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百年发展与互动
一、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发展渊源
在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都是出现于19 世纪中叶前后,发展源流也基本相似。其中社会学一般是以1838 年法国思想家孔德首创“社会学”这一术语作为学科起源;而人类学则是以1863 年英国伦敦人类学学会的创立作为学科地位奠定的标志。实际上,早期这两门学科的界限不是非常明晰的。它们一起从孔德那里传承了实证主义,并奉之为本学科的宗旨。1906 年,著名英国学者弗雷泽就曾经说过:社会人类学是社会学中研究原始民族的一支。而英国人类学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大师布朗也曾把社会人类学称为“比较社会学”。[1 ] (P61) 不仅如此,初期的人类学者主要是对异民族文化史料进行分析,其自身则很少从事实地参与观察和田野工作,而这点恰被认为是后期的人类学者从事学术研究所必修的一课。① 他们的这种研究方式也因之被后来的人类学者指责为是“坐在摇椅上的人类学家”,即只注重对史料的分析而不注重实地调查研究。
由于现代西方“复杂社会”不是过去人类学所醉心研究的小规模、结构单一的“原始社会”所能比拟的,因此,当人类学转向研究现代西方社会时,就必须在方法论上作出调整和更新。以往那种民族志式的研究范式,就不能完全照搬过来了。此时的人类学者不得不借鉴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其他学科的某些研究方法,如统计学的量化分析方法等。这样,人类学和研究现代社会的社会学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某种融合的趋势,人类学和社会学原有的分工界线也因此趋于模糊化。
二、解放前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互动
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从西方引介到中国后的早期约30 年间(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前) ,这两门
学科的联系并不十分紧密,两者有明显的学科分工。其中社会学主要研究汉族社会,而人类学则主要研究少数民族社会文化,两者间的学科互动相对较少。实际上,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关系反而显得更为密切。原因之一在于:按照英美国家的通常学科分类法,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文化(社会)人类学,都是属于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当一贯倡导以异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引介到中国本土,自然就把少数民族当作本学科最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人类学和民族学彼此之间因之都有对方的学术传统,学科互动也较为频繁。①
至于社会学,这门学科一开始就以研究汉族社会为己任,开展了大量的针对汉民族城市和乡村社会的调查。事实上,中国早期的社会学调查,很多是在外籍学者的指导下进行的,采用的基本是大范围的抽样统计方法,行业性比较强。[7 ] (P54 - 57) 直到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前,社会学中对单个汉族社区进行人类学式的调查研究还很少,可谓凤毛麟角。
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真正结合是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这一时期,一方面是国内有不少青年学子纷纷到西方国家留学。他们中有的人同时兼修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课程,如蔡元培、吴文藻、陶孟和、杨 等都是如此。这批人学成归国后,很自然地倡导要把社会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而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的是吴文藻。作为早期公认的倡导社会学中国化的代表性人物,他开创了为时人所称道的以社区研究为特征的“中国社区学派”。正是由于这些学者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才真正开始逐步有机结合起来。
由于早期的中国社会学不太提倡搞实地研究,针对这点,吴文藻特别强调要引入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从事社会学实地调查研究。社区研究就是这一学术取向和实际工作相结合的结晶。作为“中国社会学派”的开创者,吴文藻选择了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功能主义学派的民族志研究方法作为社区研究的最主要方法,其突出的特征是强调实地参与观察和全观性。他所倡导的研究策略在他的学生费孝通、林耀华等人的研究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费孝通。由于受过严格的人类学方法训练,费孝通利用社会人类学方法对汉族乡村社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个案研究,包括对苏南“江村”、“云南三村”的研究堪称经典之作。特别是20 世纪30 年代他对“江村经济”的研究,被他的老师———英国人类学功能派大师马林诺斯基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它有两个标志性的意义:一是使人类学从对原始的简单社会研究转向对现代复杂的文明社会的研究;二是开创了人类学者研究本土文化之先河。[12 ]经历了实地社区调查阶段之后,费孝通进一步提升到探讨中国农村的基层社会结构,进而探讨中国城乡社会之间的关系,成为促进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科互动的实践者。
如果认真阅读马林诺斯基为费孝通所著的《江村经济》所写的序言,可以发现马林诺斯基当时就是把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相提并论的。他指出:“中国社会学界已独立自发地组织起一场对文化变迁和应用人类学的真正问题进行学术上的攻关。”[11 ] (序言) 同时他也隐含性地把费孝通等纳入“中国青年社会学家”之列,尽管费孝通当时在英国主修的是社会人类学。
三、80 年代前后至今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恢复重建
1952 年,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被视为“资产阶级学科”而被取消,这两门学科因之整整中断了将近30 年。① 1978 年三中全会后,由于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提出要给社会学“赶快补课”,在这个前提下,社会学在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大力倡导、帮助支持下开始重新起步,慢慢得以恢复和发展。从总体上看,自1979 年社会学恢复以来,中国社会学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借用费孝通的话说,就是先“搭台”后“唱戏”,先在高校中成立起相关的科研单位,培养社会学
