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淮 一九三九年生，江苏丹徒人。曾任《钟山》编辑、副主编、执行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江苏省作家协会理事。
白发编辑话遗憾
我是一个退休多年的老编辑，自从年过七旬，眼力渐渐不济之后，已经很少阅读长篇专著，尤其是虚构体的中长篇小说了。不过，偶然间从报刊上读到一些熟识或有过交往的作者的文稿，甚或是有关我所尊崇的学者前辈的忆旧文字，总不免会唤起阵阵的欷感慨，勾起某些片断记忆，甚至不时在我内心深处涌上点点滴滴的遗憾之情。这可能是老人的通病，也可说是职业老编辑的怪癖。
是的，在漫漫人生之路和历史长河中，无论是权贵富足者，抑或是贫穷的草根百姓，老来回忆人生往事时，大约总会留下某些或对工作或对亲友的遗憾。就此而言，说遗憾是老人的特权与优势，是人生的新阶段，或许也并无多大的差谬。
在长达三十年的编辑生涯中，我自然有过成功的喜悦，有过失意的烦恼，当然还不乏不太顺遂的遗憾与尴尬。如今退休多年后再来回忆那些编辑往事，记下成功的欣喜，录下失意的烦恼，还有不太顺遂的遗憾，我以为对于收录真实的当代文学期刊史资料，恐怕也不无些许裨益。这大约正是我絮叨地写下这些遗憾小事的初衷。
元旦刚过，春节来临之前，我随意翻阅刚寄来的《炎黄春秋》，忽然映入眼帘的两个人的名字：戴煌与顾准，立刻引起了我的阅读兴趣。及至急匆匆地读过《我反对神化与特权》（戴煌）和《出版的曲折》（卢惠龙），顿时便在我心扉升腾起一股遗憾之情，并久久萦绕于脑际，挥之不去。它不仅勾起了我对戴煌与顾准的记忆片段，还由此引发了我在三十年编辑生涯和七十多年人生长河里的诸多慨叹与遗憾。
在河南息县五七干校里，在驻马店军营的修整中，也许我与顾准都曾有过共同的经历与痛苦的思索。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从干校回到学部大院，我住在六号楼，他住在八号楼，同为单身光棍，也许我与顾准也曾有过见面不相识的机遇。当这位有着革命经历的老干部，这位有着独立思想的学者和思想家形单影只、独处斗室地思索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为寻求探索救国之路而孜孜不倦地写下那些绝命之作时，年过
三
十、一事无成的我在干什么呢？我却在为调离学部返回南京作准备，经常冒着严寒酷暑，关在大院六号楼一间铁门办公室内，打着方桌碗柜，忙着为自己将来的小日子作准备，全然不知学部大院八号楼内，还有一个忧国忧民的学者，正在写着关乎国家命运的专著。而他病逝于一九七四年农历十一月，恰恰也正是我调离北京，返回南京之际。
就这样，我与顾准同处在北京建内一个学部大院内，同置身于偏僻乡村中的一个五七干校里，在他生前，我却一直与他擦身而过无缘相识，更未及说上一两句话。直到他去世之后，我才读到他的书，了解他生前的环境和死后的价值。如今，当我读着《出版的前后》和《顾准寻思录》，得知顾准学说、思想在学术界的巨大影响，尤其是得知我们曾同处于学部大院困厄时期，而我竟与他失之交臂，我不禁大有遗憾之至之感。我不由地责怪自己的愚钝与麻木。
而与此遗憾颇为相似的，还有作为文学编辑，我竟虽与大学者钱钟书曾有十年同在文学所，同去干校走过两三年五七道路的机缘，可待到我一九七四年调离北京，回宁从事《钟山》编辑工作多年，竟然一再错过去北京拜望钱先生的机会，以致直到钱先生离开人世时，我方才为自己的粗疏，引为深深的遗憾。我后悔不该因为钱先生主要从事外国文学和古代文学研究，我编的是当代文学期刊，而从未主动拜访、请教钱老先生，错失了请他为家乡刊物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和帮助的机会。作为一名文学老编辑，这实在是难辞其咎的过错。即使后来我写了几篇忆念钱先生的短文，却也弥补不了我内心的遗憾。
