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摘要使用微观调研数据分析大学毕业生的省际流动特征，发现其就业地点大多为毕业院校与生源地所在省份；东部地区的跨省就业发生率高于中西部地区，跨省就业发生率随学历层次的提高而增加；地区之间教育收益率差异与工资收入的学历差异揭示了大学毕业生的省际流动决策同时受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二元Logistic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产业结构、生源地因素、生活环境与自然环境均能影响大学毕业生的省际流动。因此，地方政府应从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构建宜居环境入手，吸引高学历人才，进而服务于当地经济发展。
关键词：（中）关键词省际流动；教育收益率；经济因素；生活环境；自然环境
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F241.4；C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8）01-0069-10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8.01.007
Abstract：（英）摘要This paper uses survey data to analyze college educated workers’ interprovincial mobility， we found that most of the graduates choose to work in the province where their graduate institutions or origin places belong to， the rate of labor mobility in the eastern region is higher tha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the probability of the workers mobility rises along with their education level. The difference in the benefit of education among regions reveals that the migration decision of graduates could be influenced by both economic and noneconomic factors. This paper used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to study the factors effects the flow of the graduates. We found tha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living environment，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origin place are the main consideration of graduates’ migration decision. Therefore， the local government should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build livable environment to attract highly educated personnel to serve th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英）P键词interprovincial flow； educational return； economic factor； living condition； natural condition
一、引言
关于劳动力流动问题学术界最初认为这是一种由一些外部事件的负向冲击所引致的现象，如经济衰退、自然灾难以及战争等因素所造成的人口被动搬迁过程[1]。后来，随着各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区域经济的相互渗透，劳动力自愿流动现象逐渐增加，学者将劳动力的流动行为纳入社会选择框架下进行研究，当前关于劳动力的流动行为选择主要存在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劳动者的效用是关于收入的函数，其流动决策遵循成本收益法，追求最大化货币化效用的行为选择路径。鲍哈斯（Borjas）基于Roy模型构建了一个劳动力流动的标准模型，模型假定在给定工资和价格水平下，个体选择消费和地点来最大化其消费水平[2]。同时，搬迁成本、终止当前工作的损失以及新工作和新家的搜寻成本等流动成本问题也逐渐被纳入此框架中[1]。在成本收益框架下，劳动力发生流动的动机是追求相对收入最大化，劳动力的流动方向是朝着可以获得最高收入的地区，且流动最终会使得均衡时流入地与流出地工资相等，许多学者利用此框架研究劳动力流动的行为选择问题，且得到了经验验证，例如，鲍哈斯使用1970―2000年波多黎各和美国的人口普查数据，研究劳动力流动引致劳动力供给变化所带来的工资和就业机会的变化，实证分析发现：波多黎各流入与流出的劳动力人力资本特点存在很大差异，波多黎各相对吸引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入而低技能劳动力流出较多；同时，劳动力的流入使竞争者工资降低，劳动力流出使竞争者工资增加[3]。
