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舍身上常流露出舍命从善的气质，他做过不少助人为乐的好事。年轻的老舍，血气方刚，热情奔放，恨不得把整个身心献给苦难的穷人，他关心、体贴、同情穷人，遇见救助弱势群体的机会，他总是奔在前面。抗战时期，他热心募捐、劳军，参加劳军慰问团，行程2万多里，走了5个多月；他热心救济穷困作家，为了帮助穷作家，忍辱负重，在病痛、困难和打击中苦苦挣扎、奔走、大声疾呼，不气馁，不抱怨。老舍还为北京一批老画家们解决了生计问题，为他们找到了正式工作，同时保护、发展了新中国的文化事业。
他们都是身怀本事的人
解放初，北京有一批老画家，找不到活干，没有收入，坐困愁城，处于饥饿的边缘。这些画家都有相当的名气，不少还是著名的国画大师，如齐白石、汪采白（汪礼祁）、杨仲子、孙诵昭、叶浅予、陈半丁（陈年）等人，其中齐白石、于非、杨仲子、孙诵昭还是老舍夫人胡青的老师，教过她写意和工笔。那时候，私人买画、藏画的十分少，国画市场基本不存在，因此，大部分老画家们就算有浑身的本事，也无人问津，没有收入。他们年纪大了，转行也难，而且用传统的画法去画新时代的内容也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正在无法解决温饱的时候，老画家们想起北京市文联主席老舍是他们的知音。他们知道老舍爱画、好客，便带着自己的作品登门“讨教”。秦仲文、吴光宇、王雪涛等老画家常和老舍来往，国画大师齐白石、于非两位老先生与他的接触非常的频繁。老舍很热情地款待他们，每次都不让他们失望而归，总是挑上一两张画，当面支付现金买下来。一传十、十传百，一时间，老舍家的老画家们络绎不绝，衣衫褴褛、脸带菜色的他们，带着国画，进进出出，十分热闹。
对一些脸皮薄，不好意思登门求助的画家，老舍常常利用过年过节的机会，让画家夫人胡青替他去探望，逐家送上几十元钱，让他们添置点衣裳，采买些年货，过个快乐的新年。
夫人回来向丈夫叙述：哪位老画家家里窘迫得已经四个旮旯空荡荡的，家徒四壁，家产完全变卖了；哪位画家几乎揭不开锅……听了这些话，老舍心情十分沉痛。他把北京市文联的干部找来，说：“这事我们得管一管，不能让他们挨饿！”他还强调一句，“他们可都是身怀本事的人啊！”
要把国画的优良传统保存下来
老舍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善画家的处境，必须设法扩大国画的销路。他建议开辟一个国画商店，画家们可以把自己的画作拿去寄卖，还可以张贴广告，接受社会各界人士的订画。
1949年8月，在老舍倡议下，挂靠在北京市文联的“北京新国画研究会”成立了，齐白石、叶浅予、陈半丁等为主要负责人，并举办了较大规模的会员作品展览及山水画、花鸟画、扇面画等单项展览。该会于1953年改称“北京中国画研究会”，齐白石、何香凝、叶恭绰任名誉会长。在这里，老画家们一方面学习政治，一方面切磋画技，还接受市文联介绍来的专项任务，为各类出国代表团绘制礼品画。
老画家们的画作慢慢能卖出去了，渐渐地有了一定的经济收入，生活也逐渐得到了改善。但老舍并不安心，他想搞一件更大的事业―――成立“北京中国画院”。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把国画的优良传统保存下来，不能看着它绝种断代，要让国画的创作和时代的发展紧紧结合，要给画家们创造优厚的条件，解除后顾之忧，让他们创造出无愧于伟大新时代的新国画。
这个设想让老舍痴迷。他召集座谈会，起草报告，亲自去找周恩来总理协商。他和总理说：中国画院将是个国家事业单位，把北京的老国画家们聘进来，拿固定工资，或者车马费，为他们设立画室，组织写生和体验生活，请齐白石大师当名誉院长……周总理痛快地答应了老舍的请求，指示马上开始筹建。1956年6月1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会议，通过了文化部“北京与上海各成立一所中国画院”的报告和实施方案。
许多老画家不但吃上了“皇粮”，端上了“铁饭碗”，而且发挥了其特长，拥有了比较高的政治、社会地位。老舍在1940年悼念其恩人宗月大师（刘寿绵）时写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和意义……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苦行是与佛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导我向善，正如35年前，他拉着我的手进入私塾那样！”这其实也是老舍的内心自白和写照。
老舍心肠好，有一颗善良、美好的心，其性格天真、率直，讲人性，有着浓厚的人情味。他是个真正的、可奉为楷模的人道主义者。他那慈爱智慧的光芒照亮、温暖了许多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