我与戴煌相遇及文稿交往，又呈现出另一番情景。我与戴煌先生初次相见，大约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南京新街口新华社江苏分社的招待所里。那时，我正在《钟山》主持日常工作，我有意于适当加强关注现实的办刊思路，正想寻找组织这方面的作者与作品。此时适逢前几年曾经为《钟山》“杂文作坊”专栏写稿的邵燕祥先生得知此事，遂主动向我推荐了戴煌先生。那次拜访的时间不长，这位江苏老乡却给我留下了一定的印象。出现于我眼前的，是一位个子略高，谈吐和蔼，口语里充满苏北盐阜一带口音的长者。交谈中我方得知，他是苏北盐城人，早在青年时期即投身革命，解放后曾担任新华社高级记者，陪同胡志明主席采访越南战场。可是，因为为人正直敏感，敢于率真表达个人意见，终于难逃一九五七年“反右”那场灾难。
在我的初访印象里，戴煌先生乃是一个为人正直、平生迭遭磨难，却又不改其志，特值得尊敬的老人。回京之后，他即寄来一篇纪实文体的稿件，阅后我却陷入犯难尴尬的境地：作品的文体与刊物的宗旨距离稍大，作品基本仍属通讯报道纪实类稿件，与《钟山》一向注重文学本体的要求不太吻合。最后几经斟酌，我终于忍痛退稿了。为此事，直到退休之后，我仍有不安，时常牵挂于心。尤其是，近几年来，我从《炎黄春秋》上，读到他的那本自传体著作《九死一生――我的右派经历》之后，我更不免有些为自己在编辑工作中的处置不当，而时常感到不安和后悔。我的书生气，终于让我尝到了作为编辑无法挽回的遗憾。
从顾准和戴煌这两人两事的遗憾延伸发展下去，我又不由地想起我人生机遇中，尤其是三十年编辑生涯中，所碰到的另外几件遗憾之事。那大都是我从事编辑工作中，或有过多次接触，或只知其名并不认识却接触过作品，最终都与这些作家与作品失之交臂的往事。作为一个退休多年的老编辑，如今每每看到他们的名字或是读到与他们有关的信息，便不由引起我从内心泛起的阵阵遗憾之情。
观之中国的文学期刊或报刊传媒，主编和编辑或因政治犯忌，或限于水平胆识大约总难免会留下诸多的遗憾与尴尬。在我的三十年的编辑生涯中，自然也不例外。早些年，我曾写过一篇《主编之难与主编之惑》，叙述我在编辑工作中所经历的几种困惑与难题。现在要谈及编辑及人生历程中的某些遗憾之事，当然也不只是顾准与戴煌两人了。此刻，我不由地又想起了与三位作家及作品交往中的几件憾事。那便是天津作家路翎、蒋子龙给《钟山》来稿未采用之事，与上海女作家戴厚英未能兑现的稿约。 早在读中学时，我即知道，路翎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重要骨干分子，是胡风集团中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家。读大学时又读过他的代表作《洼地上的战役》，其人其作可算是当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总之，“文革”前，对胡风及其成员是不可能有正面评价的。“文革”后，胡风冤案获得平反，胡风及其骨干成员大都年老体衰，很少再有小说创作的热情和能力了。却没想到，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胡风集团案件平反之后，编辑部忽地收到一件来自天津的颇为异常的稿件，打开一看，竟然是署名路翎的一篇中篇小说！作为从五六十年代走过来的中年编辑，我自然知道一些关于胡风案件的平反情况，也久闻路翎之大名，遂满怀兴致地阅读来稿，谁知稿件字迹十分潦草歪斜，实在无法卒读。无奈之下，我只好写了一封回信，将稿件寄回，并嘱他请人代抄誊清后再寄来。不料此信稿就此石沉大海，再无回音。当时，倒也未曾十分在意，如今退休多年之后，我却不时忆起此事，颇以为憾：当时我为何不能采取更为妥当的办法阅处此稿呢？后来，我听说，胡风一案平反之后，路翎这位南京籍作家，早已是伤痕累累，精神也有些错乱了，然而，他却忘不了为家乡的刊物写稿，而我却处理得如此草率，以致终于失去了与他及其作品见面的最后机遇。退休之后，每念及此事，作为一名老编辑，我不能不感到后悔和遗憾。
