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2010 年全国106个城市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农民工的职业上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工在行业内的职业垂直流动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并且可以通过个人努力实现职业地位的上升。初次进城务工时职业为一般劳动者，目前职业为管理或技术人员的农民工比重为712%。初次进城务工时无固定职业者实现职业上升的比重最高，其次为商业服务业员工和产业工人。在控制了一些可能影响农民工职业发展的行业因素（比如行业性质、企业所有制类型）之后，以文化程度、进城务工时间为标识的人力资本显著地影响了农民工从一般劳动力上升为技术精英或管理精英。这些研究表明，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了资源分配机制和机会结构的变化，也为农民工群体打开了职业上升通道。
关键词：农民工；职业上升；人力资本；行业分割
中图分类号：C9132；C9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7）06-0090-15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706009
收稿日期：2016-12-03；
修订日期：2017-07-2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经济转型期农民工职业垂直流动与市民化研究”（15YJC790088）。
作者简介：石智雷，经济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人口与健康研究中心主任。
How Many Migrant Workers Have Get upward Mobility in Career：
The Role of Human Capital and Industry Segmentation
SHI Zhilei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 and Laws，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dynamic monitoring data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2010 on the promotion of migrant workers’
occupation as well a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We find out that the occupation mobility is common for the migrant workers；
they could get upword occupation through hard working now. The migrant worker usually become unskilled bluecollar workers when they enter city， 712% of the migrant worker are manager or skilled worker.
The migrant workers who had no fixed jobs when they first entered cities for work are the largest groups that get upward mobility in career. Moreover the business service staffs are more likely to get upward mobility in occupation； the business service staffs are more likely to become inspanidual businesses， and the industrial workers are more likely to become a professional.The migrant workers who have got more education and spend more time working in cities also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to become a manager or a professional and a private entrepreneur.
Keywords：
migrant workers； upward occupation mobility； human capital；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人口与经济》2017年第6期
石智雷：有多少农民工实现了职业上升？
一、研究回顾与问题提出
目前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处在剧烈的重组、整合和发展之中，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结构性流动，本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对于农民工群w，学术界在其职业流动的方向上至今未达成共识。部分学者研究认为，农民工一般初次职业流动由于实现了就业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转换，收入大幅改善，而再次职业流动基本上是水平流动，工作级别和待遇改善并不明显，工作的改变并没有带来职业的变化和社会地位的上升[1-5]，他们的跳槽多是一种“原地踏步”[6]。也有学者得出不同的结论：朱静基于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发现，不论是农民工还是非农业流动人口，都呈现职业不断向上流动的趋势[7]。严善平利用2003和2009年上海就业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外来人口中从非正规部门流向正规部门的人员比率明显上升[8]。