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大地在中国历史上一直都具有着独特的气质。地域上的相对闭塞，山林的叠嶂并没有阻拦住湖南人的爱国之心。从屈原的汨罗一跳开始，这片土地就注定了是一片洒满热血，承载更多诚挚之心的净土。而从近代说起，从无湘不成军的实力到湖南少年歌的气度，湖南人从来都不缺少来自于全国的关注力。同样，在文学方面也是如此。正是借用了湘军的豪气冲天与大义凛然，文学界也树立起独属于湘军的旗帜，异军突起，打造了当代中国文学界内具有鲜明特色的一支文学队伍。
一
谈及文学湘军，曾经的辉煌或许会让无数湖湘文人无限感慨。从20世纪70年代末，文学湘军这一说法的提出开始，文学湘军在全国的优秀作品评选中每年都榜上有名，而且在短篇小说这一领域更是有了湘军七连冠的现象。1980年代首届茅盾文学奖六部作品中，湘军中就占了两席，分别是莫应丰的《将军吟》和古华的《芙蓉镇》；继而，韩少功对文化的根的追寻引起了全国范围的文学寻根热，成就了《爸爸爸》《女女女》等经久不衰的名篇。其后，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孙健忠的《甜甜的刺莓》、水运宪的《祸起萧墙》等作品应声而起，一时名声大振，成为当时湖南文学中的“扛鼎之作”，带给人们无限惊喜与震撼。任光椿的长篇历史小说、未央的短篇小说、谢璞的中篇小说、谭谈的中篇与长篇小说等在当时的文学创作中，都属于佼佼者。而彭见明、蔡测海、何立伟、萧建国、残雪、刘舰平、叶之蓁等在内的年轻一辈的短篇小说，虽说是刚刚崭露头角，却不约而同地显示出极好的艺术素养，有着相当不错的文学前景。而且，其中有很多人步伐稳健，直至今日依然在笔耕不辍。
相信这些举国公认的成就对任何一个湖湘文人来说都可以带来无以取代的自豪感，任何一个湖南的有志之士对文学湘军曾有的辉煌都能够侃侃而谈。
二
文学湘军的昔日辉煌毋庸置疑，但是现在的湘军队伍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却慢慢被湮没，逐渐失声匿形。一般来说，有支持的地方就会有反对的声音，在对待文学湘军的问题上亦是如此。有人认为湘军的势力的确在不断壮大，但有人觉得文学湘军实际上已经随着莫应丰的离世、韩少功等人的离乡而溃散开来，已今非昔比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历史不可能重现，但也不可能倒退。而对于文学湘军而言，过去的辉煌是骄傲，更是激励与鞭策。我们以史为鉴，反思当下，便可以面向更好的未来。
近几年来，文学湘军中似乎缺少在文学界振聋发聩的声音，尚未出现能够轰动一时的佳作，对此，文坛的有志之士便皆为目前文学湘军的出路而痛心疾首。其实不然，在文学普遍被边缘化的信息电子化的时代，文学湘军依旧在兢兢业业地就地耕耘，湖湘作家们能紧扣时代脉搏，以敏锐的视觉，坚持贴近实际生活与人民群众，创造了一大批受广大读者喜爱的作品。长篇小说有姜贻斌的《火鲤鱼》、何顿的《湖南骡子》、曹旦N的《白吟浪》、张小牛的《割爱》、郑小驴的《青灯行》、骆小戈的《山水一方》、易清华的《背景》，以及唐浩明的历史系列小说等，其中有不少已被中国作协于2011年列入年度重点作品选题；报告文学有李仕铭的《使命》、陈建荣的《母亲的呼唤――走进吸毒者家庭》、纪红建的《韶山：伟人诞生的地方》；除此之外，还有刘舰平的诗集《心象》、皮朝晖的童话集《面包狼系列童话・能读能演的童话》等作品都被作为重点作品持续推进；还有谭仲池、朱赫、蔡测海联袂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尘梦剑胆》也摘得“剑门关文学奖”电影文学剧本奖。
湘军自成立以来便一直肩负着社会责任感，所以文学湘军自然没有忘却这一使命，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依旧心系湖湘大地上的点滴发展，从第六次作代会到现在，湖南作家发表出版的各类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如贺晓彤的长篇小说《钢铁是这样炼成的》、邓宏顺的长篇小说《红魂灵》等，这些都无不立足于湖湘大地的百姓生活，深切关注着时代与历史的冲突。特别是近年来天灾人祸的频频发生，文学湘军从来都是心怀真诚且深切的人文情怀，切身感受着人们的苦难与生命的意义，正如谭仲池在汶川地震后以对生命的敬畏出版了诗集《敬礼，以生命的名义》、胡丘陵用厚重的情感铺垫出诗作《2008，汶川大地震》等；文学湘军除了以诗歌的形式来寄托湖湘作家们对现世的关注与思考以外，那些与民众同呼吸共成长的作家更是以报告文学的方式将自己对社会的关注用更加直观地方式显现出来，陈启文以粮食问题为切入点写成了《共和国粮食报告》；胡启明记录了血防工作，完成了《洞庭作证》；阮梅曾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地震灾区用心谱成了《汶川记忆》，等等。
三