与失之交臂的路翎相比，我与另一位天津作家蒋子龙的交往、约稿，则又呈现出另一番情景。作为与新时期文学同步成长的作家与期刊，《钟山》与蒋子龙本是有许多合作的机遇与空间的。事实上，一九八○年前后，当蒋子龙以《乔厂长上任记》和《拜年》等中短篇小说开创了改革文学的新局面之后，我即把组稿方向移向了京津一些创作力活跃的作家。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曾不止一次地赴京津组稿，并特地去天津拜访过蒋子龙和冯骥才，其后，还与蒋、冯两位作家有过多次书信往来。至今我手头还保存着蒋子龙的几封来信和冯骥才题名寄赠的作品。然而，不知是因为机缘不合，还是我用力不勤，蒋子龙终未能在《钟山》发过一次作品。
事实上，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经我多次约稿，蒋子龙曾寄给我一篇纪实体作品，所写的主人公乃是广东特区的一位颇有争议的市级领导干部。最终，又因编辑部内部的不同意见，加之当时正处于敏感时期，尤其是中央有关方面曾有过，报道有争议的在任领导干部需报批上级中央有关方面的规定，我斟酌再三，只好忍痛割爱退给蒋子龙了。我知道，对于像蒋子龙这样级别的走红作家，组稿多年始得一稿，如今却又这样退稿，其时，作为责编的无奈与遗憾，也就可想而知了。记得写退稿信时，笔端是那么沉重和为难，因为只有我知道，我再也无颜向子龙约稿了，《钟山》与子龙的稿约姻缘也便到此结束了。
说起编辑的遗憾，我又不由自主地忆起了与上海女作家戴厚英的约稿、交往经历。大约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自从戴厚英的《诗人之死》与《人啊，人》引起文坛的关注与热议之后，我即主动热情地向她约稿。先是在家乡镇江的一次纪念同乡诗人闻捷之死的会上与她见了面，接着又特地去上海巨鹿路市作协大院内的一间平房内拜访了她，并热情地邀请她来南京做客。之后不久，我与《钟山》主编刘坪先生特地安排她在双楼门附近一家旅社内食宿，并陪她游览南京景观。在宁期间，编辑部与她相处交谈甚是融洽，离宁前她已应允回沪后即着手为《钟山》写稿。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她回沪不久即传出在家遇刺身亡的消息。这不啻是对戴厚英亲友的沉重一击，当然对文坛和《钟山》也带来不小的伤痛和遗憾。为此，我曾经写过一篇《无法兑现的稿约》来表达对她的纪念。
与以上作家约稿多年终未能在《钟山》发稿的遗憾不同，还有几位曾与《钟山》相识较早且合作多年，也在刊物上发过不少作品的作家，后来却因特殊原因，为一部待发稿件的阅处结果，也会招致作家或编辑的不快或遗憾。
贾平凹与张炜都是新时期文学历程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也是与《钟山》合作多年的重要作者。贾曾在《钟山》发表过《九叶树》、《商州初录》等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张炜则在《钟山》先后发表过《海边的风》等中短篇小说和散文。我主持《钟山》编辑工作期间，还曾分别到西安和济南去拜访、组约他们的长篇小说。事实上，他们俩也曾应允过为刊物写长篇小说。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一次全国作代会上，我去组稿时，贾平凹曾提议将他被删削压缩后发在《收获》上的一部长篇重新修订后，再交《钟山》发表，后又来信说及若重新刊发，他可考虑少收或不收稿费。而张炜想给《钟山》的长篇也是因在《收获》搁置时间太长，他遂想收回给《钟山》发表。我与张还商定了发表刊期。
但《钟山》与贾平凹、张炜的长篇合作计划，却最终未能兑现成行。与平凹的合作因编辑部内意见不一，而只能婉谢作罢。与张炜的合作则因《收获》不愿放弃，抢先发表而只能停摆。虽然这两次的合作愿望未能如愿兑现，虽然这两位当代文学史尤其是新时期文学史不可或缺的重要作家，仍然保持着与《钟山》的友好合作关系，但作为策划此事的编辑，我仍然十分惋惜，长此耿耿于心。即使是退休多年，每念及此，我依然不免会引以为憾，不胜欷。
