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失衡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实力总体上还不够强，尚没有力量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应该从自身平衡出发，主动对开放战略中的外贸、外资、外汇、外交等对外经济政策进行适时调整，以适应世界经济变化的挑战。 一个国家的贸易结构、贸易方式和贸易政策，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产业水平和比较优势在贸易上的真实反映。
改革开放我们走过了20多年历程，经济发展的模式主要是模仿型经济、粗放型经济、生产主导型经济，那时候我们缺资本、缺技术、缺人才、缺管理经验、缺商业运营模式，不得不走这样的道路。如果说我国过去主要是世界加工厂，将来主要应该是世界的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和人才密集的区域；过去在国际产业链中处于低端，今后主要是向高端发展；过去在“微笑曲线”的底部，将来要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发展。
在经济增长方式上，过去我们注重的是流量、是销售总额、是进出口总额，未来我们追求的是创造财富的存量和增量；过去我们注重的是GDP的总量，是经济增长的速度，未来我们更注重的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创造了多少利润，创造了多少税收，创造了多少就业，创造了多少研发能力，创造了多少技术专利，创造了多少知名品牌，特别是跨越国界的世界名牌。 中国1978年以来经历了28年的改革，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也发生了根本性变革。
我国经济已经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自然经济、产品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封闭型经济转向开放型经济，从总体上短缺经济转向总体上的过剩经济，从供给约束型经济转向需求约束型经济，从政府主导型经济转向微观经济自增长型经济。在此基础上，我们正在着力推动我国经济实现新的转型，即从模仿型经济转向创造型经济，从粗放型经济转向集约型、循环型经济，从生产主导型经济转向流通先导型经济，从速度型经济转向和谐型经济。
这不仅是生产方式的转变，而是一种财富创造方式的转变。认识这一点，主动地进行对外开放战略包括贸易政策的调整。
第一，要推动我国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型 这是战略目标的转变。我国现在是第三大贸易国，进出口贸易总额比1978年增长了68倍，年均增长16.8%。
专家预测，在未来三年内，中国有可能超过德国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我国贸易总量从第三位上升到第一位，不仅仅是位次的上移，而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全球贸易格局、全球经济格局乃至全球政治格局新的洗牌和调整。
我国虽然贸易总量迅速上升，但是国际竞争力还比较低，应该改变这种规模扩张、数量扩张和外延扩张的道路，改变对外贸易的核心竞争力、综合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低下的被动格局。中国对外贸易已经走过的路程，一些代价是中国改革开放和鉴于中国国情必须要付的成本，但是现在到了转型时期。
对于已经获得的国际市场份额，决不能轻易放弃或收缩，这是几代领导人带领全国人民经过20多年艰苦努力形成的世界贸易格局，是来之不易的成就，一旦由于我们的政策举措不当失去，再想重新获得是不可能的。我们要把力量下在实现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型上，通过贸易结构、贸易方式和贸易政策的调整，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完成从小到大、再从大到强的转变历程。
第二，推动我国实现从粗放型贸易增长模式向集约型贸易增长模式转型 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最为重要的核心内容，是对外贸易战略最重要的调整。中国贸易增长方式的粗放型可以从3个85%看出来：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加工贸易占55%以上，加工贸易中外商投资企业占85%以上；在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商品中，贴牌生产的产品占85%以上；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外资投资企业占了85%。
这种进出口格局凸显中国贸易结构问题，表现出我国在世界分工中的弱势地位，在产业链中仍处于低端。 19世纪初期拿破仑曾经预言，中国一旦苏醒，世界就会颤抖。
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外贸增长，的确已经使世界刮目相看，但我们自己必须清楚，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增长是靠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环境的超常付出的代价获得的。按照现在我国对能源的消费水平，假设经济总量达到目前美国的水平，需要消耗全球124%的煤、120%的铁矿石、108%的钢材、160%的水泥、100%的氧化铝。
我国单位产值的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比德国高4.97倍，比日本高4．43倍，比印度高1．65倍。我国石油的可开采量仅为我们需求量的11.1%，天然气为4.3%，铁42%，铜18%，煤炭最高为55.4%。
照此发展，世界的颤抖将不会因为中国的发展，而因为全球资源对这种发展方式的支撑将坍塌。 国际上发达国家一般采取本国主导的贸易发展模式，主要由本国企业以贸易方式获取定单和进口原料，主要集中于深加工、高附加值产品的加工，产业链条长，知识产权和研发营销等高端掌握在自己手中。
