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家李佩甫的两部长篇小说《城的灯》与《羊的门》中的主人公冯家昌和呼国庆同样都是“农民的儿子”，但二者在城市中的发展故事却截然不同。本文试图结合两者的进城故事，对这两个人物形象进行简要对比、分析。
关键词：冯家昌 呼国庆 人物形象 分析 对比
一、背叛的宿命
作家李佩甫对《城的灯》曾这样说过：“在这部长篇里，我要表述的可以说是生长在平原上的两个童话：一个要进入物质的‘城’， 一个要建筑精神的‘城’。这两种努力虽然不在一个层面上， 但客观的说，在一定意义上，她、他们都取得了成功。”①我们结合小说的具体内容来理解这段话，可以得出这样两条线索：“她――刘汉香――精神的‘城’――成功”;“他们――冯家昌带领下的冯家四蛋――物质的‘城’”――成功”。相对于刘汉香精神层面上“只可远观，不可亵渎”的成功，冯家昌的物质成功更具有现实意义，他们的成功带给读者关于社会生活的思考也更加深刻。
李佩甫笔下的冯家昌绝对不是一个讨喜的人物。农村出身的冯家昌为了留在城市，抛弃了在家乡为他养家糊口、侍奉父亲、照顾兄弟的女友刘汉香，娶了上司老婆的亲侄女李冬冬。冯家昌对女友刘汉香的始乱终弃早已让读者将他放在了道德的对立面，而刘汉香对冯家昌的伟大牺牲，对冯家的无私奉献，更是进一步从侧面加深了读者对冯家昌的厌恶。再者，冯家昌在城市中，为了晋升，为了向上爬，数年如一日，坚持不懈打扫机关单位所有楼道和厕所的行为;用小三事件“讹诈”市长岳父帮助他升职的卑鄙行径，更惹得读者对他鄙薄不已。因此在小说最终，冯家昌虽然取得了物质上的成功，“完成了他以及整个家族‘进入’城市的转变，却也成为人们憎恶的反面教材，被人们永远钉在了道德的耻辱柱上”②。但当我们鄙薄冯家昌的为人，唾弃其可耻行径时，我们是否思考过，当上司周主任询问冯家昌在家是否订过婚时，冯家昌有说实话、拒绝周主任的资格和权利吗？我们不妨这样来假设一番：当时的冯家昌向周主任说了实话，承认了女友刘汉香的存在，他刚从周主任手中接过的那张“提干表”还能得到批准吗？他还有留在城市的可能吗？他还能继续在军区大院当廖副参谋长的秘书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冯家昌来自农村，在城市没有任何可以依仗的人或事，即他没有任何可以留在城市的资本。而冯家昌之前在军队苦心经营的“会忍、吃苦与交心”，也都不足以成为他留在城市的砝码。因为偌大的城市，从不缺乏那些“会忍、吃苦与交心”的农村人。对于城市来说，一个农民冯家昌离开了，还会有千千万万个“农民冯家昌”涌进来;对于周主任来说，一个不愿意娶自己妻子侄女的冯家昌离开了，才是对妻子和侄女最好的交代;对于廖副参谋长来说，一个出生农民的秘书冯家昌离开了，是多么无足挂齿的一件事，他只需要交代下属，重新再找一位秘书便好了。
因此，如果冯家昌当时选择守护爱情、遵守个人道义，那他必将不能提干;而不能提干，他便只有复员。可没有“穿上四个兜”的复员军人、被城市扫地出门的冯家昌，可以去哪呢？回上梁村吗？那给冯家昌定下“四个兜”目标的支书刘国豆会允许他回来吗？在谷垛之夜，与刘汉香初尝禁果犯下的“黄色错误”允许冯家昌回上梁村吗？答案同样都是否定的――冯家昌，回不去上梁村了。当年冯家昌的从军，实质上是上梁村对他的变相驱逐，是对他谷垛之夜“黄色错误”的一种惩罚！而他重回故乡的唯一方法便是获得“四个兜的兜威”，而“复员军人冯家昌”显然不符合这样的回乡条件，他只会被上梁村 “拒之门外”。
对爱情保持忠贞的代价是“被城市驱逐而又回乡无门”，在同时失去城市与乡村两大生存空间的威胁下，当时的冯家昌没有说实话的权利！当时的冯家昌，为了生存，他只能欺骗周主任！为了生存，冯家昌只能背叛自己的爱情，辜负刘汉香！为了生存，冯家昌只能清醒地看着自己一步一步出卖道德良心，在城市中沉沦……为了生存，冯家昌清醒地背叛着、痛苦着，直至最后精神上的麻木，在城市丰富的物质包裹下，如“行尸走肉”般生活。而多年后冯家四蛋首次回乡的夜晚，在麦垛上“今生今世，他们是无家可归了”的惨白觉醒，更是将冯家昌的精神世界彻底毁灭了。
我们不妨再做一个假设，如果没有发生所谓的谷垛之夜，冯家昌不曾犯下“黄色错误”，他也没有被上梁村驱逐到城市的军队中，他依然只是一个在镇上上中学的普通农村学生冯家昌，试问，这样的冯家昌就不会进城了吗？作为上梁村唯一一户外姓而在村中受尽耻辱的冯家昌愿意在上梁村受一辈子欺侮吗？在没鞋穿的日子里，“脚上扎着十二颗蒺藜”的冯家昌会甘心在上梁村老老实实做一辈子农民？冯家长子的责任感和振兴家业的强烈渴求能允许冯家昌一直安心待在上梁村？就算冯家昌自己没有主动进攻城市的欲望，但在城市化席卷农村的时代洪流下，在城市与农村悬殊的物质落差面前，冯家昌能抵抗得住城市灯光的绮丽繁华吗？他拒绝得了城市巨大的物质诱惑吗？显然，生活在城市化浪潮中的冯家昌很难拒绝城市――挺进城市，在城市中追寻物质财富、摆脱贫困才是冯家昌的终极选择，而这也是社会城市化进程中，大多数农村人民的必然选择。