符平、唐有财和江立华利用全国26个省份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有近10%的农民工真正实现了基于职业的向上流动[9]。以上研究都是基于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结论的差异性主要来自于数据调查的时点和样本量不同。由大样本调查结果可以判断，从2003年开始农民工逐渐显现出职业上升流动趋势。但是关于目前农民工职业上升的比重和路径，还需要全国范围的调查和更为深入的实证研究作为支撑。 说到农民工职业上升的影响因素，人们往往关注制度因素在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中的作用[10-12]，认为依托于户籍制度而形成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产生了持续的就业歧视效应[13-15]。由社会位置本身所带来的不平等和由占据社会位置的人所带来的不平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16-17]。劳动者的社会流动是以上两种结构性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是前者来自于制度，后者取决于个人的努力。
在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是对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部门成长壮大，包括国有部门在内的所有企事业单位灵活利用市场的调节机制，在录用员工、决定员工晋升等方面享有了很大的自主权[18]。企业作为理性的市场参与主体，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职员的聘用和管理上会主要参照边际劳动生产率。所以个人拥有的人力资本越多，他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也就越高，相应的职位晋升的机会当然也就越多。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了资源分配机制和机会结构的变化，其直接的作用是弱化了制度约束，提高了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率[19]。一般来说，给定初始职业，受教育年限越长的劳动者职业上升的概率也就越高[20-22]。
在我国，改革开放引入了市场和竞争机制，文化程度、技术水平等因素在劳动者职业垂直流动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逐渐凸显。目前已有研究发现，随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对外来劳动力的歧视在下降[23]。考虑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社会关系对个人职业发展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比如：父亲的身份为党员将增加子女获得党员资格的机会，而党员资格的取得也将增加个人向上流动的可能性[22]；父亲的“工作单位部门”影响了儿子能否进入单位的核心部门[24]。严善平进一步在人力资本模型中导入家庭背景和工作努力情况对职业地位实现的影响，认为对个人来说，“家庭背景―基础教育―工作后努力情况―现在的职业地位”在时间序列上形成了前后的因果关系[25]。以上理论都有经验研究的支持，但是他们的研究对象为一般城市居民。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流动有其特殊性。首先，家庭背景对于农民工群体的职业上升失去了显著的作用。农民工离开家乡到城市务工，其父母一般都在农村，且多为种地农民，农民工在城市的职业发展只能依靠自己[26]。其次，在农民工向城市转移以及职业水平流动中社会资本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农民工职业上升的影响并不明显[27-29]，在符平、唐有财和江立华的研究中甚至发现社会网络对农民工的职业垂直流动有负向影响[9]。本研究认为在农民工职业垂直流动中，人力资本发挥着主导作用。贝克尔（Becker）研究发现，在一个市场化较完备的环境中，新迁入的移民主要凭借人力资本来实现经济地位获得[30]。奇西克（Chiswiek）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新迁入美国的移民，他们务工和居住时间越长，技术、经验等人力资本积累越多，越有可能实现经济地位的提升[31]。沃尔德（Walder）等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研究也发现，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学历对于城市劳动者实现职业上升的作用越来越大[32]。但是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上，工作环境和工作稳定性差，缺少晋升机会，甚至人力资本因素（教育和资历）与工资收入和职位晋升几乎无关[32-34]。吴愈晓利用2009 年中国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等人力资本因素对低学历劳动者经济地位获得没有影响，他们只有通过职业流动来实现收入增长[35]。
劳动力市场差异始终是存在的，尤其是基于行业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差异。但近些年随着劳动力市场机制的完善，这种差异对农民工职业发展的影响发生了哪些改变？进城务工30多年后的今天，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职业垂直流动状况和职业上升路径怎样？揭示农民工群体内部职业上升的“游戏规则”是考察农民工群体发展状况及中国劳动力市场所处阶段的关键所在。本文基于2010 年全国106个城市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农民工的职业上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刻画农民工在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过程，研究农民工如何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应对市场转型中机会结构的变迁。
