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巴金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师级作家，不仅具有世界影响意义，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在七十多年的文学创作中，巴金其文、其人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而巴金研究也不断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存在。本文以1934年巴金第一本自传《巴金自传》为研究对象，总结《巴金自传》的特点、地位，结合巴金的人生经历来分析巴金“无政府主义”的驳杂思想及“为生命、自由写作”的文学观。
关键词：巴金；自传；无政府主义；文学观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现代传记的写作与出版蔚然成风，其中，自传写作的数量较之以前，有明显的进益和拓展。萧关鸿在《中国百年传记经典・序》中提到“进入30年代，写作自传渐成风气。其中以作家自传或回忆录最有影响。倡导传记文学的胡适身体力行写出《四十自述》。较有影响的自传有郭沫若《我的童年》、谢冰莹的《女兵自传》、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上海第一出版社曾以‘自传丛书’为名推出《巴金自传》、《从文自传》等一批优秀自传，一时蔚为壮观。”这些无疑都是对传统的突破与超越，也是现代传记兴盛的特殊标志之一。巴金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存在，其传记写作数量很多，各种自传、评传、他传、散记等。1933年巴金写了原题为《断片的回忆》的自传，1934年上海第一出版社出版时改为《巴金自传》。这一自传在特殊背景下具有其与众不同的价值和意义。
一、童年感性记忆的记录
“自传首先是一种叙事，它遵从的是一位个人的‘历史’的时间顺序。我们强调‘首先’，是因为在实际中，自传当然可以包括许多论述，但论述是从属于叙事的。”巴金的自传是一些零碎的回忆，以片段的形式回忆了自己的家庭、童年生活以及文学创作之路、心灵世界。因此，传记的内容、记述方法与风格并不统一。我们需要通过具体分析来审度《巴金自传》的特点与叙事风格。
《最初的回忆》以孩童的笔触和对话的方式记述了童年时代幸福、简单、平和的生活：温柔的母亲、天真的丫头香儿、伙伴“大花鸡”、仆人杨嫂。如传记言“生活就是这样平和的，没有眼泪，没有悲哀，没有愤怒。只有平静的喜悦。”在行文中感受最深的是孩子的天真与稚嫩。儿时的巴金讨厌礼节，要求平等、自由，追求合理。“完美主义者”倾向就开始萌芽：“不完全，则宁无”。他的童年是平和的：他给每只鸡都起了名字，每天要点一次名，而当厨房终把鸡杀死的时候，巴金第一次见到“这样死的挣扎”，然而，接下来巴金接触了太多死亡与离别。
《家庭的环境》以孩子的眼光记录革命时代的风云变幻，这一部分的记录是充满血和泪的。10岁时母亲的去世，13岁父亲去世，而身边二姐、丫头香儿、祖父也都相继离开了人世。巴金过早感受到了这种生离死别，而家庭由温暖、平静突然就变得冷酷，专制、充满勾心斗角的仇恨与压迫。在这一部分的记述中，巴金的反抗意识得以流露：“我生活在仆人、轿夫的中间。我看见他们怎样怀着原始的正义的信仰过那种受苦的生活，我知道他们的欢乐与痛苦，我看见他们怎样跟贫困挣扎而屈服、而死亡。”“这一类的悲剧以及那些活着的虾仁的沉重的生活负担，如果我一一叙述出来，一定会使最温和的人也无法抑制他的愤怒”“我在污秽寒冷的马房里听那些老轿夫在烟灯旁边叙述他们痛苦的经历，或者在门房里黯淡的灯光下听到仆人发出绝望的叹息的时候，我眼里含着泪珠……”