因此，“进城”是冯家昌的时代宿命，而不论冯家昌是以何种姿态进入城市（被迫或主动），他在城市的命运走向都不会与小说原文相差太多。在城市中，他一定会遇到类似周主任这样的道德抉择难题，这时他能出卖的，唯有灵魂与道德。可见，出卖人格不是冯家昌自甘堕落，而是他驻扎城市，向城市妥协的唯一方法。
在《城的灯》的结尾，冯家昌带领下的冯家四蛋最终成功挺进城市，取得了物质上的成功，但他们以丧失人格为代价的物质成功背后，是精神沦丧的悲剧。冯家昌的悲剧不是个体悲剧，而是社会悲剧。在城乡二元结构对立的现实中，像冯家昌一样毫无仰仗的劳动人民，大多数在挺进城市的过程中，都逃脱不了人格背叛的宿命，他们挺进城市的历程，大多都是一曲人性的悲歌。
二、幸运的羔羊
与在城市中“白手起家”、背负“背叛的宿命”而驻扎城市的冯家昌相比，李佩甫另一长篇小说《羊的门》中的呼国庆可以称得上是一只“幸运的羔羊”。 呼国庆与冯家昌一样是农民的儿子，并且还是一位在儿时便失去爹娘的孤儿。但他显然比冯家昌幸运，因为他拥有呼家堡的大姓――“呼”姓。“呼”姓，使孤儿呼国庆在呼家堡获得了一种“自家人”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使呼国庆在成长的过程中，不必遭受冯家昌儿时那般被村人排挤的苦难;这种身份认同，使呼国庆有了“要是在城市中混不下去了，就回呼家堡”的退路。这位孤儿呼国庆显然比冯家昌幸运，而且，呼国庆有呼伯（呼天成）的赏识和帮助，这位先后领导了四代呼家堡人、使呼家堡成为中原首富、一句话就可以调动亿万资金的呼伯，经营着“上至中央、下达县乡”巨大关系网的呼伯，将呼国庆保送到武汉大学进修两年、为他在学历上制造了高起点;在呼国庆当了七年乡党委书记、成为“县长候选人”的关键时刻，为呼国庆“说了话”。呼伯，无疑是呼国庆进城的最大助力！呼国庆的精明与呼伯对他的赏识与帮助，轻而易举地把“进城并在城市中占有一席之地”变得如同日常吃饭、喝水一般简单。呼国庆的进城，可谓一帆风顺，他甫一进城，三十六岁的年纪，便成了颍平县的一县之长，这与冯家昌抛爱背义的血泪进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冯家昌与呼国庆的进城发展故事，在最初的进城方式上便显现出完全不同的风貌，而这种不同一直在延续。
在冯家昌和呼国庆真正进入城市之后，即冯家昌征服了李冬冬，呼国庆成为颖平县县长之后，两者进城发展故事的差异愈加明显。冯家昌靠着“会忍、吃苦与交心”，付出背叛爱情的代价，终于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征服了李冬冬，获得了城市的入场券。但这真的只是一张“入场券”，它只赋予了冯家昌进入城市的“准入资格”，却并不包括对冯家昌城市身份的认同，即使在拥有李冬冬后，冯家昌依然只是“城市里的乡下人”。城市对冯家昌身份认同的缺失，使进城后的冯家昌依然举步维艰。即使是在城市中经过“八年抗战”，冯家昌想要在军队中从营职升上团职，仍需要在给怀孕的李冬冬洗脚时小心翼翼地走“夫人路线”以获得舆论支持;需要凭借小三事件威胁市长岳父才能获取帮助。如此卑躬屈膝与处心积虑，何其可悲！而呼国庆进城后的发展要比冯家昌顺利，因为他有呼伯。我们不否认呼国庆自身的精明和才干，但在呼国庆成为“县长候选人”时，能让呼国庆战胜“内定县长”的关键因素是为呼国庆“说了话”的呼伯。在呼国庆两次陷入政治危机时（一次是因“小三”而起的“离婚危机”，一次是湾村打假的“受贿事件”），即使过程再艰险，最后总有呼伯出马，救呼国庆于“水火之中”。冯家昌与呼国庆两者在升职一事上的不同境遇，可以看出呼国庆的幸运！
但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呼国庆额外幸运的代价便是成为呼伯手中的“政治羔羊”。在《羊的门》的结尾，呼国庆在呼伯的帮助下，逃脱了第二次政治错误的惩罚。虽然没有了身陷囹圄的危机，但他却面临着一道人生难题：是继续留守平原，继续接受呼伯的“赏识”，接掌呼家堡，彻底成为呼伯“无骨的政治羔羊”;还是放弃权利，跟随情人远走他乡，寻找另一种有骨的自由人生？呼国庆难题的出现，是当初一次次接受呼伯帮助的必然结果。曾经一次次的“受助”，何尝不是呼国庆向呼伯政治智慧的妥协？正是在呼伯对呼国庆一次次的帮助中，呼国庆获得政治利益的同时，其政治人格独立性也在慢慢消解……
① 孔会侠：《以文字敲钟的人――李佩甫访谈录》，《创作与评论》2012年第8期。
② 潘称意：《此城到彼城――〈城的灯〉中冯家昌形象的现实意义》，《时代文学》（双月版）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