第二种观点认为，人们进行跨区域流动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水平，更多是为了提升生活质量与幸福指数，而经济状况的改善未必会带来生活质量的改善与幸福感的提升。因为流动后绝对收入增加而相对收入未必增加，且更高的收入往往伴随着更大的压力，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进行工作和交流，较少的时间进行娱乐活动[4]，另外，由于流动的劳动者在社会经济方面都面临不利状况，会对身体造成负面影响，往往导致身体健康状况变差[5]。而社会服务、生活环境、文化和政策环境等非经济性因素是影响生活质量的主要变量[6-7]，因此，在此框架下，劳动力流动行为具有复杂性，其效用水平是由一系列因素决定的，包括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劳动者在流动时除要考虑流动期间损失的收入和交通成本外，还需权衡与亲人朋友的疏远以及社会关系网的重新建立等心理成本[8]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和信息通讯等外部条件的便利性。 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之前一直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劳动者只能在户籍归属地工作和生活，城乡之间以及城市之间的流动被明令禁止，这一时期不存在劳动力的迁移和流动问题。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以及区域之间的往来不断增强，户籍制度才有所松动，劳动力逐渐流动到外地城乡工作，由此我国的劳动力流动问题才逐渐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当前我国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工城乡流动问题上[9]，对于具有高等教育学历水平劳动力跨省就业的分析较少。我国自1999年开始实施高校扩招政策以来高校毕业生规模迅速增加，1999年高校毕业生人数为101万，2010年增至630万，2017年将达到795万
资料来源于人民日报，网址链接：http：//edu.people.com.cn/n1/2017/0124/c1006-29045025.html，其增速远高于同期经济增长水平。近几年，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总量和结构问题尤为突出，如何妥善安排和引导大学毕业生顺利就业，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也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劳动力的省际流动会导致区域就业与人口增长率的差异，进而影响创新与经济增长[8]，尤其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劳动者能够带来巨大的外部经济收益，如能为地方贡献更多的税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投资增长等[10]。因此，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动机留住与吸纳高学历人才，研究大学生的省际流动，分析跨省就业的影响因素不仅能够为地方的未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劳动力市场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同时也能够为个体的升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持。在此背景下，本文使用微观调研数据，研究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劳动者的跨省就业行为，分析其省际流动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二、大学毕业生的省际流动：方向与特征
1.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与政策研究”（14BSH107）的问卷调查。该调研范围涉及东北地区、西部地区、华北地区、珠三角地区及长三角地区共21个省市，调研对象为劳动力市场中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就业群体，调研目的是获取真实、可靠的资料研究大学生的就业质量问题，以期实现更高质量就业，调研涉及批l零售业、制造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农林牧渔业、建筑业、住宿餐饮业、IT业、采矿业等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十余种行业。本次调研共收回问卷5049份，剔除学历信息缺失的问卷后，剩余4905份问卷。由于本文研究大学生的跨省就业发生率问题，在国外求学回国就业的群体不属于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对这部分群体加以剔除后，本文的样本容量为4190，样本的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从性别分布来看，样本中男女分别占51.04%和48.96%，比例较为协调；从年龄分布来看，40岁以下占比达98.02%，其中25―30岁者占52.82%；从学历结构来看，以本科学历为主，博士群体数量相对较少；从单位性质来看，样本中劳动者就职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比例各占30%以上，就职于在政府及事业单位的比例为17.36%，就职于三资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比例均不足10%；从行业分布来看，制造业和金融保险业占比均在20%以上，IT业和社会公共行业分别为9.15%和5.88%，其他行业如批发零售业、房地产业、建筑业等占比均在5%以下，分布较为均匀；从劳动者毕业院校所属的区域分布来看，东、中、西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按经济发展政策及经济发达程度的不同将我国内地31个省市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各占46.13%、42.86%和11.00%。
2.劳动者就业地域选择
（1）省际流动发生率。
本文以劳动者的工作地点与毕业院校
劳动者获取最高学历的院校所在地。是否在同一省份（自治区、直辖市）来衡量跨省就业情况，若二者不在同一省份，则视为发生跨省就业；反之，则视为省内就业。在此定义下，跨省就业发生率Mi如（1）式所示，Xii指毕业院校与工作地点都在省市i的劳动者人数，Xik代表毕业院校所在省市为k而流动到i省市就业的劳动者人数，i≠k。
整体上来看，样本中有73.46%的劳动者留在毕业院校所在省市就业，因此总体上劳动者的跨省就业发生率为26.54%。从三大区域比较来看，中部地区的劳动者留在毕业院校所在省市就业的比例最高，为78.86%，西部地区次之，为70.31%，东部地区最小，为69.11%，说明在东部地区劳动力的省际流动最强，吸纳了较多外来劳动力。这主要源于我国实行的渐进式改革使东部地区得到较多的政策支持，加之地理位置优越，东部地区引进了更多的国外先进技术和高技术资本设备，进而提供更多的复杂性工作岗位，吸引较多的人才流入[11]。