家里的老轿夫、门房的老仆人等“下人”的痛苦的经历与绝望的叹息与挣扎让年轻的巴金就感触到生而不平等的感慨，生为鸡就要被吃，生为蚕既要被用来纺丝或者直接被吃，生为小旦就会被玩弄，生为下人就要与贫穷与痛苦做斗争，那种对贵人虚伪的礼节和应酬，各种“不合理”的莫名的“反抗”意识在巴金的小小心灵中萌发出来，并且异常地强烈。
《小小的经验》属于纯粹的回顾性叙事，记述作为一个年轻的冲动的激进的青年编辑呈现在我们面前。以办报纸进行文化宣传作为自身革命的方式，传记中也记叙了办报各种艰辛的过程。
《做大哥的人》偏离自传写作的规则，包含了对成都时期自己和大哥生活的关系和离开成都后与大哥情感联系的经历。这一篇是《家》中大哥觉新的原型，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大哥面对黑暗家庭的时候，做了各种不必要的妥协、牺牲。他的死，是为旧礼教、旧思想所害，为了维护虚幻的绅士颜面，在虚伪的绅士眼前放弃了自己生存的权力。对“大哥”的回忆是充满血与泪的，那声嘶力竭的声讨也难以挽回亲人的性命，那份混杂着血泪的感情，增加了巴金的谴责、同情、感激与更加彻骨的痛恨。
1934年《巴金自传》出版的时候，共10篇《忆》《最初的回忆》《家庭的环境》《信仰和活动》《小小的经验》《做大哥的人》《“在门槛上”》《我离了北平》《断片的记录》以及《后记》。基本上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对于童年的感性记忆；另外一部分是具有巴金式激情的抒情性叙事。
二、对信仰与文学观的激情叙述
《巴金传记》中流露着巴金思想中的“无政府主义”信仰与“为自由写作”的文学观。童年时追求自由、平等是巴金的思想特点，而这种思想在传记中更好地体现在《忆》《信仰与活动》《“在门槛上”》《我离了北平》《断片的记录》几篇中。
《忆》的抒情性很浓，开篇巴金就以备受梦境折磨的心情展开，他评价自己是个充满矛盾的人：“我过的是两重的生活。一种是为他人的外表生活，一种是为自己的内心生活。”“我的感情自身被夹在记忆的钳子里也失掉了它的平衡而有所偏倚了”，在各种无端的忧愁笔调中，巴金表露他的痛苦“过去像一个可怖的阴影压在我的灵魂上，我的记忆像一根铁链绊住我的脚。”过去的生活的影响对巴金影响很大，苦涩的回忆一遍遍啃噬着他的灵魂。语言深沉、抒情热烈，忧郁感以及对生活的无力感流露的十分明显。而倔强的巴金不愿与生活中的“黑影”相妥协、相调和。
《信仰与活动》是对“五四”时期觉醒经历的补叙，也流露出巴金对“无政府主义”的信仰。1934年《巴金自传》出版的时候，这一篇曾被删掉。文章以爱玛・高德曼给巴金的信函开篇，表达了对《夜未央》《告少年》的酷爱。巴金觉得这种信仰“与我在轿夫身上发现的原始的正义信仰是相吻合的。”心中的潮水不断涌动着。长期以来，这种思想一直被认为是反动的，时隔至今，需要客观的评判。“无政府主义”思想作为一种政治思想理论，主张取消国家与政府，力求打破一切规律与秩序，解构一切，这是违背社会与自然规律的，具有破坏性。然而通过对巴金一生的宏观考察，这一思想作为人类的“思想和文化遗产”是具有巨大的魅力与价值的：强调人的廉洁，道德的自律，对社会理想和光明的追求，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崇尚，它代表了人们对“完美”的追求，对“自由”的无限渴望。 《我离了北平》充满了忧郁与压抑。对自己的不被理解，巴金苦恼地绝望地不断表现自己。“世间有不少人喜欢表现自己，我也算是这一类的人。我有一个信仰，我愿意人知道它；我有一颗心，我愿意人了解它。”在现代作家中，恐怕没有一个人像巴金那样强调自己的信仰。这样的话他不知说过多少遍，哪怕在绝望无助时，他依旧会昂然说：“我不怕……我有信仰。”巴金对文字的力量提出质疑，但是又乐此不疲地继续。在萨特《什么是写作》一文中，萨特肯定地相信一点：“说话就是一种行动，文字就是一种力量，文字可以表达意义的。”联系到萨特后来的主张与观点，“写作”就是揭露，就能引起变革在某种程度上说，并不可能实现。巴金在无数尝试之后，绝望地得出结论：“话语是没有力量的。”爱，的确是分为大爱和小爱的，自我也是分为大我和小我的，巴金一直做的是为人类的自由、平等而进行努力，他有坚定的信仰，不妥协，不屈服，在黑暗中踽踽前行。
