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快要灭绝的艺术方式和精神游戏
访谈人：王丽一 受访人：阎安
王丽一：谈谈你的创作经历和诗歌观点。
阎 安：我的写作在大学期间就秘密地独自进行着。上世纪80年代后期，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陕北一个偏远的县城高中教学。当时县里只有一条砂石路通向延安和西安，每两天发一趟班车供人们外出。农村大多没有通电，县城里晚上没有路灯。外边寄来的信件要一个月左右时间才能收到，让人有一种生活在黑暗中的窒息感。像我这种很早就要依靠精神生活的人，这种感觉直接导致了精神上某种不言而喻的恐惧感。学校在远郊，四周都是漫无边际的农田，非常安静的乡村和农业环境。我是特别敏感的人，夜晚可以听见窗外蜘蛛捕杀蚊虫的活动，这种不祥的安静，让我陷入一种精神和现实之路都被渐渐壅塞的很深刻的焦虑之中。我对这个处境的应急反应，或者说我当时唯一能做到的事，就是通过更深入的写作和对大量难以理解的书籍的强制性阅读，控制和安顿自己，缓减那种很强的内心冲突和危机意识，并通过发表作品和外界保持一种联系。在我看来，一个诗人总是对身边的环境不屑一顾，他是通过远方确认自己、获知自己的消息。这是我早期写作的根源和动力，也是我后来逃跑般离开那里的原因。
我的创作以诗歌为主，有绝对客观的量，目前只正式出版了《与蜘蛛同在的大地》《玩具城》《整理石头》《珍珠和雪》等10部个人专著。这些年文学批评写作也成为我写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书读得太多了，加之长期做文学刊物的主编，这个工作要求你必须对一个时代文学的生态与思想、观念与作品进行历史的、现实的，甚至跨语种、跨文化、跨界域的整体的综合与判断，在作品之外进行新的文学观念与思想的建设。很显然 中国当代文学最致命的匮乏首先是思想、观念的缺失，大量的写作只是沿用由来已久的写作惯性的产物，它们构成了我们时代精神的症结，这是文学批评写作成为我日常课的原因。在诗歌和批评写作之外，我一直坚持进行从文体表象看有类于小说的、随笔的、神话寓言式的跨文体作品写作，这个写作的量在比例上是最大的，这种融汇了诗性的、哲学的和神话、童话、寓言认知与结构的探索性文本，是对现代化背景下的人及其精神非常复杂的探索和描述，从今日读者的角度上说，这样的精神游戏不能卖座，只是自娱自乐，我把它视作是诗歌写作的一部分，是变相的诗歌写作。我想事情只能如此，因为真正进入诗歌的人是很难对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叙事再有耐心的，他不能苟同那种基于大众文化和情感认知层次上的文学叙事的很多原则和动机。
在我看来，一个诗人是天生的。一个诗人，写作的种子先他而在地深埋在他的天分和天命里――就在上帝完成对他生命造化的那一刻。种子什么时候萌发，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富贵和贫贱都不能磨灭它。我曾说过诗歌是文体之母，就是说它在文体之上，它甚至不是一种文体。一个诗人及其诗歌，无论从创作原理还是从境界容量上而言，是包含着天意的，不会仅仅是人的那点事儿，它必然要给世界提供更高的、超越人事的综合和提炼、格局与气象。一首诗在天才、天命和语言的创世性发现与表达的契合点上产生。但是在今天的时代风尚中，事情完全成了另外一种样子，今天这个所谓的现代化世界是把精神的人不断还原成纯粹生活的人、日常的人、物质的人的重大事变，今天的人类正在大面积地沦丧为以自我为中心的、将自我绝对化的小小的享乐者和哭泣者。现在人们更加坚定地把诗歌理解成了一个文体。当然，诗歌自诞生起，一直被误解所追逐，包括诗人们自己也在诗歌内部误解诗歌。这种追风弄影的误解累加到今天，我有一个极端的表述：已经快没有诗歌了。