专科、本科、硕士和博士学历劳动者在毕业院校所在省市就业的比例依次为83.02%、73.17%、63.47%和50.94%，说明劳动者留在毕业院校所在省市就业的比例随学历层次的提高而下降，跨省就业发生率随学历层次的提高而增加，专科、本科、硕士和博士学历劳动者的跨省就业发生率依次为16.98%、26.83%、36.53和49.06%，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学历水平越高的劳动者对信息的处理效率越高进而其流动性越强[6]。从三大区域的比较来看，在各学历层次上中部地区劳动者留在毕业院校所在省市的比例相对较高，而东部地区则明显低于样本的平均水平。
女性劳动者更倾向于留在毕业院校所在省市就业，总体上男性留在毕业院校所在省市就业的比例为71.19%，明显低于女性75.85%的水平，各区域也表现出这一特征。从区域比较来看，各地区跨省就业发生率由高到低依次为东部、西部和中部。
工作经验为3―5年的劳动者留在毕业院校所在省市就业的比例为76.14%，而工作经验在6年以上的劳动者这一数值为73.10%，说明随工作经验的积累劳动者的省际流动发生率会有所提高，各区域也表现出这一特征，中部地区最为明显。 （2）生源地就业比例。
整体上看，样本中有77.75%的劳动者在生源地所在省市就业。从三大区域来看，中部地区劳动者在生源地所在省市就业的比例最高，达88.43%；西部地区次之，为72.09%；东部地区最小，为69.46%，说明相对而言，东部地区吸纳的外来劳动力人口最多，详见表2。
专科、本科、硕士和博士学历劳动者在生源地所在省市就业的比例依次为88.72%、78.87%、60.94%和36.17%，说明劳动者在生源地所在省市就业的比例随学历层次的提高而下降，学历层次越低的劳动者越倾向于留在生源地所在省市就业。从三大区域的比较来看，在各学历层次上中部地区劳动者留在生源地所在省市的比例明显高于样本平均水平，而东部和西部地区则相对较低。
整体来看，样本中79.58%的女性劳动者在生源地所在省市就业，而男性劳动者这一数值为76.08%。从区域比较来看，西部地区劳动者在生源地所在省市就业的性别差异最为明显，76.28%的女性劳动者选择在生源地所在省市就业，这一数值较男性劳动者高7.66个百分点；东部地区71.75%的女性劳动者在生源地所在省市就业，男性劳动者这一数值为67.79%；中部地区劳动者在生源地所在省市就业的比例在88%以上，且男女差异并不明显。
工作经验为3―5年的劳动者在生源地所在省市就业的比例为64.94%，而工作经验在6年以上的劳动者这一数值为77.85%，说明随工作经验的积累劳动者更倾向于回生源地所在省市就业，各区域也表现出这一特征，其中东部地区的表现最为明显，在东部地区工作且工作经验在3―5年的劳动者在生源地所在省市就业的比例为45.71%，当工作经验为6年以上时这一数值增加至69.49%。
3.教育收益率的地区差异分析
本文采用经典的明瑟方程来估算教育投资回报率[12]，该方程将个体的收入水平刻画成关于人力资本因素（教育和工作经验）的函数，认为学习一种技能的过程不仅需要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同时需要工作经验的积累，其中，学校教育与个体的收入水平是正相关的，个体受教育水平的增加会提高其收入水平；而工作经验积累与收入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即在参加工作的早期，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技能水平得到提高，使个人的收入增加，随着年龄的增长，由于技术过时和体能下降等问题，个体的生产能力下降，产生人力资本折旧，从而使收入水平出现下降趋势，因此，劳动者的收入关于工作经验的积累呈现“先增长后下降”的抛物线形式。模型构建形式如（2）式：
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整体上东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明显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劳动者的教育收益率为11.81%，中部和西部地区仅为5.05%和7.09%；同时，东部地区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学历差异明显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在东部地区，具有本科学历劳动者的工资收入较专科学历劳动者高出15.78%，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该值仅为13.06%和8.37%。在东部地区，具有硕士和博士学历劳动者的工资收入较专科学历劳动者分别高出54.38%和78.54%，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该值仅分别达到23.50%和43.00%、27.08%和62.15%，这意味着与专科学历相比，学历层次越高的劳动者在东部地区将获得越高的工资收入。
由于劳动者教育收益率的地区差异明显，且地区之间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学历差异较大，说明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大学毕业生的省际流动并非仅仅受收入因素驱动。因为按照罗伊模型的假设，劳动者按照收入最大化原则决定是否发生流动，即使考虑到各地区的生活成本与物价水平不同，导致教育收益率无法直接比较，但是由于各学历层次的劳动者在同一地区面临的生活成本是相同的，各地区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学历差距应该是一致的或相差不大，而我们的样本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各地区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学历差距相差很大。因此，可以断言，在我国专科以上学历劳动者的省际流动决策并非是按照收入最大化原则进行的，而是由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共同决定。
三、大学毕业生跨省就业的影响因素
1.模型构建
