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流动农民；社会认同；操作化；地位结构观；网络结构观
一、引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转型。在这一社会结构大转型背景下，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导致城乡二元格局的社会制度也在发生着变革，这一变革对农民的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fication/identity）发生着重要影响。
1958年颁布施行的《户口登记条例》使个体从哇哇落地就烙上了与生俱来的标志：生在城市，就可以依靠一纸户口享受各种优厚的财政补贴，获得由国家统筹安排入学、就业、住房等各项权利；而一旦生在农村，一张农村户口就永远将个体隔离在封闭而贫瘠的黄土地，行动者主动选择自我身份道路基本上被堵死，除非通过升学、参军等有限的途径。社会认同是行动者自己确认、并为他人确认为具体群体的成员的现实和过程，如果持农业户口的行动者认为，拥有农业户口是地位低下的表现，而不予以承认，根本不会被他人所接受。此时，农民的身份是以国家权力为保障的制度性强加给予的身份，行动者对自己身份的认同也只能是一种被动性认同。
1978年以后，不论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以户口制度为核心的社会制度都发生了一系列变革，城市社会变得越来越宽容，越来越能容忍流动农民在其中生存与发展。目前户口制度改革对流动农民的基本态势为：小城镇户口放开、大中城市施行流动人口准入条件制而不是以前的人口控制指标，其中准入条件可概括为“具有合法固定的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这里暂且不论流动农民有几人可达此条件，但它所带来的是，在不远的将来，他们自主选择制度性身份将成为可能，尤其是对于经济收入比较高的流动农民来说更是如此，此时，社会认同将可能成为一种主动的自愿性选择而不再是被动的无奈的接受。
但不论怎么说，个体社会认同从被动到主动的变化，是一个社会走向开放的标志，是以社会制度和国家权力为支撑的社会场景发生变革的标志。因而，在社会转型时期，在户籍制度已开始走向弱化但还谈不上是本性变革的社会场景下，探讨流动农民这一界于农民与市民之间的“边际人”或从农民到市民的“过渡人”的社会认同现状，就有其价值所在。同时，而社会认同也正是米尔顿？戈登在其《美国生活中的同化》中提出衡量个体融合进主体社会程度的一个重要维度，其余六个维度是文化适应、结构同化、族际通婚、消除歧视、消除偏见、世俗生活同化[3].
二、何为“社会认同”
最初作为一个心理学范畴，“认同”与“自我”（self）是紧密相联的，通常指个体在社会生活中与某些人联系而与其他人区分的自我意识，理论大家有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艾里克森（erik erikson ）、米德（george mead ）。目前它的使用范围日益扩大，如成为民族政治领域中核心词汇，但同时也是过去几十年里社会科学领域中最起纠纷的概念之一。因它来源于心理学，而心理学多注重的是个体层次，因此一个个体对某一个体接纳是其本义，但由于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采纳，转为着重揭示个人与群体，甚至群体与群体的归属问题。应该说，这一自我意识是产生于群体间接触之后并感觉到彼此间存在差异或利益冲突，如果不与其他群体交往互动，或最起码的通过传播媒介而非形体式的信息接触，那这一意识必然不会产生，没有“他群”意识也就没有“我群”意识的产生。
同时，必须对“认同”与“角色”（role）两个概念予以区分。后者是由社会组织与制度所架构的规范来界定的，它影响个体行为的程度还取决于个体与这些制度或组织的协调与安排。而认同是行动者意义的来源，是个体在文化特质或相关的整套文化特质的基础上经由个别化而建构意义的过程，意义是个体为其行动的目的所做的象征性确认。对特定个人或群体而言，认同可能有多重的，因而是个体压力与群体冲突的重要来源。虽然认同可来自支配性制度，但只有行动者将之内化，且将其行动意义环绕着这一内化过程而建构时，它才成为认同。或者说，认同建立的是意义，而角色建立的是功能。[4]
近年来学术界对阶层认同、性别认同、国家/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等具体认同类型都有所关注，但研究比较深入或形成较系统理论的还是族群/民族认同（ethnic identity ）领域。何为族群/民族认同？它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同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5]，是“人们的个体与自己所属群体之间建立相互认可的一种主观性态度”[6]，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7].可见，它是行动者将自身归类到某一群体并与其他群体相区别的主观性意识。
那么它是如何产生的呢？在众多理论探讨中，大致有三大流派：原生论或根基论（primordialism）、想象论或建构论（constructionlism）、情境论（circumstantialism ）或工具论（instrumentalism）。[8]
原生论的基本假设是：人们处于某一社会中，与其他成员生活在一起，与他们相互联系，共享宗教信仰，说同一种语言，遵循共同的生产生活习俗，从而产生一致感，并油然而生感情认同，而且这样的认同是可以跨越时空而维持的。这一观点尽管注意到社会认同并非先天遗传而来，而是在后天环境中逐渐形成的，但它并没有注意到社会认同不是一成不变，而是能动的、动态的随着场景与个人情感的变化、利益关系的亲疏，而萌生、明晰并不断强化、弱化乃至多次反复的。
建构论的代表人物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国家、社群、民族等都是通过具体象征物（如旗帜、民族服装、仪式）等而想象出来的；一个想象出的群体，其想象空间可以无限和至高无上。之所以说是想象，因为即使是很小的族群，其成员之间也不可能全部相互认识，但在每个人的脑海中，却觉得与其它成员有亲密的关系，而这一想象与因文字出版而开辟的通讯方式有很大关系。[9]应该说，这一认识承继了迪尔凯姆（durkheim）有关宗教集体表征产生社会凝聚感的论点。
提出“族群边界”概念的barth 认为，行动者为了互动的目的，使用族群认同将自己和他人分类，在有组织的意义上，他们构成了一个族群；这一分类所依据的族群边界并不是其他原因生成的、双方间存在的客观差异，是分类者自己内心思想所认为的，是人们怎样自认为是一个族群，是一种“社会边界”，族群的维系正是取决于这一社会性边界的衍生、演变，并且这一边界还会增生出更多差异来，而这些差异或区别族群的外在特征只不过是族群认同和族群边界维系的结果。[10]moerman 在研究泰国北部的卢人时，发现他们的文化、语言等与当地泰人没有什么差异，但他们自己却认为他们不是泰人而是卢人，因此并不能从文化上将卢人从泰人中区分出来，他们之间差异仅仅是观念的不同，是卢人自己认为自己不同于泰人。因此，族群认同是主观性（subjective）而不是客观性（objective ）的，不能以客观特征来界定族群，而应以族群的自我主观认同作为界定族群的标准，尽管他人认为他们是一个独立的族群也是不可或缺的。
情境论比建构论要走得更远，它不仅强调族群认同的社会性，更强调其情境性、不稳定性和群体成员的理性选择，认为经济、政治结构等族群面临的外部环境引起和决定了其认同的出现、维持与变迁，引起成员的共同立场、利益意识、制度创建和文化建构。它强调族群认同对情境的回应能力，认为族群认同是族群以个体或群体的标准对特定场景及变迁的策略性反映，群体成员若认为改换认同符合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他就会从这个群体退出而加入另一个群体，如社会压迫会促使被压迫族群一致感的加强；在政治经济利益竞争中，族群领袖会利用族群认同来维持群体利益，因此也叫做工具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