教学科研人才,编写教材等,然后边进行学科建设边进行实地研究。[13 ] (P76) [14 ]在社会学理论建构方面,由于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曾经中断了几十年,所以国内学界在译介西方社会学理论时,一般是以全盘性的引进为特征。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普及性介绍”为主的“启蒙”阶段(1979 - 1987) ,偏重于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支学科的“辞条式”的说明;第二阶段是对国外社会学理论研究形成独立的社会学研究领域的阶段(1987 - 1990) ,并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社会学理论原著;第三阶段是在继续翻译西方理论原著的同时,对国外社会学由介绍性工作转向研究性的分析,并与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发展趋向保持同步(1990 至今) 。[ 15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到90 年代中后期为止,中国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学科地位已经重新确立起来,社会学恢复和重建的任务基本完成。[16 ]和社会学相比,人类学的重建工作显得比较迟滞。社会学由于有国家政策的直接支持,故其恢复和发展的步伐显然大大超过人类学。也许是历史的偶然巧合,1978 年邓小平并没有直接提出也要给人类学“补课”,因此人类学并没有受到社会学的同等待遇。经过陈国强等学者的辛苦努力,1981 年中国人类学学会正式在厦门大学成立,这标志着中国人类学正式恢复重建。[18 ] (P46 - 47) 同年,中山大学成立了重建以来的第一个人类学系。1985 年厦门大学也成立了人类学系。所以一开始,人类学的恢复重建中心是在南方,而不是在作为文化学术中心的北京。
人类学恢复之后,其学科发展速度和学科影响力比社会学也缓慢得多。在90 年代之前,只有南方的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为数甚少的几所大学建立了人类学教学科研基地,人类学研究的中心主要在南方地区。而在权力和学术文化中心的北京地区,90 年代后因以王铭铭为代表的新一代到国外学习人类学的归国留学人员的大力宣传提倡,人类学学科的影响力才明显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后期的人类学研究人员及机构大部分是在已有的社会学或者民族学研究机构中析分出来,这点体现了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互动传统的复苏。不过,即使到目前,全国也仅有少数高等院校设有专门的人类学系、所教学研究机构,从事人类学教学研究的专业人员也非常有限。正如陈国强1996 年所指出的:中国的人类学后续力量缺乏,出版的译著、专著非常有限,无法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科研中心,其恢复的工作可以说举步维艰。[ 17 ] (P130 - 137) 因此人类学长期以来一直在社会学、民族学等几个学科的夹缝中生存,其学科知名度和影响力也远远低于社会学等学科。
在90 年代之前,中国人类学发展所面临的难题是多方面的。一是理论老化,高校设置课程还是停留在引介人类学古典式理论的基础上,对现代西方的人类学新理论却很少接触,尤其是对现代西方人类学的理论著作引介力度不够;二是人类学后继力量匮乏,新一代的人类学研究人员依然太少,难以形成有影响的学术研究团体。此外,在具体的研究领域内,大部分人类学者还是局限在研究诸如民俗、宗教等传统的“学术”领地,而没有投身于对中国现代化社会变革主流议题的“应用”研究,这点也限制了本学科的发展。尽管如此,中国大陆人类学的学科地位终于初步确立。
四、新时期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发展与互动
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科融合趋势日益加强。由于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空前的文化接触,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化冲突和文化碰撞问题。发展中国家在和发达国家接触以及在自身的现代化的历程中,同样面临着许多新的社会难题。这点在客观上为以研究“文化”著称的人类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机遇。而在这时候,人类学界刚好也出现了一种强调学科“应用”的倾向,部分学者不满足于单纯的理论学术研究,他们试图利用“人类学的知识、概念和策略来解决人类的社会、经济和技术性的问题”,借以提高人类社会的福祉[22 ] (P38) ,这样就出现了应用人类学。而此时,人们也发现人类学在处理某些社会问题上有其独到的策略和方法,人类学家因之享有“解决麻烦的能手”的声誉。[23 ]况且现在的人类学家也普遍意识到,人类学虽然一直标榜自己是研究“人类的科学”,可是以往的人类学所关注的只是小型的非西方社区,因此有必要重构人类学的研究视野,把整个人类社会都纳入研究的范畴。与此同时,其他学科包括社会学、经济学都发现人类学学科研究所具有的独特视角有助于人们认识这些学科自身所意识不到的问题。人类学因之而开辟了另一片新天地。
遗憾的是,在中国目前的人类学界,真正从事“应用人类学”研究的学者还很少。这在客观上又限制了这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作为一个文化非常多元的社会,中国正在经历
的急剧的现代化社会变迁为人类学的学科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也为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密切结合提供了一个天然的研究场景。针对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相对滞后于社会学的事实,人类学应该主动积极地融入对社会主流的变迁趋势的研究,以扩大其学科影响力。由于人类学惯于应用定性研究方法来研究小规模的社区,而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传统的乡土社会和现代的城市社会相互并存的典型二元结构社会,事实证明,要研究中国乡土社会,使用定性研究方式更为合适。实际上,人类学的实地调查研究方法不仅为农村社会学者,而且也被其他学科比如农村政治学者、历史人类学者所广泛采用。[24 ]毫不夸张地说,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比较有影响的农村问题研究论著,大部分是以实地调查来完成的,尽管从严格的人类学田野工作角度来说,这其中不少论著有“粗造”之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目前中国人类学者就完全停留在自己学科的领地里,陶醉于本学科的研究方法而忽视了运用社会学的定量研究方法。事实上,由于诸如SPSS 等便捷的量化处理技术的出现,使得人类学者也能够较好地应用这些技术对一些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结 语
综观中国过去百年中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发展历史传统,可以看出,这两门学科从西方国家引介进来之始,就有很强的“亲和性”。可以预见,进入新世纪,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科互动将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其实,换一个角度来看,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相互渗透对这两门学科都是一个新的转向,彼此之间因为融合对方而在无形当中焕发出新一轮的学术生命力,并扩大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科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