我国制造业规模居世界第四位，但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占万分之三左右，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自有品牌产品出口不到10%。因此，贸易增长模式转变的前提，是整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整个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我国已经取得的经济能力和人才储备。
从粗放型经济转向集约型经济，从粗放型贸易增长模式转向集约型贸易增长模式，决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现实的选择，是我国经济经过一段高速发展时期后，在对我们付出的成本和代价进行反思后，所做出的新的战略选择。 第三，推动我国实现从以低端工业制成品出口为主体向以中高端工业制成品为主体转型 应逐步完成我国出口产品的二次转型。
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贸易出口第一次转型完成了从农产品、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的转型。第二次转型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尽快实现从低端工业制成品为主向中高端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贸易结构转变。
1980—2005年，我国初级产品出口比重从51．6%逐步下降到6.4%，工业制成品比重逐步从48.4%上升到93.6%。按照联合国ＢＥＣ分类，2005年我国出口商品中，资本品占26.4%，中间产品占39.9%，消费品占32.5%。
我国目前的工业制成品比重已经超过国际平均水平，与德国处在同一水平上，这是我们前20多年贸易发展战略的结果。不少人认为低端产品就是我们的传统产业和传统产品，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同样是服装，意大利服装价格是我们的几倍、十几倍或几十倍；同样是钟表，瑞士钟表价格在全球的高企已经数十年，等等。
从低端工业制成品为主向中高端工业制成品为主转型，不是放弃我们好不容易培育和发展起来的、有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如服装、鞋帽、箱包、玩具、家具等产业，而是提升这些产业创造产品的能力，提升这些产业的研发设计能力，提升这些产业开拓国际市场通道的能力和现代市场营销能力，提升这些产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能力，从而创造我国产业的软实力、软资源和国际竞争力，创造同一产业或产品的技术含量、附加值和售价，创造更多的无形资产。从低端工业制成品为主向中高端工业制成品为主转型，也不能满足其他国家高技术产业向中国转移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加工环节。
看起来出口中高新技术产品比重越来越高，但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带动和溢出效应随着外商独资化而递减。 从低端工业制成品为主向中高端工业制成品为主转型，着力点是提高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获利的比重，延长我国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链条，从每一个产品、每一个产业做起，要像意大利服装、瑞士钟表一样，下功夫做品牌，做附加值，做无形资产，做国际市场份额中的商品置换，这样才能从“微笑曲线”的底部向“微笑曲线”的两端爬升和发展。
第四，推动我国实现从以出口导向为主的贸易政策向贸易平衡政策转型 中国在26年的改革进程中，一直是以出口导向为政策基调，花了很大力气千方百计促进出口，这在当时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但是，这种政策导向已经使不少人形成思维定式，把出口作为成绩，把贸易顺差作为成绩，很多地方以出口增长作为干部政绩的表现，如果出口增幅减少，贸易顺差减少，一些领导干部就认为外贸出了问题。
中国贸易顺差过大，2005年贸易顺差超过1000亿美元，今年顺差又比去年有更大幅度的增加，与这种政策导向有直接关系。 应该对贸易顺差进行客观分析，贸易顺差并不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表现，更不是一个国家在贸易中获得的真实利益的表现，顺差并不是财富。
中国的顺差是国际分工、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的结果，是其他国家企业生产制造基地向中国转移、生产制造环节向中国转移的结果。我国多年形成的政策导向应适时进行调整，需要调整和转变我国“流出财富，留下顺差”的贸易政策体系，应致力于贸易平衡。
在调整中，务必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应该通过扩大进口而不是压缩出口来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二是把9411亿美元的外汇用起来，减少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第五，推动我国实现从低价格、低层次竞争向互利共赢战略转型 我国一些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是以低价“倾销”、低层次竞争为主要手段的。
英国《金融时报》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对外贸易——买啥啥贵，卖啥啥便宜”。 买啥啥贵。
近几年我国成为全球初级产品市场的最重要的大买家，我们进口的大宗商品价格一路上扬，从2001年中期至2011年底，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了120%，铁矿石价格上涨了30%，铜矿石上涨了100%，大豆价格上涨50%。在此基础上，2005年国际市场原油和铜的价格又分别上涨43%和53%，亚洲地区铁矿石价格上涨71.5%。
2005年至2006年上半年，由于价格上涨，我国仅在铁矿石进口方面就多支付了约34.81亿美元，折合人民币287亿元。 卖啥啥便宜。