说罢三十年编辑生涯中的诸多遗憾之事，我不由又想起七十多年人生中的一些憾事。依照我七十多年的人生体验，我以为，不管是权贵富裕者，还是草根百姓，但凡人生一世，总会有欢乐，亦有悲喜，有得意之时，亦有遗憾之事。且遗憾还有片刻些微的小遗憾与终生难忘的大遗憾之别；有可以挽回的遗憾，也有难以挽回的遗憾。尽管，不同职业不同文化层次的人，其对遗憾的理解与表达方式，也有所不同。但消除和避免难以挽回的大遗憾，仍然是人们的共同的愿望。对于七老八十的人而言，尤其如此。
在我看来，如果说遗憾本是在大的时代背景下，个人的一点小小的不称心，淡淡的不满意，那么，作为编辑的遗憾，不过是我在几十年编辑生涯中，发生的某种不太称心满意的事。对我而言，在已经逝去的几十年编辑工作中，虽然发生过与同事的龃龉或不愉快，我都可以不纠结于心，不予计较。但在与作家的交往、组稿过程中，一旦发生不快不满之事，甚至影响到稿件的组约，失去了原本可以得到的稿件，那便是我最大的失职、最大的遗憾。虽然，这遗憾对期刊而言，也许并未带来多大的损失，也不完全是我个人的过失，但那却是永远难以挽回的机遇，是永远找不回来的缺憾。 也许，每一种人生，每一种职业，都会留下一些让人难以忘怀的遗憾。也许，在我的余生里，我总也忘不掉发生在几十年前的这些让我不太称心满意的遗憾，但我愿意与此遗憾为伴，走完剩下的日子，既是为了释怀，也是为了纪念。当然，在我七十多年的人生岁月里，对亲友对工作，我尚另有诸多的遗憾，但比之以上编辑的遗憾，我以为都是不足介怀、不必记载的。人生如白驹过隙，又如飘逝的白云，在人生大幕即将关闭之际，我愿留下一些沉思，也愿记下这些遗憾，既为自己，也为期刊与时代留下一些印痕。哪怕是浅浅的、淡淡的也好。这不是虚妄，也不是自夸，而只是一个老编辑的心语。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且说王安忆与《钟山》
大年初三之后，除夕夜扰人的鞭炮声逐渐消逝，探亲访友的喧嚣也日见淡化。该向远方亲友拜年的电话，也已陆续打过，加之小孙子已去给姥姥拜年，家里顿时显得异常清静。寂寥间，我随手翻开案头刚寄来不久的《钟山》杂志，只见首页上正刊有王安忆的短篇三题，遂信手翻阅下去。谁知，这每篇只有五六千字的短篇，足足让我花去两三个小时，最终依然不免有扑朔迷离、不知所云之感。颇像是一介偏僻山区的老者，一旦进入电子化的大都市，顿时感到目迷五色而眩晕与困惑一样。这大约可以说是我阅读王安忆近作的一种新体验。
诚然，这三篇小说没有人物，亦无故事情节可言，有的似乎只是身居现代城市的朦胧迷离的感觉。作为一名老编辑，我自然知道，大凡阅读现代小说，除了需要一定的关于现代派小说的基本知识外，还需具有一定的文学感悟力和想象力。那么，究竟是我的感悟力想象力萎缩退化了，还是王安忆的创作再次发生了某种蜕变与创新？
一时间，我真的陷入了迷茫困惑的境地。年后未几，我打电话给现任《钟山》主编和责编，意在请教明示。不料责编告知我，编稿时，他也有过同感，遂打电话给作者征求意见，此稿究竟是当做小说发，还是当做散文随笔发。作者说，还是当小说发为宜。于是，编辑只好将作品安排在小说栏目里了。
由此，我不禁想起了几十年来，王安忆与《钟山》长期友好合作的情景，及我对王安忆为人为文的点滴印象。作为曾在《钟山》供职二三十年的老编辑，我不仅清晰地记得《钟山》曾邀请茹志鹃、王安忆母女参与《钟山》太湖笔会，多次组发过她们的作品，还曾不止一次到上海王安忆家中作个别拜访与约稿，且目前手头还保留着一些王安忆的来信；此外，我又亲自撰写过三篇关于王安忆作品的评论。如今，当我作为退休多年的老编辑，再来回顾这些陈年往事的时候，自觉无论是对作家还是期刊，或许都不无些许裨益。