《断片的记录》这一部分是极具巴金激情特色的，汇集了巴金各种谦虚的自嘲：“写作是一种不由自主地虔诚地冲动”。巴金始终执着的认为：写作要维护自己的信仰。巴金将写文章分为三个阶段，而巴金的痛苦在于“纯粹的作家”和“非纯粹的作家“之间的选择。对写文章的目的，巴金终是发出了这样绝望的疑问：写文章是个体无法抑制的冲动，但是写文章究竟又有什么样的用处？有人把文章作为一种可耻的服务于政治或者是谋生的手段，这是巴金痛恨的，他对文人的“文品”与“人品”的不一致性发出声讨与强烈的讽刺。他的主张与理想是自由，是为生命而写作，不是依靠某个阶级或集团将写作沦落为糊口的饭碗。
三、《巴金自传》的特点
《巴金自传》虽不具有统一的风格，但整体上较其他传记有与众不同之处：
第一、非连续性的历时描述
《巴金自传》并不是以年龄的变化为叙述逻辑的，不是连续性的历时描述。它是一种客观的生命过程叙述，是对过往经历进行理性分析后的人生总结，因此包含了明晰的条理性、逻辑性和抽象性。这种把回忆加以组织、使之成为一部作者个性历史的努力过程，正如巴金自己所言：刻意把自传写成“人格的成长与发展的记录。”
第二、儿童的感性认识与巴金式激情笔调相融合
《巴金自传》有别于作者其他小说的叙述，在从幼年到成为作家的4个生活片断中，作者“故意地用了不同的笔调和不同的纪年”，目的是让读者看出“生活的进展”。《最初的回忆》《家庭的环境》与《断片的记录》三篇很具有代表性，前两篇文章是记录儿童的感性认识，而《断片的记录》中那激情的笔调表现特别明显，二者有机融合，构成了《巴金传记》独特的艺术风格与特点。
第三、以人物对话进行故事化叙事
开篇《最初的回忆》以人物对话进入叙事的情境，叙述的视角和话语完全是儿童的。这种儿童的感性认识、简短的叙述话语跟传统自传或“自叙”那种成人的理性的回忆截然不同。随着年龄的增长，作者叙述的语句越来越长，表达思想也越来越复杂。到最后一个片断《断片的记录》中，是巴金对自己文学观的总结，充满了巴金式的生命激情。
1934版《巴金自传》作为巴金最早的一部传记，在提供史料的同时，也还原出巴金生存的社会环境，在同时代的自传中，具有其与众不同的特点与价值。这种记录个性的非连续性的历时书写，一方面承载着启发青年人，鼓舞人心的社会责任与社会价值，给困苦中的青年人一点鼓舞与慰藉。正如胡适所言“传记是用来唤醒社会大众和改造社会现实的工具”。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巴金独特的艺术个性与思想。理想、激情、昂扬中流露出的是巴金对自由的渴望，对完美的追求，对公平与正义的崇尚。然而对于作家的自传，需要冷静与客观的态度。“生不做传”作为现代传记的古训，而三十年代的自传数量的蔚为大观打破了这一禁锢。巴金不断强调只是写些零散的话，这一委婉、自谦的表达还是透露出了社会群体在做自传时惴惴不安的心态。这一尴尬、矛盾的境地使得作家在写传的时候，很难做到百分百的客观、真实。因此，自传与自述并非万能的，对待作家自传既要重视，同时也不要被控制与束缚。
参考文献：
[2]巴金.巴金自传.中国百年传记经典（2卷）.东方出版社.2002
[4]江倩.论巴金传记的写作以及重写.西北大学学报.2006.9
[5]辜也平.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现代转型.中山大学学报.2004.4
[7]周立民.研究巴金也要走出巴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2
[8]周立民.在信仰与文学之间――由“信仰”解读巴金的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