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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戏剧模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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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戏剧模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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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称心如意》《弄真成假》存在着两个世界或图景:一方是相对弱势的个人,另一方则是上流社会的家族。前者或以亲情或以恋情进入后者的圈子,因而引发一系列的张力或冲突。剧作皆大欢喜的收场体现了一种出之于女性的温婉、善意的希冀和呼唤。杨绛以闯入者的身份建构了中国现代戏剧的秩序,与她自己作品的模式不谋而合。

关键词:闯入者 秩序 女性

从结构上说,具有“乐观的精神”{1}的《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两剧存在着两个世界或图景:一方是相对弱势的个人,另一方则是上流社会的家族。前者或以亲情或以恋情进入后者的圈子,从而引发一系列的张力或冲突。《称心如意》里“相对弱势的个人”是从北平远道而来的李君玉小姐,“上流社会的家族”则是李君玉在上海的亲戚家,包括大舅赵祖荫家、二舅赵祖贻家、四舅赵祖懋家、舅公徐朗斋家以及三姨妈钱夫人姨父钱寿民家。李君玉的母亲就是这家的五小姐,她年轻时不顾家族尤其是舅舅徐朗斋的反对,毅然决然嫁给了穷画家,也就是李君玉的父亲。不幸双亲谢世后,孤身一人的李君玉先是在小学里做代课老师,走投无路才写信告知已是银行家的大舅赵祖荫,千辛万苦从北平辗转来到上海。不过,几个舅舅家的日子并不平静,李君玉被像皮球似的从这家踢到那家,末了落脚到先前对母亲的婚姻表示极度不满和极大愤恨的舅公徐朗斋家,上演了一幕幕闯入者与既定秩序见机行事的世态人情剧。同样,《弄真成假》也是在这样的结构路线上来表现世态人情的。主人公周大璋出身贫家,却一心想要跻身于上流社会,靠了从舅舅那里借到的不多的资助,出洋镀了金,回国后混迹于十里洋场的上海,为了心目中的发财梦,煞费苦心地策划了一轮又一轮的出击,直到遇上了和他有着相似性情和命运的张燕华,进入了富商张祥甫家之后,他的希望才逐渐有了眉目。张家的独生女儿张婉如很快就被这位外表帅气、出手阔绰、能说会道的“富二代”给迷住了,两人一见钟情,然而好事多磨,周大璋的言行,反受猜忌,而周、张之间的恋情也因为张燕华及另一位寄住的亲戚冯光祖的介入而陷入窘境。较之李君玉而言,闯入者周大璋更多强势的气质,但在剧情所传达出的信息中不难判断,他仍然是那种“相对弱势的个人”的功能角色。

就闯入者而言,《称心如意》里的李君玉是正儿八经的赵氏家族的嫡亲,好比《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只是父母双亡,又入绝境,这才投靠舅舅,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女孩子柔弱和温顺的性格特征。她在第四幕中所说的“懊悔当初没听了你的话,不到上海来”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其中的“你”指她的男朋友陈彬如,一个从小的玩伴,虽一样贫穷,但与李君玉的感情很深,为了君玉,不惜偷偷地跟她从北平来到上海,但他性格孤傲,几乎和赵祖荫家的仆人王升动起手来,名副其实地成为了另一意义上的闯入者。不过如此莽撞、不合群显然达不到“闯入”的目的,只有李君玉那样忍耐、随遇而安的做法才能落得安稳。与陈彬如有着同样想法的赵景荪和李君玉在第二幕之间的对话,清楚地表明了君玉内心的真实想法。在杨绛笔下,李君玉绝不是一个大家庭的叛逆者的形象,相反,却有意识地融入、尽力适应甚至迎合不同家庭的环境。

与李君玉不同,周大璋既没有进入张家的伦理性身份,也不具有可以引起同情和好感的“示弱”资本,所以,从一开始他就必须巧妙地伪装自己,以赢得这个家庭的认可和接纳。然而尽管他巧舌如簧,还是受到这家主人张祥甫的监视和防范,一直笼罩在信任危机之中。两剧中对待男女恋爱的态度几乎相同,《称心如意》里徐朗斋竭力反对小外甥女儿与穷画家的结合、大舅妈荫夫人对待君玉男友陈彬如的态度,与《弄真成假》里张祥甫反对女儿张婉如与不明底细的周大璋交往,都透露出旧式生活的气息,只不过周大璋完全要靠结亲来达到他进入上流社会的目的,与李君玉的安弱守雌的方式显然不同。因此,尽管周大璋被张祥甫一再冷落,甚至施以谲诈,但都没能阻止周大璋已经发动和膨胀起来的力量和野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当事人的周大璋其实并没有对痴情女张婉如抱有多大的热情和兴趣,张婉如充其量只是他进入上流社会的筹码而已,他心里的“美女”却是别样的“风景”。同样,张祥甫的商业算盘也轻易不会在周大璋的账目上失手,故而如何平衡在新型社会道德的婚恋与买卖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了闯入者周大璋必须要面对的难题。