二、实证研究设计与数据介绍
1农民工职业上升的衡量
要想知道农民工是否实现了职业上升，首先要对农民工的职业地位进行衡量
对职业垂直流动的测度一般有两种策略，一是利用面板数据，追踪调查被访者职业的变迁；二是通过被访者对职业历程的回顾，追溯调查被访者的职业经历。第一种策略对职业的测度更为准确，但是追踪调查对一般居民可以实现，由于流动人口的高流动性，一般的追踪调查只能获得很少的流动人口数据，并且难以实现持续的追踪，比如CFPS、CLDS等。所以对流动人口的职业经历调查采用回顾式追溯调查更为合适。和排序，目前主要采用的方法是职业声望评价 [36-38]。李春玲基于中国城乡社会结构变迁调查数据，利用修正后的布劳和邓肯设计的社会经济地位指导扑愎式，把原先的300 多个职业细类归并为161种职业分类，在此基础上进行职业声望分层[39]。
然后要在职业评价的基础上对研究对象的职业进行再分类。埃里克森（Erikson）等人根据雇佣关系、权威、技能和部门四个标准，将西方劳动者职业分为10大类[40]。而沃尔德将中国劳动者的职业划分为3类：管理精英、技术精英和非精英。第一类管理精英，主要是政府、企业等单位管理人员；第二类技术精英，主要是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第三类为一般务工人员，如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人员，也包括农民[41]。
本研究结合中国农民工群体实际情况，借鉴已有研究的结论和方法，将农民工的职业划分为7类：管理精英、技术精英、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无固定职业者。其中管理精英、技术精英、私营企业主属于农民工群体第一阶层，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和无固定职业者属于第二阶层，农民工从第二阶层进入第一阶层就为职业上升。而把个体工商户界定为第一和第二阶层之间的中间过渡阶层。 2数据与样本选择
本文使用的是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该数据由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于2010年4月采取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抽样方法，对全国106个城市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16―59岁之间男女人口的调查而得到。被调查对象包括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106个城市、2456个街道、4912个居委会或行政村、122548个流动人口个案。为避免在同一户中出现2名或以上个人调查对象的情况，调查要求采用“分组法”后的按户排列的合格个人名单不得少于100人。被调查的106个城市包含了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地级市和县级市，东、中、西三大区域在城市数量上分别占452%、274%、274%。问卷内容包括被访者基础信息、子女状况、就业状况、社会保障状况和生活情况等信息。
本研究在数据选取上采用如下几点标准：扣除城镇户籍的流动人口，只保留农村户籍的流动人口，即农民工样本；扣除流入地为“兵团”的样本，以保证样本之间的类型可比性；样本的个人信息、职业信息等存在缺失的不予保留。共有86711个符合条件的样本调查数据。其中男性5007%。按照文化程度划分，小学及以下占2225%，初中文化程度占5871%，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占1635%。按照流动类型划分，跨省流动占4771%，省内跨市占3502%，市内跨县占1727%。
用于分析农民工职业上升的总体特点、分因素特点以及初始职业为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无固定职业者职业上升特点的样本都为同一样本，共计16632个。为了符合研究，我们把调查问卷中“初始职业”回答为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或无固定职业者，并且“现在职业”回答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或个体工商户的个体，称为实现了职业上升。鉴于回答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农民工过少（10个），代表性不强，本文不再对其作单独分析，仅在统计职业上升比例的指标时加以考虑。
3实证模型构建
有多少农民工实现了职业上升？哪些农民工实现了职业上升？又是凭借什么实现的？这是本文实证分析部分要重点回答的问题。首先我们将总样本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目前职业为第一次流动获得；另一种是目前职业经过一次以上变动工作获得的
这里的职业变动是职业水平变动，变换了工作单位，并未考察在变换工作岗位或地点的过程中是否发生了职业上升或下降。。比较这两种类型农民工的职业分布差异，以考察职业水平流动和职业垂直流动的关系。这部分的研究重点是分析那些初次外出务工时处于第二阶层的农民工，谁进入了第一阶层。
然后构建计量模型分析农民工职业上升的影响因素。我们从三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分析农民工的职业地位获得，二是分析初次流动的一般劳动力如何实现职业上升，三是分析产业工人和服务业员工的职业上升路径。计量分析的基本模型如下：
VOMit=α1+β1PCit+1CEit+φ1Qit+ε
上式可以解释为农民工i实现职业上升的概率受到了个人的人力资本以及行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因变量VOMit是农民工i是否获得了较高的职业地位。自变量PCit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CEit指农民工所处工作单位的行业环境，Qit为其他控制变量，ε为随机扰动项。利用多元Logistic模型可以对上式进行估计。
（1）
因变量。在农民工职业地位获得决定模型中，因变量是职业地位。如果该农民工目前的职业处于第一层次设置为1，否则设置为0。在农民工职业上升决定模型中，如果该农民工初次流动时为一般劳动力，而现在的职业处于第一层次，则设置为1，其他设置为0。基础样本中删除那些初次职业处于第一层次的农民工。