在我的印象中，作为一家省级地方刊物，《钟山》从一九七九年创办之日起，就将组稿对象范围拓展到全国一些有实力的老中青作家。可据查《钟山》创办三十年之作品目录，却忽而发现，在《钟山》发表作品数量最多、质量最高、影响最大，且文体最为丰富多样的作家，不是别人，正是王安忆。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八一年开始在《钟山》发表短篇小说《墙基》，到二○一三年一期发表短篇三题，她共在《钟山》上发表过近二十篇短、中、长篇小说及长篇散文、文学创作谈。尤为可贵的是，她刊发在《钟山》上的中篇小说《流逝》和长篇小说《长恨歌》，均荣获了全国文学大奖，既为王安忆自己，也为《钟山》争得了甚高的荣誉。可以说，王安忆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几乎都是通过《钟山》与读者见面的。
毫不夸张地说，王安忆与《钟山》的长期友好合作，既共同为繁荣文学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也为《钟山》与作家的成功合作，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经验与启示。这是因为，在我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现当代文学史，本是作家与期刊书社合作的结果，也是作家与编辑共同书写的。在电子化时代到来之前，尤其如此。
显然，期刊与作家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首先需建立在文学观念与精神的契合之上。古人云，“道不同不相为谋”，大约即是此意。在期刊与作家的相互双向选择中，任何有志向的作家、有追求的期刊，大约都不会但凭稿酬的多寡、影响力的大小，来作为主要选取标准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初，作为省级地方刊物，《钟山》自然谈不上有何影响可言，当时的王安忆也只是一位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但《钟山》看重的却是王安忆的文学才华及其家庭文学背景与潜力，于是在其后举办“太湖文学笔会”时，便热情地相继邀请了茹志鹃、王安忆母女与会，随后即以显著版面连续发表了王安忆的短篇《墙基》和中篇《流逝》，并以“作家之窗”专栏发表了王安忆母女俩长篇访美散文，又同期配发了长篇评论文章，予以重点推荐。或可说，《钟山》与王安忆八十年代初期的合作，正是建立在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基础之上的。而其后的《三恋》、《岗上的世纪》和《长恨歌》，则又是作家与期刊共同追踪文学新潮、变更文学观念所结出的硕果。
其次，期刊与作家的合作，毕竟不等同一般市场买卖关系。文学本是有情物，即使是文学市场的买卖关系，亦需借助于作家与编辑之间的友情信任作为支撑点。虽然有人喜欢把善于发现有才华的文学新人的编辑称之为“伯乐”，但我更愿意把编辑与作家之间的关系，视为知音与朋友。倘若把作家与编辑之间的稿件往来，完全看做是一种金钱买卖关系，全然放弃文学探讨、思想交流，那么，这种合作便既不能长久，也不能深入，便自然也谈不上文学的繁荣昌盛了。回顾王安忆与《钟山》的长久合作，我以为，编辑部内，不管是早期的苏童、范小天、沈乔生、王干，还是现在主持日常编务工作的贾梦玮、吴秀坤，抑或是我在《钟山》二十多年的编稿工作期间，我们或与王安忆通讯联络，或作家庭拜访，或是会议上的接触，或是阅读王安忆作品、撰写评论文章，我们都对王安忆为人的温婉谦和，为文的细腻多变，留有深刻的印象。应当说，在《钟山》与王安忆的长期友好合作中，编辑与作者的友好信任，互为知音朋友，自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
显然，作家与期刊的友好合作能否长期有效，除了二者之间在文学观念与精神上契合之外，还与作者与编者的个性气质是否投缘不无关联。在我的记忆里，王安忆一直给人以温婉谦和、知书达理的印象，即使是成名之后，待人接物也从无张扬狂傲之态。 为了寻找、探索作家与期刊的友好合作关系，近日我搜检旧时编务资料，忽地发现王安忆寄给我和编辑部的三封书信。第一封信写于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信中言及为《钟山》所写中篇《锦绣谷之恋》即将完稿。待她乘国庆节之际与丈夫李章一道来宁旅游时交编辑部，并特地嘱咐：“千万不要惊动编辑部，否则我们十分不安了。”信末这位出生于宁的作家特地叮嘱：“一切费用当我们自己支付，这点请不要客气。”比之某些张扬狂傲的青年作家，其谦和之态，不免令人心动。