“闯入者”虽只集中在一人,但事实上却有多条线索和复杂的关系,两剧的处理也不尽相同。《称心如意》完全按照美学原则进行,剧中的李君玉实际上起到了助推或催化的作用。她看起来单纯、随和,却仿佛一面明镜,映照出不同家庭的色相。在大舅赵祖荫家,荫夫人自是当然的主角,她筹划李君玉去做丈夫的秘书,完全是利己心的驱使,目的在除去丈夫身边的女秘书陆小姐――一个“妖精”似的女人,但看到随君玉而来的男朋友陈彬如后,她心思大变,简直害怕起来,惟恐自己的女儿瑛瑛学了样,受到不好的影响。在丈夫和女儿的考量面前,她“聪明”地实施了“兼美”的策略:一边继续原本让君玉做丈夫秘书的打算,一边实施计谋,夸大女儿传染的病情,极力唆使君玉到二舅赵祖贻家居住,以消除“闯入者”的潜在的威胁。二舅家的情况更加棘手,大舅妈荫夫人所担心的后果在赵景荪那儿确实发生了。赵景荪是赵祖贻家唯一的儿子,按照旧式婚姻的标准,已同三姨妈家的女儿钱令媛建立了恋爱关系,并即将举行订婚仪式,但李君玉的出现却改变了这种情况――赵景荪对李君玉一见钟情,疯狂地讨好她,在第三幕中居然演出了赵景荪、李君玉、钱令媛三人“走马灯似的转个不停”的好戏。

李君玉在四舅家的经历更富于戏剧性。四舅赵祖懋为了阻止妻子抱养孩子的计划,干脆与君玉合伙导演了一出双簧戏:假装自己外面有了女人和孩子,促成懋夫人警醒,收束心思,不管闲事,专心侍候丈夫。戏倒是奏效了,但却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懋夫人真的相信了“女人和孩子”的事情,一门心思穷追丈夫外遇的实情,甚至误以为君玉的男朋友是丈夫那外面女人的哥哥,夹在中间的君玉无形中做了他们夫妻“战争”的牺牲品,自然她也又一次地失去了“栖身之地”,不得不依靠舅公徐朗斋生活,与她母亲婚姻的反对者为伴。不料这家满足了自己的夙愿,与男朋友一起得到承认,圆满结局。在展现女主人公辛酸、苦涩遭遇的同时,剧作家的矛头直指“诚不减于洪水猛兽”{2}的所谓家族制度的庸俗无聊和虚伪做作。剧作皆大欢喜的收场体现了一种出之于女性的温婉、善意的希冀和呼唤,蕴藏了深重的喟叹。 《弄真成假》的“闯入者”与“秩序”的双方几成对峙状态。和李君玉的几乎被动式的适应不同,周大璋更有进攻的手腕。他轻易就获得了张家千金张婉如的芳心,并博得了张太太的好感,但在一家之主张祥甫的审查和刁难面前却无能为力。张祥甫有他自己的一套商业思维,在这点上他不必像《称心如意》中的舅舅们那样需要顾及亲戚的情面。他反对新式的恋爱婚姻,对于不明底细的周大璋的闯入有一种天然的警觉和厌恶:“我挑女婿呀,只做稳稳当当的买卖,不做空头。”一副十足的商业伦理的面目与态度,然而正是这看似卑俗的资本逻辑却像设置了规避诈骗的防线,无形中遏制了同样是资本文明产儿周大璋的贪欲本性的膨胀。换句话说,在张祥甫和周大璋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是滋生在现代时空里的病菌,周大璋就是将来的张祥甫,而张祥甫却也可以同时置换为周大璋,他们都是现代上海秩序的化身。有意思的是,杨绛并没有采取悲剧的法则,而是在喜剧的样式上变相地还原了秩序,最终,周大璋与张燕华喜结连理。剧作家没有毁损每个角色的性格的必然性,而是在一系列的波折中促成了旧有秩序的恢复。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几乎每一个剧中人都是闯入者,而最终的和谐、平衡秩序的重生则恰是精神的永生,已与作者的瞩望相连了。

杨绛在1946年的《文艺复兴》杂志上连载的剧作《风絮》同样是“闯入者”与“秩序”的模式。{3}和上述喜剧不同,《风絮》缜密地擘画了婚恋之中的男女细腻、敏感的心理,仿佛是李君玉和陈彬如、周大璋与张燕华的继续,只不过是以女主人公之死的悲剧收场,显示了作为女性作者的杨绛对于女性命运的感慨与沉思。有人曾称杨绛为继中国喜剧创始人丁西林之后中国现代喜剧的第二道纪程碑{4},《称心如意》《弄真成假》还被戏剧界称为“喜剧的双璧”{5}。可以说,杨绛以闯入者的身份建构了戏剧秩序,与她自己作品的模式不谋而合。

{3} 杨绛:《风絮(四幕悲剧)》,《文艺复兴》月刊第1卷第

3、4期(1946年)。

{4} 孟度:《关于杨绛的话(剧作家论之一)》,田蕙兰、马光裕 、陈珂玉编:《钱锺书 杨绛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596页。

{5} 庄浩然:《论杨绛喜剧的外来影响和民族风格》,田蕙兰、马光裕、陈珂玉编:《钱锺书 杨绛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5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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