（2）自变量。
人力资本是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一般界定为劳动者受到教育、培训、工作经验、健康等方面的投资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在本研究中我们用四个指标来衡量：①受教育年限，是r民工接受正规教育的时间；②进城务工时间，用调查时点时间减去首次进城务工时间计算得到，体现农民工的非农工作经验；③年龄和性别，体现农民工的身体素质，一般来说青壮年劳动力身体素质状况更好，男性较女性体能状况更强。
此外，自变量中还涉及
行业环境。在有关中国转型时期劳动力市场分割及其衍生的社会不平等的研究中，“国有―非国有”部门分割一直是主要关注点[42]。也有研究认为，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和部门分割不断弱化的同时，城市劳动力市场出现了行业分割[43]。行业分割造成了不同劳动群体进入垄断行业的机会差别，派生着新的不平等结构[44]。模型中我们引入农民工所在就业单位的行业类型和所有制类型。
三、农民工的职业上升与流向：描述性分析
1农民工职业上升的总体状况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城镇就业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城镇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占全体就业人员的比重从1995年的649%下降到2011年的465%，16年间下降了18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城镇私有单位就业人员占全体人员的比重也从169%上升至493%，增加了4168万人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
。其次，城镇就业人员中流动人口的比重明显增加。对比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可以发现，从2000年到2010年，全国总就业人口中流动人口的比重从392%上升到865%，在作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的管理精英中流动人口的比重从314%上升为1167%，在专业技术精英中流动人口的比重从271%上升为725%（见图1）。可见，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员流动已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而进入21世纪，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上升逐渐突破户籍制度的限制，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也可成为城市部门的管理精英或技术精英。劳动力的就业流动化程度提高，意味着城市劳动力市场竞争机制的相对完善。 由于各个职业进入壁垒的不同，农民工在职业分布上也存在差异。表1统计结果显示，总体
在原始数据基础上，筛选出户口为农村户口，且现在职业为非缺失值的，共计86711个。上，农民工分布人数最多的职业是个体工商户，占3453%加尼翁（Gagnon）等根据2005 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统计结果得出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的自我雇佣比例（包括雇主和自我经营者）为24%，这一数值低于本研究所使用的2010年全国调查数据统计结果，可以认为从2005到2010年这五年间，农民工群体从事个体工商户的比重有所增长。，其次是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业员工，分别占2379%和1840%。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共占总数的997%。通过首次流动时的初始职业和现在职业的对比
在原始调查数据基础上，筛选出户口为农村户口，且“是否为第一次流动”回答为“否”，“第一次流动时职业”和“现在职业”为非缺失值的，共计21629个。发现，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以及个体工商户的从业比例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第一次流动时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农民工只有660%，个体工商户只有1249%，而现在该比重分别增加到909%和3401%。同时，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无固定职业者和商业服务业人员的比例都呈现下降趋势。
从表1可知，被调查的农民工实现职业上升的占3587%
为了消除进城务工时间过短给农民工职业上升带来的障碍，我们删除了进城务工时间在5年及以下的3580个农民工样本后再加以考察，在剩下的13052个农民工中，我们发现，实现职业上升的占4042%，未实现职业上升的占5958%。。
同时，农民工职业上升通道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个体工商户、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和经理人员，而进入相应职业的农民工分别占2742%、634%、127%和078%。
2性别、年龄、婚姻、教育程度、外出务工年限和本地逗留时间
农民工的素质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就业能力和就业机会，其人力资本与职业选择存在密切的联系
[45]，较高的人力资本存量对他们职业上升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性别上看，男性农民工中实现职业上升的占3832%，比女性农民工这一比例高631个百分点。此外，男性中成为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都要高于女性，而成为个体工商户的比例低于女性，详见表2。
