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均表叔姓冯，是我老家一位普通乡亲。在我最早的记忆中，他大约四十五岁，没有结婚，也没有子女，待他年迈的父亲去世后，他便一个人生活在那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山村里。
在我的童年时代，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贫穷的乡下，糖果当然是孩子们的稀罕之物，记得父亲赶集时也给我买糖果的，虽然一毛钱七颗，但不是每次都有，没买时父亲就告诉我，“卖糖果的人死了！”也许是他没有孩子的缘故吧，国均表叔在赶集时也会买上一些糖果分发给孩子们，让孩子们围坐在他的周围，听他讲自己过去的故事。他说当初是怎样加入中国人民海军的，在某某部队，立过功受过奖！还参加过天安门广场的大阅兵，见过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后来因为在一次战斗中负伤致残，才退伍到地方当了一名邮递员，再后来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他才被迫离开单位回到老家靠种地为生。他在讲这些故事时，总为自己光荣的过去感到自豪，我们不相信他的话，他就拿出很多证书和一套陈旧的海军制服来证明。我们当然看不懂证书里写的什么，就说海军制服是假的，反正糖果已经吃完，就在欢笑中一哄而散了。
在那个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大多数乡亲吃不饱饭，喝酒就更不敢奢望了，而对于种地的男人们来说，在一天的辛苦劳作之后，没有什么比喝上一碗酒更能让他们感到畅快了，我常常看到他们在喝酒时发出的啧啧声和显现出一脸满足的样子。只是他们喝酒的方式与今天不同：没有下酒菜，也不需要桌子，有乡亲走进家里，便从碗柜中取出苞谷酒，倒进一个土碗里递过去，就站着，先浅啜一口，再一饮而尽。如果不忙，可以坐下来絮叨几句农事；如果忙，则各自随便。国均表叔是残疾军人，虽然没能够回原单位上班，但每季度都有一点民政补贴，而他又没什么家庭负担，与贫困的乡亲们相比经济上稍好一些，所以，他在每次赶集时总会买上几斤苞谷酒，只要有乡亲走进他的家门，只要他家里有酒，他定会为乡亲们倒上一碗。记得有一次父亲回到家里对母亲说：“今天从冯国均家门口过，他硬是把我拉进屋去，给我倒了一碗酒！”似乎国均表叔的纯朴厚道和那醉人的酒香，还沁润在父亲的心头哩！
从我能够记事起，种地是国均表叔主要的生活来源，他那并不高大而且有些驼背的身躯，承担着一个农村家庭的多种劳动――种地、做饭、喂猪、砍柴……样样都算是行家里手。他家的土地就在我家对面的山坡上，经常能看到他在地里劳作的身影，一直到我离开家乡去外地工作，回家的时间渐渐少了，才与他稍有生疏。而那时，他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但他的土地从不荒废，和乡亲们一样种着各个季节的庄稼，遇上年景好时，还要杀一头猪。同时，他还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只要乡亲们有什么事，总能见到他帮忙的身影。2004年春节回老家时，恰逢一位伯父去世，我去参加葬礼，他衰老的身躯正在忙着办理丧事，见到我去后，热情地站起身来和我打招呼，没等我掏出香烟来，他已将一支香烟递到我的面前，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去年冬天，父亲打电话告诉我说国均表叔去世了，就死在他那破旧的木板房里，没人知道他去世的具体时间，是村长去他家时才发现的，估计已经六七天了。父亲又说：“在他去世前的半年里，已经身染重病，行动上有些不方便，由于自己不能做饭，便常常到乡亲家里蹭饭吃，又由于去的次数多了，也就让乡亲们感到厌烦，有的甚至下逐客令……后来就去世了！”我对父亲说：“现在粮食没有困难，给他碗饭吃有什么要紧？”父亲解释说：“有些具体情况你不知道，现在家乡的年轻人都已外出打工，留在家里的都是些老弱病残，而且没有几家人了，谁又能照顾谁呢？况且不是一朝一夕！”我无言以对。
国均表叔已经死了，对于他临死时的孤独和凄凉，我无力再去追问什么，而对于那片曾经生养了我的土地，我知道，他的悲伤注定与我血肉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