样本数据表明我国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学历差异明显，与专科相比，在东部省份就业的本科、硕士及博士学历劳动者工资收入更高一些，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劳动者工资收入等于其边际产出，那么教育回报率的地区差异意味着地区之间具有高等教育学历劳动者的生产率差别很大，在东部省份就业的劳动者生产率更高一些，劳动力流动没有使劳动生产率形成空间一致。达尔（Dahl）认为地区之间劳动者收入的学历差异显示了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者对各地区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响应不同[13]。因此，本文在研究大学毕业生跨省就业影响因素时，分别对各学历层次大学毕业生的省际流动加以考虑，估算其关于个体特征、经济因素以及非经济因素变量的反映。
人力资本理论强调劳动力流动决策因个体特征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年龄、性别会显著影响个体的流动倾向，尤其在发达国家，一般来说年轻人（20―35岁之间）的省际流动发生率更高一些，男性劳动者比女性的省际流动发生率更高，受教育水平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变量，一般而言，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个体省际流动发生率也较高。
经济因素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关键变量，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能为劳动者提供更高收入和更多就业机会，常用的有代表性的经济变量是人均GDP[6]。产业结构也会显著影响劳动力流动，第三产业是吸引高校毕业生的主要领域，且通讯和交通技术等高端服务业的发展，能够极大地方便人们生活，促进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8]。关于流动成本通常使用物价指数或房地产价格指数来指代[6]。
非经济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第一，工作环境、居住条件和当地基础设施等因素不H会影响个体劳动生产率进而产生工资差异[14]，同时还会影响大学毕业生的生活质量。第二，生源地因素会影响省际流动路径。由于长期的居住和学习经历，使大学毕业生早已习惯生源地的城市文明及饮食和语言习惯，同时，大学毕业生在生源地的社会关系网较为完善[15-16]，而流向新的地方就业，会对个体造成压力进而侵蚀其精神健康[9]，因此，大学生更愿意在生源地或院校所在地就业。 其中，Pej代表学历水平为e的个体j发生省际流动的概率，若样本个体j发生省际流动，则P=1，反之，则P=0。解释变量分为5个维度共11个变量。第一，个体特征（Ij），包括性别和年龄，其中个体的婚姻状况也是影响流动的重要变量[13]，但由于本文研究大学毕业生的省际流动，其在进行就业流动决策时绝大多数为未婚，因此本文在此处未考虑婚姻变量。第二，经济因素（Ew-s）包括人均GDP、第三产业占比以及城市住宅平均销售价格，这三个指标分别反映了经济的总量与结构以及生活成本对大学毕业生省际流动的影响。有学者认为距离是影响省际流动的重要变量，较长的省际流动距离意味着更高的流动成本以及对信息获取能力的降低[6，17]，但诺瓦克（Nowok）等基于主^幸福感框架的研究结果表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与流动距离无关[4]，因此，本文对距离变量不加以考虑。第三，关于生源地因素（Oos）本文构建了一个哑变量，定义当个体生源地与毕业院校在同一省（市）取值为1，不在同一省（市）取值为0。第四，生活环境因素（Lw-s），包括城市人均交通和通讯支出、每万人拥有的公交车辆以及城市人口密度3个变量，前两个变量分别代表城市交通和信息通讯的发达程度以及交通的便利性，而城市人口密度越大越有利于社会互动从而增加收入水平[18]。第五，自然环境因素（Nw-s）包括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与垃圾无害化处理率2个变量。模型各解释变量的定义如表4所示。
此外，模型中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不仅会影响外来劳动力的流动，同时也会受到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为对于一个地区而言，外来劳动力（尤其是高学历群体）的流入通常会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同时对生活环境与自然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为避免出现内生性问题本文的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使用滞后一期的2013年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2.参数估计结果
个体特征对大学毕业生跨省就业的影响存在学历差异。①对各学历层次的大学毕业生而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男性与女性劳动者的跨省就业发生率不存在显著差异。②对于专科和研究生学历的大学毕业生而言，年龄不能显著影响其跨省就业。而本科学历大学毕业生的跨省就业发生
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小的趋势，其中Aj的系数值为0.6979、Aj2的系数值为-0.0106，拐点发生在32.92岁，详见表5。
经济因素对大学毕业生跨省就业的影响也存在学历差异。①对各学历层次的大毕业生而言，人均GDP是影响其跨省就业发生率的显著变量，一般而言，大学毕业生倾向于流向人均GDP较高省市，但该变量的系数值接近于0，说明其影响较微弱。②本科和研究生学历劳动者对产业结构优化反应较为敏感，平均而言，某一省份的第三产业占比较毕业院校所在地每高出1个百分点，将引起具有本科和研究生学历劳动者的跨省就业发生率分别增加24.26%和10.33%。而该变量对专科学历劳动者的影响并不显著。③住宅销售价格对专科和本科学历劳动者的省际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其系数接近于0，说明影响较为微弱。研究生学历劳动者的省际流动对住宅销售价格的反应不敏感。
生源地因素是影响大学毕业生发生省际流动的显著变量，且其对省际流动发生率的影响随大学毕业生学历层次的提高而降低。样本分析结果表明，对于生源地与毕业院校不在同一省（市）的具有专科学历的大学毕业生而言，其省际流动发生率是生源地与毕业院校在同一省（市）的40.97倍，而对于本科和研究生学历劳动者而言该值分别为21.68%和6.78%。