毫无疑问，相对于诗歌的超文体性，文体只是历史内部的产物，任何文体都是一个小格局，而停留在表意的技术要素上阐释一个文体，是现代以降最为等而下之的精神维度，停留在抒情性所要求的现实感、真实感的语言伎俩上，更是对诗歌天然的要具有的那个创世性内在机制和文体机制的可耻的放弃。关于诗歌，这是重新发现人的存在的工作，我只想超越俗在的恩怨纠葛和任何源于当下文体立场的技术性纠缠，直接与时间对话。我想作为一种对存在的检验，这个对话机制在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时间范畴中都是生生不息的，包括从读者机制上说本来也该如此的。诗歌是什么？诗歌是一种快要失传、甚至快要灭绝的艺术――从文明生态和精神生态上而言也是如此。当然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游戏和语言使命，我更乐意认为这是它的超文体自然属性，惟其如此，它才因为暗示了一种极限性的存在及其危机、美和毁灭，承担了使命。
王丽一：您在青海生活过一段时间，和青海在感情上应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请您谈谈青海这一经历对您有何影响。
阎 安：5―12岁时，由于一次大的家庭变故，我被寄养在青海棉纺织厂工作的大姨家，在西宁读完小学。大姨家没有孩子，加之抓革命、促生产中他们一天到晚都忙着上班，那些年我多半时间都是像大人一样独处，独处有时会像迷失一样让你迷上阅读，让你迷上过早觉醒的自我世界，超越常规地建立起一种远离人事的与自然世界对视和交流的内心世界。小时候在青海时，我的活动范围其实很窄，有很多事儿久了都淡忘了，印象最深的就是青海的那种空旷、大和没有边际，还有灌注于整个天宇的那种火焰般令人不寒而栗的、痛彻心肺的蓝。对青海全面而整体的认识，是后来在写作和研究中逐渐形成的。我在最近的一批随笔里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主题性思考，就是世界的根源和那最后一口致命的氧气在哪里？我的观点就是不在文明中、文化中，不在历史中，而是在人类到达不了的地方，或者在大多数人不能轻易到达的地方。在我心目中，青海就应该是这么一个地方。青海那些想象中积雪经年不化的群峰，那些草原、湖泊、地质纪年式的无人地带，当然还有赖此而存的那些特殊的种族、人类和文化，表面上看它们仿佛在文明中心之外，而我认为这正是上帝的精心设计，上帝特意选择了一个地方珍藏他有关人类的终极性秘密，以便在既有文明遭遇不测之时力挽狂澜。青海，大江大河的源头活水之地，没有它和它的地质基点，就没有黄河、长江，就没有它们在中国大地上的走向和布局，就没有中国文明，就没有今天的我们。可以作一个极端的设想：如果今天或未来什么时候，青海的源头活水不再，黄河和长江干涸了，中国大地就会变成一大堆地理和文化的废墟，那时候现代文明是毫无办法的，一切都会被蒸发掉。所以青海，包括整个青藏高原，它们是超然世外、超然物外的地理和空间现实，也是终极性的精神造物，是时间实现其最高意志的秘密基地。那是人与神灵因缘际会、相互见证的地方，是时间留给我们最纯粹的自然遗产和神明之境，具有时间史、地质史和超越文明的最高存在的意义。关于青海，我对它也有忧虑，就是它的现代化诉求和走向如何掌握分寸的问题。我认为人们正在把青藏高地无限地商贸化，试图把自然之神商品化。这是现代化的需要或者必然吗？现代化是世界大势，人类大势，这是不可逆转的。但是一个直接处在时间中心的事物，一个保留了最多天意的地方，一定切记不能用地方文化的立意和迫切的现代化商业动机去无度地包装、推销、开发和消费利用，因为这是时间之本，人类之本，这个本我们是伤不起的。当然这里可能会包含一个矛盾，这是诗歌和诗人无力解决的矛盾。 不是说本时代的诗人应该完成囊括了地质地理学式的精神觉醒是必须的，仅就我个人来说，青海有着非常特别、非同寻常的意义。