年龄上，农民工的职业地位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倒“U”型变动，在40岁之前，职业地位上升的比例起初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而提高，40岁之后，职业地位上升的比例又会随着年龄的持续增大而降低。同时，农民工成为管理精英和私营业主的比例随年龄的变化趋势都符合此规律。
婚姻状况上，已婚的农民工比离婚或丧偶的农民工更有可能实现职业上升
为了排除不同婚姻状态下年龄差异给职业上升带来的影响，我们分别分析了表2中各个年龄段下农民工婚姻状况与职业上升的情况。结果表明，已婚农民工职业上升的比例比离婚或丧偶农民工这一比例都要高。。这可能是因为离婚或丧偶给农民工带来的心理挫折负面影响了他们的职业提升。
在文化程度维度上，受教育年限越长农民工实现职业上升的概率也就越高。统计结果显示，小学
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实现职业上升的比例为3361%，而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这一比例也会随
之上升，当达到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时，这一比例增加到了4615%。这说明农民工教育程度越高，则越有可能进入较高的职业层次。较高的文化程度是农民工成为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或专业技术人员的重要条件。高中或中专及以下文化程度职业向上流动的农民工中个体工商户最多，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职业向上流动的农民工中专业技术人员最多，这反映了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实现职业上升的重要性。
在是否接受^政府组织的与就业相关的培训上，培训与否，农民工向上流动进入的职业也有所不同。接受培训的农民工更有可能成为经理人员或专业技术人员。外出务工年限越长，农民工实现职业上升的可能性越大。进城务工5年及以下的农民工实现向上流动的比例为1927%，随着务工时间的增加，这一比例也逐渐提高，20年以上务工经历的农民工这一比例增加到了5254%。同时，本地逗留时间的影响作用也有类似结论。即农民工在当地逗留时间越长，越有利于他们的职业上升。此外，从外出务工年限和本地逗留时间对比来看，在两者取值大约相同的情况下，后者对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的促进作用更大。这表明农民工务工地点的频繁更换不利于其职业更好地发展。
3流动类型、区域分布、单位性质和行业分布
流动类型反映了农民工迁移距离的远近，从表3可知，从流动类型上看，省内跨市的农民工实现职业上升的比例为 4343%，是三种流动类型最高的；其次为市内跨县，而跨省流动这一比例最低。表明外出务工的距离对农民工的职业发展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并且适度的迁移距离会起到促进作用，而距离过远则作用相反。
从就业区域
本研究中把就业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东部包括北京、天津、石家庄、沈阳、大连、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宁波、温州、福州、厦门、济南、青岛、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珠海等48个调查城市点；中部包括太原、长春、吉林、哈尔滨、合肥、南昌、郑州、武汉、长沙等29个调查城市点；西部包括呼和浩特、南宁、重庆、成都、贵阳、昆明、拉萨、西安、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等29个调查城市点。
上看，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实现职业上升以及上升为各个职业的比例都比东部要高，两者分别高2026和2753个百分点，而中西部这一差异较小。这可能是因为在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即使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上，综合素质较强的人也相对集中，而农民工由于其自身条件的制约，在职业角逐时缺少竞争力，实现职业上升的难度就更大。 从当前就业行业
按照国家统计局对行业标准的划分，科研和技术服务业是指自然科学、农业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医学等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气象服务，地震服务，海洋服务，测绘服务，环境与生态监测，地址勘察，工程技术，农业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以及节能技术的推广服务等。交通运输和仓储业是指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仓储业和邮政业。社会服务业指家庭服务、托儿所服务、理发美容、保健洗浴等居民服务业，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以及清洁服务业等其他服务业。
来看，科研和技术服务业的农民工实现职业上升的比例最高，为8351%，其次为批发零售业的7919%，住宿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也相对较高，均在45%以上；而建筑业、制造业这一比例较低，前者为2785%，后者为1189%。此外，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社会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的农民工向上流动的职业人数最多的是个体工商户，而建筑业、制造业、科研和技术服务业最多的是专业技术人员。
4初职为一般劳动力的职业上升路径
