将丝绸之路等亦纳入了“全球化”的历史。
此说遭到一些与会者的反对，如刘吉先生就指出：现在所谈论的“全球化”指的是一种由高科技所支撑的、打破国界与地区界限的全球范围的经济社会整合，而非传统意义的民族、国家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我则以为，“全球化”可以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约瑟夫.奈先生所表述的“全球化”是一种广义的“全球化”，刘吉先生所肯认的“全球化”则是一种狭义的“全球化”。前者展示了“全球化”如何成为必然的历史发展趋势，后者则凸显了“全球化”对于当代世界的别无选择的现实要求，二者的统一是不言而喻的。
其实，只要简单地回顾一下近代世界工业化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一条十分清晰的“全球化”轨迹，这条历史的轨迹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的升级：欧洲国家早期殖民扩张（16~18世纪中期） 工业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18世纪60年代~19世纪60年代） 全球金融贸易体系与国际垄断组织的形成（19世纪70年代~20世纪初） 跨国公司的全盛发展（20世纪40年代末~）； 信息革命，高科技推广（20世纪80年代~） “全球化”是近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早就肯认并揭示了这种“全球化”的历史大趋势，“世界市场”的论说和对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的高度评价便是明证。
在现代社会，科技发展、生产力发展、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必然趋势更是不断地走向“全球化”。具体地说，这种“全球化”的内在必然趋势来自于科技发展的“创新”特征，来自于生产力发展的“效率”原则，来自于市场经济发展的“追求利润最大化”本性。
每次“全球化”的升级，都带来巨大的正面效应，都有新的技术进步的支撑，都意味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都深刻地改变着世界格局。由高科技所支撑的新一轮“全球化”更带来了世界范围内资源的合理配置，市场的充分开拓，资本、技术的最高效率的使用。
由此所创造的财富，所产生的经济效益造福于全人类，应当特别指出，其中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在过去三十年中，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中所占比例增加了三倍，而这些国家的许多经济社会问题只有靠经济开放也就是融入“全球化”才能解决，如资金短缺，技术、管理落后，人口爆炸等等。
当然，“全球化”也造成了不容忽视的负面效应：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地位不同，遂造成国际分工的不平等。这种全球范围的不平等往往将发展中国家置于不利地位，使它们的国家主权遭受威胁，经济利益遭受侵害，并扩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
特别是“全球化”进程所造成的人类生存空间的空前、全面的恶化，终于使人类不能不正视“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化问题。 有人由此激烈地批判、否定“全球化”，认为“全球化”是工业国家一手策划的，不尊重人的尊严的赌博资本主义。
他们揭露道：世界经济强权正和一小部分跨国公司联手，打着帮助贫穷国家建设的招牌，利用贷款和巨额债务，进行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使落后国家接受改头换面的金融殖民、技术殖民，并把环境危机转嫁出去。后发展国家越来越被巨额债务和利息、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人口危机、产业结构危机、资源危机所压迫。
世界经济一体化背后的南北矛盾和贫富差距愈演愈烈。 这些激烈的反“全球化”者沉湎于怀旧的田园牧歌，他们希望所有的穷人都尽管贫困却平安地生活于自己的土地上，他们和我们的几千年前的孔子怀着同样的忧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 激烈反“全球化”者以彻底否定“全球化”来消除“全球化”负面效应的药方显然是错误的。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也是不可能的。
问题归结为要封闭还是要开放。全世界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全部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都已经证明：封闭只会越来越穷，开放才能提供生存条件。
而且在当今世界，在高科技支撑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中，再象日本的镰仓时代和中国的清帝国那样闭关锁国已不可能。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有认清形势，积极进取，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才能争取主动，既克服“全球化”的弊端，规避“全球化”的风险，又利用“全球化”提供的有利条件发展壮大自己。
为了在“全球化”潮流中发展壮大自己，我们必须结合自己的国情，遵循“全球化”的基本要求。新一轮“全球化”是以信息自动化（电脑网络）、生物工程、材料技术（纳米）等高科技为强大动力而推进的全球性经济社会整合，是信息时代的直接产物。
它的基本要求是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 在新一轮“全球化”的浪潮中，高科技的含量已经越来越成为市场竞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缺乏技术含量的产品越来越没有市场。
据统计，如今的企业中，高科技投入、知识投入已占到生产成本的90%，产品的价值主要来自创造性的知识、信息。科技创新成为经济活动的生命线。
知识、信息、高科技所支撑的“朝阳产业”——“新经济”创造了超额利润，它显然比“传统产业”——“旧经济”的平均利润率更有吸引力。不仅“新经济”的主要动力是科技创新，“旧经济”也必须接受科技创新的洗礼，融入“新经济”的大潮，才能焕发出生命力和竞争能力。
在“旧经济”中，一项发明可以给公司带来10年利润，但在“新经济”中，一项发明（如电子产品技术的更新）可能几个月就过时了。因此，日新月异的科技创新，是在新一轮“全球化”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
科技创新的实现，需要有体制保障。因此，体制创新是“全球化”的又一基本要求。
在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中，只有坚持体制创新从而推动科技创新的国家才能够争取主动，走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前列。对于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情况更是如此。
体制创新的一个直接要求是经济结构的变革。目下发达国家都在适应信息时代乃至知识时代“全球化”的需要，自觉地进行经济结构的变革。
可以说早变革早主动，早变革早成功。如美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进行了以信息化为重点的经济结构调整，这保证了它在整个90年代都领先于其他国家，维持了“新经济”的持久繁荣。
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是既处于工业化初期，又积极地参与了信息化进程。如何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首要议题。
实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战略任务，只能走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之路。“全球化”给我国提供的最大机遇，就是为我国的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创造了空前有利的外部条件，从观念、制度到技术层面都最大限度地扫除了利用外部资源，实现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的障碍，从而使我国可能更加顺利地推进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进程。
因此，能否通过教育改革、人才战略为科技创新提供根本的保证，能否通过制度变革、结构调整为体制创新创造必要的条件，是我们能否抓住“全球化”机遇的两个关键问题。 总之，高科技支撑的新一轮“全球化”推进了世界经济的空前迅猛的发展，也酿成了世界市场的空前激烈的竞争。
我们应充分地认识到，如果丧失“全球化”所提供的机遇，就意味着丧失在国际经济中的竞争能力，就意味着长期陷于被动落后的境地。只有主动地抓住“全球化”机遇，勇敢地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开拓进取，不断创新，才能使中华民族在新的世纪发展壮大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