说起王安忆为人谦和温婉、彬彬有礼，我不禁又忆起一九八八年十月前后，王安忆将另一篇中篇《岗上的世纪》交付与我的情景：稿件写好后，适逢她有事外出，便特地委托她丈夫李章代替她请我到上海红房子西餐店吃饭并交稿于我。由此，我遂进一步认识了王安忆及其丈夫李章为人为文的温文尔雅、知书达理。
王安忆于一九九四年十一月至一九九五年二月写给我的两封信，主要都是为了商谈她的长篇新作《长恨歌》的供稿事宜。在此长篇之前，她的《本次列车终点站》和《流逝》都已荣获全国优秀短中篇小说奖，之后她又以《小鲍庄》、《三恋》在创作中获得足够的信心，因此在这封信中谈到自己的创作时，她坦然写道：“这两年写东西，落笔似都艰难，不易使自己满意，但这个长篇我自己是满意的。此外，我相信会是好读的，这我可以保证。再则，我决不会一女二嫁，放心。”这些信件足可说明王安忆创作心境的变化，和她为人的沉稳踏实。自然，也多少说明，她与《钟山》的友情合作是成功愉快的。作者与编者是相互信任友好的。
根据我多年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之经验，我以为，作家与期刊、作者与编者友好合作的最佳效果最高原则，本应是双赢互利一道成长，共同为繁荣文学事业尽心竭力，贡献自己全部力量。王安忆与《钟山》之所以能长期友好合作，正是体现了这一原则，达到了这样的效果。
令人高兴的是，《钟山》创办三十多年来，随着王安忆从雯雯式的儿童文学作家成长为如今这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著名作家，《钟山》也已从省级地方刊物逐渐成长为国内一家有着一定影响的品牌刊物。且伴随着《钟山》的成长，从刊物编辑部也涌现出赵本夫、苏童、沈乔生、王干、唐炳良、贾梦玮等一批作家。因而可以说，这也正是作家与期刊友好合作所结出的丰硕成果之一。
作为一名年长王安忆十来岁的老编辑，眼看着王安忆在创作上不断成长，取得新的成就，并为《钟山》争得颇为瞩目的荣誉，我自然十分欣喜，高兴之余便也情不自禁地写些文艺评论，也算是为王安忆助阵，为《钟山》呐喊。从《流逝》的发表，到《长恨歌》分三期在《钟山》陆续刊出，显示王安忆的创作曾走过的多产蜕变历程，我遂不由自主地写过三篇长短不一的评介文章，第一篇就是《沉思：在流逝的时光面前》。这篇评论充分肯定了王安忆的创作从早期的雯雯情绪天地，转向对社会和人性的探索与拓展。进而评述道：“作品以看似平淡，实则寓意深刻、哲理性颇深的笔墨，着意于对日常生活和都市风情的描述，有意无意间地淡化、回避了早期伤痕文学创作的寻常套路。”因而，这篇五万多字的中篇小说荣获一九八七年全国优秀中篇奖自是实至名归理所当然的。
如果说，短篇小说《本次列车终点站》、中篇小说《流逝》和《小鲍庄》乃是王安忆小说创作的阶段性成果，那么，长篇小说《长恨歌》的发表，便是王安忆创作历程中的标志性成就和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作品在《钟山》刊出后，立即在读者和国内外评论界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作为编者，我在为王安忆为《钟山》庆幸之余，也曾写过一篇短评《长恨歌启示录》。短评在面对、回答九十年代一代知青作家是否“落伍”和“出局”之问时，明白无误地写道：“知青作家王安忆在她的长篇新作《长恨歌》中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向世人表明，她不但正艰难地攀登新的文学高峰，而且，还以自己的努力为中国现代城市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成果。”委实，在现代城市文学的作家队列中，她不同于同时代的王朔、方方、池莉，也不同于她的前辈张爱玲，然而，在新的创作成就面前，她从不张扬外露，她的创作也绝没有像某些知青作家那样，落入声嘶力竭的颓势。