我5岁时去青海，是一件非常悲惨的事情，当时是大冬天，由于我一直在进行超出一个5岁小孩常规的惨烈的反抗，我是不得已被绑了手脚，像一个包裹一样被大姨带走的。那年冬天，我大姨一路辗转周折，托亲靠友，为了确保我不在半路上死掉，走了二十多天才把我带到西宁。而远在陕北的妈妈认为我路上死定了，她常常一个人跑到野山上对天号哭，并按当地习俗，画了孤魂圈多次为亡魂烧奠纸钱，祈祷他们不要在阴间欺侮我。所以青海使我自己成了一个生命的奇迹。青海的经历，因为我去的路上把喉咙哭坏了，几个月中处于失声状态，所以那种幼小的我无力理解但感同身受的地质、地理结构，在一种无语的对峙中很快便穿透并融入我的整个生命，并且在后来升华为我的精神结构和诗学思想气质，是青海把我早早地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特立独行的人，它是我精神和诗学的双重根源。我常说我有两个故乡，一个是陕北，我出生在那里，生命在那里赋体还形，那是我身体的故乡。一个是青海，那里直接造就了我的精神及其特有的方式与风格气质，我明白了人如何在可见和不可见的交叉边界上选择准确的位置与方式旁观命运，完全得益于青海的教导与启示。我后来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诗人？因为我后来既不在青海了，也不在陕北了，那么我必须明白自己在哪里并尽可能把自己安顿下来，我必须更清晰地看见自己，探索自己，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是一个随波逐流的漂浮物，我是有来由的，而且我要对得起这番来由。
王丽一：您被誉为“中国文坛最隐秘的精神贵族”，对此您自己有何想法？
阎 安：我觉得这不过是一个比喻而已，试图说明我与写作的关系、与语言的关系，和本时代那种如火如荼、急功近利式的写作的不同。
以我看，中国现代文化形不成贵族，所以现在没有贵族，物质范畴和精神范畴都是如此。贵族是高度的自我，但这个自我不是要为自己办事，而是要形成天下意识，对整个世界有担当，包括物质的担当和无形的担当，对世界要有一种与己无关的作为和建设性贡献。但现在是诗人也物化了。我觉得当代有太多的诗人在见识方面和修养方面都太糟糕，太急于表现自己，把写诗当成与世俗争锋的事情，太过于喧嚣和功利。
相比之下，我比较喜欢安静，甚至太过于安静。我是没有小圈子的人，喜欢独处，喜欢旅行，但是大的旅行计划都是要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去进行，决少同行，偶尔同行我也只能提供他们一个形是而神非的状态。我可能是当代诗人中最缺少个人交际的一个，这并不是我不要交流，而是交往和交流是两回事，交往往往意味着要加入喧嚣和无谓的消耗，没有意义，诗歌是最不需要公关的个人事情。那么有人也问过我，你在文学体制内已是一个省的作协主席了，你能跟圈子脱离干系吗？可事实上这明明可以是两回事，心静地自僻，我的真实状态是，对于体制和民间我都是一个旁观者，我在体制内的身份只是代表了我的生活位置，跟诗歌这个伟大的文体没有关系。每个人都是首先要站在生活位置上的，包括隐士和佛也是照样要有这样的位置。
王丽一：中国当代汉语诗歌对外翻译介绍很少，国际化水平很差，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阎 安：汉语本身的难度和独特性决定了它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交流的困难。不要急，慢慢来，尤其不要自欺欺人地趋附别人。现在据说我们国家有钱了，那么就从国家开始，从大一点的省开始，多办几个以我们自己为主导的国际诗歌节。这样的国际诗歌节无论从规模、范围上而言，还是从广泛性、代表性上而言，从亚洲到欧洲、美洲，它应该囊括和涉及全球几乎所有重要的国家、语种、文明和文化，组织难度非常大，定位非常难，内部设计面临着十分复杂的综合判断与标准平衡，因此它应该毫不逊色地跻身于全世界屈指可数的最重要的诗歌节之列，令全球范围的优秀诗人心向往之。