生活环境因素对大学毕业生的省际流动具有显著影响，其中，①城市人口密度与交通和通信支出变量对各学历层次大学毕业生的系数均接近于0，说明其对大学毕业生省际流动的影响比较微弱。②对于专科学历劳动者而言，某一省（市）中的城市每万人拥有公交车数量较毕业院校所在省（市）每增加1辆，将引起其省际流动发生率增加21.43%，而对于本科和研究生学历劳动者而言该值分别为22.14%和28.40%，说明大学毕业生的省际流动发生率对流入地的交通是否便利反应较为敏感。
自然因素变量对专科学历劳动者的省际流动影响不显著，而对本科和研究生学历劳动者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某一省（市）的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较毕业院校所在省（市）每增加1平方米将引起本科和研究生学历大学毕业生的省际流动发生率增加20.19%和9.99%；某一省（市）的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较毕业院校所在省（市）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带动本科和研究生学历大学毕业生的省际流动发生率增加2.50%和5.49%。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使用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与政策研究”（14BSH107）项目的调研数据，分析具有专科以上学历劳动者的省际流动情况，发现样本中劳动者留在毕业院校与生源地所在省份就业的比例分别为73.46%和77.75%。将毕业院校与工作地不在同一省（市）视为发生省际流动，样本中劳动者的省际流动发生率为26.54%，且存在区域和学历差异，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大学毕业生的省际流动发生率分别为30.89%、21.14%和29.69%。相对而言，东部地区吸引了较多的人才流入，专科、本科、硕士和博士学历劳动者的跨省就业发生率分别为16.98%、26.83%、36.53%和49.06%，跨省就业发生率随学历层次的提高而增加。
明瑟方程回归结果表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劳动者的教育收益率存在较大差异，分别为11.81%、5.05%和7.09%；且东部地区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学历差异明显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相对而言，学历层次越高的劳动者在东部地区将获得的工资收入越高。说明我国专科以上学历劳动者的省际流动决策并非是按照收入最大化原则进行的，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共同决定了其省际流动行为。本文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大学毕业生省际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综合考察了个体特征、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对各学历层次大学毕业生省际流动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如下。 对专科学历劳动者而言，个体特征因素（包括年龄和性别变量）对其省际流动的影响不显著；经济因素（包括人均GDP、第三产业占比以及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对其省际流动发生率的影响也不大；生源地因素能够显著影响大学毕业生的跨省就业，相对于生源地与毕业院校在同一省（市）而言，二者不在同一省（市）时，其跨省就业发生率高出近40倍；同时，专科学历劳动者在进行省际流动决策时更加关注交通的便利性，而自然因素对其省际流动决策的影响不大。
对本科学历的劳动者而言，个体特征因素中性别变量对其省际流动的影响不显著，其跨省就业发生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小的趋势，且拐点发生在32.92岁；经济因素中，人均GDP与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对其省际流动的影响不大，第三产业占比对其省际流动发生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对而言，某一省（市）第三产业占比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引发其跨省就业发生率增加24.26%；相对于生源地与毕业院校在同一省（市）而言，二者不在同一省（市）时，其跨省就业发生率高出近20倍；另外，本科学历劳动者在进行省际流动决策时不仅关注交通便利性，同时自然环境也会对其跨省流动决策产生影响。
对研究生学历劳动者而言，个体特征因素（包括年龄和性别变量）对其省际流动的影响不显著；经济因素中，其仅对产业结构是否优化反应较为敏感，相对而言，某一省（市）第三产业占比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使得其跨省就业发生率增加10.33%；相对于生源地与毕业院校在同一省（市）而言，二者不在同一省（市）时，其跨省就业发生率高出近6倍；另外，交通便利性以及自然环境也会对研究生学历劳动者的跨省流动决策产生影响。
综上，产业结构对具有本科和研究生学历劳动者的省际流动具有重要影响，说明第三产业（尤其是通信和交通技术等生产性服务业）是吸纳高学历群体的重要领域，故地方政府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有利于吸引与留住高学历人才，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同时，交通便利性能够显著影响专科及以上学历劳动者的省际流动，自然环境也能够影响本科和研究生学历劳动者省际流动，这说明大学毕业生在择业时注重考虑“目标工作地点是否宜居”。因此，对地方政府而言，增加城市公交车投入保证出行的便利性、加强公园绿化面积和垃圾无害化处理等自然环境建设、构建宜居城市才能有利于吸引人才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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