如表4所示，首次外出务工职业为无固定职业者实现职业上升的比重最高，为450%，一种解释是无固定职业者的职业高流动性，恰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不满足于现状的进取心与追求更高层次职业的积极性，而这正是一个人实现职业上升的基本素质。其次是首次外出务工为商业服务业员工，占3884%。从向上流入行业来看，四类职业者的职业上升流入人数最多的行业都是批发零售业，其次是住宿餐饮业，这反映了传统低端服务业成为农民工向上流动的巨大吸收器。
从职业上升路径来看，农民工向上流动进入的职业以个体工商户为主，其次是专业技术人员，排在第三的是单位管理人员。另外，初次外出时无固定职业的农民工实现职业上升的比重最高；商业服务业员工实现职业上升概率高于产业工人。产业工人的职业上升路径主要是成为专业技术人员，或者是私营企业主；而商业服务业员工实现职业上升后3232%成为个体工商户，485%成为专业技术人员。可能的解释是商业服务业员工绝大多数（8620%）集中在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和社会服务业，而他们随着外出务工年限的增加会逐渐熟悉本行业的日常经营管理，加之这些行业的个体工商户进入壁垒较低，因而成为这一职业可能性就较大。
四、农民工职业上升的决定因素
农民工的职业上升是本研究的重点。分析只局限于初职是一般劳动力的样本，而将初职处于第一阶层的个案排除在外，并且初职类型或现职类型缺失的样本也不保留
虽然负二项回归模型（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model）允许每一个个体职业上升的概率有差异，但前提是每一个个体都有职业上升的可能性。现实生活中有的人确实因为某种原因初次就业就进入了第一层次，如果将他们放在一起估计，就会有选择性偏误（selection bias）的问题。。在初次外出务工时的职业处于第二阶层，而现在的职业为第一阶层，我们认为该农民工实现了职业上升。
表5的回归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民工实现职业上升的重要因素。受教育年限越长，农民工从初职一般劳动者上升为管理精英或技术精英的概率也就越高。具体来看，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农民工成为管理精英的概率会增加532%，上升为技术精英的概率增加145%。文化程度对农民工上升为私营企业主有正向作用，但对农民工选择个体经营有负向作用，且都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可能的解释是，个体经营有一定的风险，文化程度高的农民工更容易在单位内成为管理或技术精英，那么他们再选择个体经营的机会成本就会高于文化程度低的农民工。创办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不同，后者的门槛较低，而选择自主创业则要对文化程度有一定的要求。外出务工的时间越长，该农民工上升为管理或技术精英的概率就越高，也更倾向于从事个体经营。进城务工时间每增加一年，农民工上升为管理精英的概率提高7%，上升为技术精英的概率提高51%，选择自主创业的概率增加95%。可见，外出务工积累的不仅仅是工作经验也有自主创业所需要的资金资本。年龄和农民工的职业上升成倒“U”型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工实现职业上升的概率先增加后下降。和女性相比，即使起点都是一般劳动力，男性r民工更容易实现职业上升。
在不同行业，农民工实现职业上升的概率有所不同。以交通运输、电煤水生产供应等行业为参照，农民工在制造业内容易上升为管理精英，但是不容易成为技术精英，在制造行业自主创业更是困难。进入建筑行业对农民工实现职业上升都有着正向影响，且都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也就是说农民工进建筑行业上升为管理精英、技术精英以及成为雇主的可能性都非常高。可能的解释是在建筑行业，农民工成为工头、技术工的门槛较低。在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社会服务业等低端服务业，农民工更容易上升为管理精英，自主创业成为私营业主的可能性也更高，但是农民工不容易学得技术，上升为技术精英的概率很低。相比较而言，在高端服务业农民工更容易上升为管理精英和技术精英，并且也容易上升为私营业主。
企业的所有制类型不同农民工的职业上升路径也会有所差异。和三资企业相比，农民工在国有企业内更容易学得技术，从而上升成为单位的技术精英；与此同时，农民工在私营企业就职则更容易上升为管理精英。
五、产业工人和服务业员工的职业上升路径：行业分割的跨越
首次外出务工时的职业
为产业工人或商业服务业员工的农民工
，进入第一阶层就业有四条主要路径：成为管理经营、技术精英，或者自主创业成为个体户甚至是私营企业主。表6是产业工人职业上升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管理精英是农民工中的精英分子，往往是农民工奋斗的方向，虽然这一群体人口规模和所占比例很小，却是不可忽略的一个群体。哪些农民工从产业工人上升为管理人员了呢？回归结果显示，文化程度高和工作经验丰富的农民工，更容易从产业工人上升为管理人员。农民工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从产业工人上升为管理人员的概率会提高295%。进城务工时间每增加一年，从产业工人上升为管理人员的概率会提高94%。从行业性质来看，农民工从产业工人转入批发零售业和社会服务业等行业，更容易从产业工人上升为管理人员。同样是第二产业，农民工在建筑业更容易从产业工人上升为管理人员。从企业的所有制类型看，在私营企业的农民工，从产业工人上升为管理人员的概率更高，而在国有或集体企业没有任何优势。另外，青壮年、男性农民工 相比其他类型农民工
更容易从产业工人上升为管理人员。
S富的人力资本是促进农民工从产业工人上升为技术人员的重要因素。农民工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从产业工人上升为技术人员的概率会增加188%。分行业来看，在建筑业农民工更容易从一般工人上升为技术人员，而留在制造业内的农民工就不容易从一般工人上升为技术人员。产业农民工进入批发零售、餐饮住宿和社会服务业等低端服务行业也不容易上升为技术人员，但是如果进入高端服务业成为技术人员的概率就更高。另外，和三资企业相比，农民工无论是在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从产业工人上升为技术人员的概率都更低一些。另外，从产业工人上升为技术人员的概率来看，男性农民工是女性的459倍。