从古老的口头史诗咏唱时代开始，诗歌从来就是世界艺术、人类艺术，不管它综合与体验的基点处于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地域、哪一种文化。在当今全球、全人类一体化的时代语境下，人类的物质现实、精神现实和经验世界互融互汇，发生着同质同向的剧烈演变，与此相伴随，碰撞与交锋也表现得更加普遍和深入。在这个四分五裂、动荡不安、更加复杂的时代，今天的诗人和诗歌如何面对时代变局，以新的创造力和诗性提炼应对、抵制人类精神能力的日益弱化，是全球诗人和全球诗歌共同遭遇的一个课题。我们应该有信心完成全球化语境下现代诗歌从观念到文本的转型化重建。
王丽一：您对哪些诗人及其作品感兴趣？为什么？
阎 安：怎么说呢？可能经过一番对话，你认为我在思想方面和诗学主张方面是非常激进的人，但是现在我要告诉你，我喜欢中国古典诗歌，古典诗歌的三流诗人都是了不起的语言大师和诗意大师，虽然原则上古典诗歌艺术在当代人的创造力里已经灭绝了。现代汉诗还不够成熟，内部和外部都处在探索、误解的状态，写什么和怎么写一直有问题，大多数的写作属于无效写作。展开来说，古典写作源于人格完美或完美的人格理想，具有直接的、广阔的宇宙和时间情怀，悲天而悯人。现代写作源于人格物化，甚至人格分裂，迷恋于个性表演，直至迷失自我，无心而伤感，不得要领。古典写作的至境是以人性超越人性，借以沟通或重合于神性，造成人可以住进去呼吸的诗性境界。现代写作是以物性代替人性，在庞大的物质之中追逐并迷失人性，在扭曲和挤压之中难以自拔。艺术的机制，尤其是诗歌艺术的机制是一个创造性的机制，停留在物性甚至迷恋物性，这意味着我们在最需要创造性的事业上普遍地丧失了创造力。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在当代汉诗近乎垃圾化的铺天盖地的物化浪潮中，中国的诗歌和诗学在新的西译思潮中，由过去从译诗中汲取思想转型为一种文本的西化式觉醒，但是这种偷梁换柱式的觉醒，归根到底没有突破性的作为，它不得已地在抵近技术层面后就搁浅了，因为它只带来了一种修辞学和形式上的转变，却不能从根本上确认和表达中国式的当下现实与生存境况，逐步陷入不是重复别人就是重复自己的恶性循环之中。以当代汉诗两个偶像人物北岛、海子为例，如今他们正在变得一天比一天更加形容枯槁和不堪一击。北岛的现在使他的过去、他的个人诗歌史变成了让人忍无可忍的陈词滥调。早逝的海子，他有一种童话式的致命的忧伤，仿佛是已预感到了乡土和自然的必然崩溃，因此他迷恋幻觉、幻影，并将之极度夸张，他太过抒情了，拒绝了当代。
真的，当代汉诗跟当代的一切一样，太物化了，没有立场，没有关怀。用“一切不过是过眼云烟”这句话观照当代汉诗，它依然处在这个事情的起点，远远不到成熟的时候。
王丽一：一个优秀的诗人，您认为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阎 安：我想我上面的每一个问题中都包含着对这个问题的间接解答。如果一定还要说，我仍然坚持天分和天命是决定性的，这是成就一个好诗人最深远的根源和基础。有了这个前提，持久的、矢志不移的后天训练和磨砺才会有结果。在后天应该积极培养体现创造主动性的素质，我个人认为有这样三个方面很重要：一是要迷恋阅读，不阅读，没有深入的阅读发现，你永远在自己的时代，没有传承。没有传承就只能处于浅薄，没有传承丰盈就没有创造的冲动;二是要有蠢蠢欲动、指向时间的好奇心，好奇心就是语言建制中的童心、天真和天性状态，就是对语言无功利动机的依赖、迷恋，也是建立诗歌超生活结构和超文体意境的自由心理机制;三是对独特性的向往，从一个细节、一个词、一个句子直至整体的结构、文本，追求纯粹的独特性，直至它们仿佛重新发现、创造了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