目前，中国为世界每一个人生产1双鞋子、2米布和3件衣服，出口服装177亿件，而每件只售3.51美元；出口鞋子60亿双，每双仅售2.5美元；羊毛衫出口单价仅为4美元。过去10年，我国皮鞋、布鞋、球类、伞、鬃刷、热水瓶等6种小商品出口额增长了5成，但平均价格却降低了20%以上。
中国稀土出口量2011年是1990年的9倍，平均价格却下降46%。一些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低价竞争，自相残杀。
在ＷＴＯ反倾销案件中，对中国反倾销的案件最多，达到1／7，低价竞争不仅使我们难以获取应得的利益，而且容易引发贸易争端。 根据美国摩根士丹利的研究，过去十年中国出口的质优价廉产品，仅2011年就使美国消费者节省了将近1000亿美元，美国公司从中国制造的产品中获得的利润近600亿美元，占标准普尔公司全年利润的10%以上。
但是我们并没有遭到表扬和礼遇，迎面而来的是反倾销等贸易摩擦。我们决不能再做这种“赔本赚吆喝”的事情了，决不能继续再以低价格、低层次竞争来开拓国际市场了。
实施互利共赢战略，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战略，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发展对外经贸合作关系的核心和精髓，也是中国提高可持续贸易能力的必然选择。 第六，推动我国实现从以货物贸易为主向注重提高服务贸易比重转型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世界服务贸易增长速度超过货物贸易增长速度，服务业终将成为主导产业，它带来世界各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2003年，发达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1%，发展中国家也达到51%。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1980年至2011年，国际服务贸易增长了5.8倍。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2007年全球服务外包转移额将超过6000亿美元，2010年将超过1.2万亿美元。 服务品是进入流通的无形商品，消耗所在国资源少、对环境破坏少、市场风险少、产品附加值高。
要改变我国贸易量大、利润小、价值少的状况，应加大服务贸易的比重。在世界服务贸易中，发达国家所占比重高达75.8%，而中国服务贸易是连年逆差，2011年逆差为97亿美元，2005年为94亿美元。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在世贸组织分类的160多个服务贸易部门中，按照承诺已经开放了100多个，占62.5%，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提高我国服务贸易的比重，有了更好的条件和基础，这应成为我国贸易转型的战略选择。
第七，推动我国从单向“引进来”向“走出去”与“引进来”并重的战略转型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主要以“引进来”为主，在我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联系日益密切的新形势下，进一步拓展我国经济发展的市场空间，不能只靠把投资者“引进来”，变成我国的贸易额再出口到国际市场的常规做法，应该把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点放在贸易转移上。通过投资带动贸易发展，缓解与所在国的产业冲突与就业冲突；转移国内有优势或过剩的生产能力，开发新的市场，真正实现市场的多元化，减少国际市场风险；转移贸易顺差，促进出口商品原产地的多元化，减轻我国承担全球经济失衡的压力。
实施“走出去”战略中的贸易转移，是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大举措，是逐步形成我国自己的跨国公司的重要途径。必须解决我们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互相拆台和恶性竞争问题，这是中国企业最丢分的地方，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产品即使质量档次提高了，价格也上不去。
必须解决企业谋求自身利益与履行社会责任的问题，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为其税收、就业、合理利用资源等带来好处，遵守东道国的法律法规，尊重当地风俗习惯，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必须要低调行事，对一些对外合作敏感项目多做少说，甚至只做不说防止被蓄意炒作，功亏一篑。
第八，推动我国从单一对外贸易政策向综合型、协调型对外贸易政策转型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年内基本结束，中国市场已经与世界市场全面接轨，国内规则已经与适应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国际规则全面接轨，对外开放从政府主导的、过渡式的、局部的、渐进的进程转向面向全球的全面开放。应加强各个相关部门对外经济政策的协调性，形成整体化的国家对外贸易战略。
美国之所以强大，除了军事等力量外，其经济力量主要来自流通先导型经济，来自国家的整体对外经济战略，美国GDP占全球GDP的34%，但美元在全球外汇交易中的比重达62%，占全球外汇储备的比重达64%，占全球贸易结算中的货币分布达66%；美国股市市值占全球资本市场市值的52%；美国石油储备达到7亿桶，占全球储备总量的50%。强大的现代流通能力使美国保持竞争优势，美国贸易逆差去年达到8000多亿美元，但每年至少流入的5500亿更低成本的资本，支撑着美国经济的发展。
目前我们在外资、外贸、外汇和外交等方面进行的研究、采取的政策和策略等都是分割的，部门色彩比较重。出台的政策要么互相矛盾，政策作用互相抵消，要么不管政策出台后的连锁反应和迭加效应，不顾出台政策的时机和节奏，密集地、狂风暴雨般地砸下来，结果使好的政策走向反面，最后再不得不重新设计或调整。
进行对外开放战略包括对外贸易的调整，首先要真正研究清楚一些重大的关键性问题，建立一个各个部门相互协调的新的对外开放政策体系，形成新的国家对外开放包括对外贸易的新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