有着曾经的辉煌，文学湘军面向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势必会面临着很多问题：在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文学在整个社会体制里渐渐被边缘化，在新的发展环境下，文学湘军需要在面对世俗纷扰中处理好文学与经济利益的关系，摆正文学在当下发展的位置。
首先是要结合湖湘大地的本土特色，发展原汁原味的湘味文学，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湖湘文学的品牌。湖南地处中国的中部，山林叠嶂，交通不如东部沿海便利，地势不如华北平坦，于是造就了相对闭塞的空间，而这相对闭塞的空间却也筑造了另一番天地，稀释了外来文明的侵蚀，也较为完好地保留了古文化风俗的传承，为文学湘军的发展提供了别具一格的优势条件。自古以来，湖南所在的楚地一直都流传着“信巫鬼，重淫祀”的风俗文化，加之湘西与湘南多有土家族、苗族、侗族等40多个少数民族的夹杂，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文化冲击，便也成了巫楚文化的摇篮。因而也成全了现代大家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他的希腊小庙曾引得世人无限向往与企盼。而如今湘军中涌现出来的孙健忠、蔡测海、彭学明、石太瑞等人致力于湘西世界的开凿与发展，收获不小。湘军中不需要重现一个沈从文，也不需要再现一个供奉神的希腊小庙，湖湘大地除了有《边城》一般的纯净，还有着古文化中神秘的巫鬼文化和少数民族特有的美妙风情。所以，文学湘军可以致力于湘楚文化的系统发掘，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用不同的情感去描绘一幅又一幅别开生面的湖湘风俗系列画卷。 其次是在文学作品里挖掘人性制高点，为现实人生正名。在对文学的拓展上，文学湘军另辟蹊径，在当代文学史上走出了一条大道。以王跃文、阎真、肖仁福为代表所形成的官场小说已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热潮。王跃文的《苍黄》《国画》、阎真的《沧浪之水》等作品都是从官场入手，讲述了人物在仕途上的努力奋斗与纠结挣扎，体现了现代士人的入世艰辛。曾有人将此类文学书籍视为在官场上爬升的教科书，这便是对作家作品可笑的误解与荒谬的诱导。官场文学是市场经济时代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产物，这种现象本就是由人性褪色至扭曲而产生，官场文学也恰是作家在意识到如此现象之后生发出的对人生的情形呼号与对社会的良性呼吁。这是时代的产物，我们应该直面它。所以，文学湘军应该在选择揭露它的同时，更加提升其人物的人性力量，着力于挖掘人性的制高点，为现实里的官场人生正名。
再次，全面发展各类型文学。就文学的体裁来说，小说在近些年来确实广受读者与作者喜爱，但文学湘军中散文的创作也是紧随其后。唐浩明在继《曾国藩》《张之洞》一系列历史小说之后，又创作了《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等评点系列；李元洛创作出《诗词风景》《风骚百代》等散文集。在文学湘军中，儿童文学的发展也是不得不提的领域。老作家谢璞的儿童小说集《骨狼》《芦芦》、汤素兰的“笨狼故事”等作品在全国范围内保持了较高的水准。不过，文学湘军在巩固已有优势的文学基础上，更应该全面发展诗歌、戏剧文学、电影文学、文学评论等文学样式，不失偏颇，带领各类型文学齐头并进。
此外，构建和谐的文学机制，为文学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天地。一个集体的发展总是离不开其整体环境，文学湘军既然已发展成为顶着同一光环的群体，那体制的和谐便是集体赖以发展的温床。在20世纪末韩少功等人下海开始，便有太多太多的人宣称文学湘军的溃散，很多人对文学湘军失去信心。其后便大力呼号“重振湘军雄风”，但在一鼓作气影响寥寥之后却又偃旗息鼓。近年内确有很多“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出现，如李丹的散文集《天堂鸟》被收入《21世纪文学新星丛书》，且受到著名评论家雷达的高度评价，但是省内却是反响颇小。所以对文学的发展，文学湘军要善于用发展的眼光，以宽容的态度接纳更多的新人、包容有异于己的思想，不论是对于“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状况，还是对于各种文学现象的凸现，文学湘军都要给予客观且深刻的评价，以更为广阔的胸襟接纳或者引导他们。
或许新文学湘军的确没有昔日那么耀眼，但是他们确实存在着，并且是以一种隐而不显的状态存在着，这种存在是有着无穷的力量，而且一直是勇往直前。这是源于作家们来自对内心、对价值的追寻，是源于对社会、对民族的使命，是源于文人对生命、对历史的坚守与传承。可能新文学湘军在前行的道路上还布满荆棘，还铺满石子，但是有着这种所向披靡的精神面貌，有着百折不挠的精神支撑，新文学湘军则必是一只沉睡着的雄狮，积蓄能量与底蕴，等待着怒吼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