文化程度较高、进城务工时间较长的青壮年农民工从产业工人成为私营企业主的概率更高，创业的行业集中在建筑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以及社会服务业等行业，其中以建筑业和住宿餐饮业为主。而文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农民工，不倾向于从事个体经营。但是随着进城务工时间的增加，产业农民工成为个体工商户的概率也就越高，个体经营的行业选择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的概率高于从事社会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可见农民工的创业还是以城市传统的低端服务业为主。
哪些农民工从服务业员工上升为管理人员了呢？如表7所示，人力资本对于农民工从服务业员工上升为管理人员有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农民工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从服务业员工上升为管理人员的概率会增加704%。进城务工时间每增加一年，从服务业员工上升为管理人员的概率会增加135%。首次进城务工为服务业员工上升为管理人员一般还是分布在商业服务行业，比如从事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社会服务业以及高端服务业，并且行业类型一般仍是在私营企业，进入国有企业或三资企业的概率很低。
值得注意的是，人力资本对于农民工从服务业员工上升为技术人员失去了作用。初职为服务业员工的农民工无论是进入制造业，还是留在餐饮住宿、批发零售等传统低端服务行业，都很难成为技术人员，只有在高端服务业才能获得技术。但是如果他们进入的是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成为技术人员的概率明显要高于三资企业，也会高于私营企业。文化程度越高和进城务工时间越长的农民工从服务业员工成为私营企业主的概率越高，创业的行业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业和高端服务业，他们一般不选择餐饮住宿和社会服务业，也很难在制造业成为私营业主。而文化程度较高的服务业员工，不倾向于从事个体经营。但是随着进城务工时间的增加，服务业农民工成为个体工商户的概率也就越高，个体经营的行业选择批发零售业的概率明显高于其他行业。可见初职在服务业的农民工，自主创业的范围一般还是局限在服务行业，详见表7。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发现，即使在控制了一些可能影响农民工职业发展的行业因素（比如行业性质、企业所有制类型）之后，受教育年限、非农就业经验积累等一些人力资本因素也显著地影响了农民工从一般劳动力上升为技术精英或管理精英。初次进城务工时职业为一般劳动者，目前职业为管理和技术人员的农民工比重是712%。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实现职业上升作用存在明显差异。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工越有可能从初职一般劳动者上升为管理精英或技术精英。以进城务工时间为标识的经验积累也成为影响农民工职业上升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对于农民工从一般劳动者转为个体经营而言。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工的职业地位呈现倒“U”型变动，尤其是对于成为管理精英的影响更为明显。相比较而言，男性比女性农民工更容易实现职业上升。
农民工职业上升的主要路径还是在传统低端服务业，比如在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和低技能社会服务业等行业内从事自我经营，或者成为专业技术人员。农民工进入高端服务业的比重相对较低，但是一旦进入，他们实现职业上升的可能性会明显高于低端服务业。劳动力流动和行业分割逐渐被打破，农民工已经逐步进入国有单位内部就业，并且开始走上技术岗位。相比进入国有单位，进入私有企业的农民工更容易走向管理岗位。初次外出务工时的职业类型不仅仅是农民工职业发展的起点，它还影响着农民工未来职业发展的路径，初次外出务工时没有固定职业的农民工实现职业上升的概率最高。与产业工人相比，初次进城务工的职业为商业服务业员工更有可能实现职业上升。初次外出务工职业为产业工人的农民工也会转到服务行业成为管理人员，但是初次外出务工为服务业的农民工职业垂直流动一般还是在服务业内部。
通过对农民工人力资本效应的研究，可以得到至少两个方面的启示。第一，如果在控制了一些人力资本因素之后，表征行业特征的因素对农民工职业上升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可见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上行业分割现象依然存在，非市场力量的影响力不容忽视。第二，在已有的文献中，对于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研究更强调按户籍制度区分的市场分割[46]，如果排除户籍制度因素，单纯考虑农民工群体，一些与劳动生产率有关的特征会影响职业上升，那么，可以确认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的作用已经得到凸显，非市场力量逐渐失去了在劳动力市场中对农民工职业地位获得的决定性影响，如行业分割和就业歧视，等等。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了资源分配机制和机会结构的变化，也为农民工群体打开了职业上升通道。根据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发展经验，中国城市化比重已经突破50%，未来会进入加速城市化时期，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他们在短期内很难获得市民身份，农村的社会网络也难以移植到城市中，他们还要重新学习城市的语言、交际方式以及生活方式。但是，市场经济给了他们更为公平的机会，只要他们足够努力，一样可以在城市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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