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对社会层次的性的研究，性社会学可以应用、借鉴社会学的所有理论，而它自身的发展，也完全应该能够提出同样可以被其它社会学分支应用和借鉴的理论。
社会分层理论研究的是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下的个人，而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又是任何一个社会学分支都无法回避的，性社会学同样不能例外。本文便试图将笔者学习社会分层理论过程中的一些随感加以整理，而这些随感都落足于对性社会学研究的启示上。
一，富有的妓女：社会地位高还是低？
不同的学者对分层标准有着不同的定义。马克思认为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是经济地位，特别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而韦伯则从经济、声誉、权力三个角度来进行分层，考察在社会经济、文化、政治三个领域的不平等。而功能主义者帕森斯，则将规范与价值观念作为分层的依据，他的理由是，社会秩序正是通过规范与价值观念才成为可能的。
帕森斯的社会分层观可总结为如下４点：
１，在社会分层体系中，一个人的地位、身份是由其他人的道德价值观评价所决定的；
２，这种对一个人地位高低的价值估价，依据的是一种共同价值体系；
３，这种共同的价值体系是由首要的制度机构所塑造的。而究竟是哪一种制度能成为首要制度，是由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因素决定的；
４，那些实践了这种价值或观念的人则会得到较高的地位，此外也得到其它奖赏如收入、财富等。[1](P4)
按着帕森斯的理论，像在美国这类重视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一个人在经济结构中的位置越高，他的社会地位也越高；而在像前苏联那种政治机构的位置高于经济机构的国家，一个人的政治地位越高，他的社会地位才越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分层中，意识形态起着重要的作用。“所有这些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特征，表现了意识形态在引起一种根本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分层体系中的建构角色。” [2]
以性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我们同样可以由帕森斯的分层观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人与主流社会的性价值观的距离越大，他的社会地位也就越低。
举例来说，在**为公众普遍接受，甚至**女被称为“神女”的文化体系中，性工作者（sex worker）的社会地位至少不会比从事其它“正经”职业的妇女更低；而在**为社会所不耻的国度，对“暗娼”的贬低与压榨便应运而生了。
应用这一理论同样可以对一个同性恋者社会地位进行分析，在更重视经济地位的美国，人们通常并不会认为一个富有的同性恋者比一个贫穷的异性恋者的社会地位低；但在重视价值倾向、政治角色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同性恋者却可能被国家法律视为罪犯，即使他经济上富有（事实上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不允许存在这种经济上阶级差别），其社会地位仍然是低下的。同时可以发现：在性自由度更为开放的社会如美国，许多异性恋者虽然也对同性恋者抱歧视态度，但远比在性自由更为缺少的中国要少得多，美国文化下的同性恋者也更容易因为他在其它方面的成绩而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比较而言，在一个对同性恋更多歧视的文化下，一个公开了身份的同性恋者将更难以在社会阶梯上攀登，甚至会从现在的阶层中跌落下去。
上面的例子又涉及到了多元分层问题。一个生活在歧视**文化下的极为富有的性工作者，从经济的维度看，她可能属于社会上层，而以声誉的维度看，她则无疑归于社会下层。这就出现了地位相悖的问题，即每个人依据不同的分层标准，处于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地位相悖造成了人际交往中的紧张和冲突。
让我们的思考再进入到职业流动领域。费兹曼认为，职业分层基本含义是社会经济，职业流动之基本甚至唯一根据也是经济地位。这是因为，“在美国和其它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社会中，职业不平等的基本内核是社会经济地位，而非职业声望。”这一观点看轻声望在职业流动中的作用，认为声望也是由经济决定的。但这有一个大前提，那便是在市场经济和核心家庭的条件下。[3]
费兹曼的论述，仍然可以被我们应用到对性工作者行为的分析中，前提是承认**也是一种职业。学者们发现，如果说她们进入这一职业是因为经济因素，那么流出这一职业则是为了改善声望。
那么，我们这里应该进一步将费兹曼的观点和帕森斯的论述综合在一起思考，既要考虑到声望与经济在性工作者流出职业时的影响，又要考虑社会文化规范与伦理的大背景。
当然，如果真要做这样一项研究，还必须测量：由**职业流出是否为了更长远的经济利益，比如避免职业对青春的依赖，以及获得社会保障。这至少应该是一个小型课题的任务，本文只能局限于提出这样一种设想了。
事实上，对于经济与声望的相悖性，目前尚没有一个标准的解释，不同的分层理论均会给出不同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