在新时期涌现出来的一批中青年作家中，我一直认为王安忆是一位多产、多变，且又具有多副笔墨、多种创作套路的作家。为此，我曾与丁帆合作写过一篇主要论述王安忆、贾平凹创作蜕变比较的论文。文中不仅描述了王安忆创作的蜕变轨道，而且还论及蜕变的个性因素与社会缘由。文中简要地写道：“八十年代初，王安忆从少儿文学领域内走出后，她就编织了一个知青雯雯的情绪世界。”从《墙基》、《流逝》之后，“王安忆终于从雯雯的情绪天地走向了社会，由表现自我进而拓展到了不属于自己阶层的甚至与自己距离较远的人物；随着对象的不同，笔调也产生了变化，她逐渐藏匿了自己的主观感情，而转入冷静的客观描写。她似乎减弱了早期作品的抒情性，而增强了探求人生哲理的成分。她逐渐失去了童稚的天真，而代之以成年人对社会对人生的冷静观察。”
这时的王安忆的创作主张与宗旨，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她更信奉“写一个人，从这个人身上能看到很多年的历史，很大的一个社会”。即便是《流逝》和《命运交响曲》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她仍旧不会因满足已有的创作成果而裹足不前。“一九八四年，她访美归来，经过半年的苦闷搁笔，终于以六个短篇四个中篇，成功地向读者表明她再一次完成了新的蜕变。其代表作便是《小鲍庄》。”诚然，王安忆变得几乎不大像她自己了。以至一位评论家曾经惊呼道：“你的《小鲍庄》叫我们瞠目。在《小鲍庄》里你仿佛一下子变了，变得让大家不复认识，就像蛹儿在一个早晨蝉蜕为蝴蝶，没有思想准备的人要大吃一惊。”因此，继《小鲍庄》和《三恋》之后，九十年代中期，她再次写出长篇《长恨歌》，并连续三期刊发在与她长期友好合作的《钟山》之上，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她本就是一个不愿重复自己，又拒绝时尚和喧嚣的作家。盖因她从来都相信：“写作是寂寞的生涯”，也是她的“第一生活”。
自打二○○四年我从《钟山》正式退休之后，我仍不时地关注着王安忆的创作，我很高兴地看到，她仍在继续地为《钟山》和她的读者写作，并又陆续发表了长篇新作《遍地枭雄》和中篇《红光》等小说，《钟山》也不止一次地组发过对她和她的作品的长篇评论。并且，我还知道，在《钟山》之外，近几年来她还发表了《叔叔的故事》、《文革轶事》、《我爱比尔》、《纪实与虚构》和《月色撩人》等等颇有影响的力作。正是这些力作和她为人的温婉谦和、细腻恬淡，使她成为中国当代最有成就、最有影响，也最有活力的杰出作家之一。据悉，二○○一年王安忆曾被评选为全球最杰出的华文作家，获得首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我以为，这对王安忆及其作品，实在是最为恰当贴切的褒奖。
从年初三初读王安忆的短篇三题，到三月立春的大半月里，我不断翻检旧札书刊，追忆往事，写到此文结尾时，我禁不住再次翻阅了《钟山》二○一三年一期上刊载的王安忆的短篇三题。细加思索，方始逐渐体悟出，王安忆新作题旨的某种意象：作者所要表达的，或许正是电子化全球化时代，现代城市人的精神迷茫困惑与心灵疏隔之感？是的，置身于千变万化的电子化时代，我辈老年人，不也同许多青少年一样，时常处于扑朔迷离、不可捉摸的状态之中么？确实，年近六旬写过近千万字作品的王安忆，或许又一次面临着精神蜕变与文学创新的过渡阶段了。而能否接受与认可这一蜕变与创新，委实也需要一个过程，也得接受时间的检验。
凭着王安忆与《钟山》长期友好合作的经历，我自然宁愿相信作者的能力，相信编者的眼光。我衷心祝愿王安忆能在未来的日子里，再次以新作攀登新的文学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