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风雅颂》故事的重心并不在于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去描绘某一具体的社会现象，而是在于用看似荒诞的故事表达知识分子在现时代内心的漂浮和矛盾。本文从疯癫形象与道德模糊形成伦理判断的复杂性，经典文本的解构与反讽叙事凸显时代精神困境，知识分子精神乌托邦及其幻灭主题三方面分析其成因。
关键词：荒诞 疯癫形象 精神困境
王小波在他的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里有一篇杂文曾经提到过中亚古国花剌子模有一种古怪的风俗，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长此以往，国王只能生活在虚假和片面之中。我想阎连科的《风雅颂》之所以引来那么多的对作者的指摘就是因为我们时代的读者和批评家很多都有花剌子模怪癖。作家敏锐地感受时代精神困惑并以文学的形式表达，传达了一种文学真实，这种真实刺痛了人们的神经，但因此而迁怒作者显然是不应该的。正如当年评价贾平凹的《废都》一样，它所描绘的知识分子主人公庄之蝶的糜烂生活会让我们感到震惊，于是就将贾平凹等同于庄之蝶审判一番，是没有道理的。阎连科在《风雅颂》后记里说：“我冥冥中有些预感，《风雅颂》的出版，会招致一片的谩骂之声。”{1}可见作者已熟知花剌子模逻辑以及明知前路险恶而直面现实的勇气。我们大可不必将作者创作《风雅颂》的伦理意图奉为圭臬，但对作者以及作者在文本中体现的伦理取向还是应有起码的尊重。
许多评论都把目光关注在清燕大学是否映射了现实中的某个高校、阎连科本人熟悉不熟悉大学生活这类非文学论题上，却有意忽略了我们时代的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困惑和灵魂挣扎。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映射现实中的某个单位根本既无可能亦无必要，这种误解也贬低了这部作品的格局，对号入座实属可笑之举。作者也可能不熟悉大学生活，但并不影响他调用他的想象力去虚构情节，从而去实现他所感受到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内在心理真实。《风雅颂》故事的重心并不在于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去描绘某一具体的社会现象，而是在于用看似荒诞的故事表达知识分子在现时代内心的漂浮和矛盾。故事情节的荒诞也是引起争议的话题之一，荒诞的形式本身并不影响它所表达的内在真实，我们总不能以卡夫卡把人写成了甲虫或者老鼠而说它是不真实的，顶多也是“不真实的真实”。这也和作者对荒诞和真实的理解有关，他说：“我觉得最荒诞的来自我们这个生活中最真实的，真实到极致，一定是最极致的荒诞。”{2}纵观阎连科的小说创作，他的目光始终是关注现实的，在当今这个轻松、轻佻、轻浮泛滥的时代，阎连科是少有的几个有现实分量的作家。而他采取的叙事策略往往是荒诞的情节故事。《风雅颂》的字里行间显示了知识分子很深的焦灼和无所适从的惶惑。
一、疯癫形象与道德模糊形成伦理判断的复杂性
现代小说对世俗生活的重视使叙事的重心不再是英雄和传奇，而是诸多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日常生活遭遇，这些小人物中又有许多疯癫人物形象，他们的行动和言语方式都不是寻常的规范伦理可以理解的，这些疯癫人物形象的大量涌现反映出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现代个体自由伦理与传统规范伦理的冲突和斗争。他们既是传统伦理的叛逆，又是现代伦理的先知，从传统规范伦理的角度看，他们的行为狂放不羁，蔑视一切规范伦理教条，而从现代个体自由伦理的角度看，他们身上却体现出可贵的现代品质。所谓疯癫也并不是指愚蠢或其他不正常的精神现象，而是指他们的外在表现和行为方式具有非理性特点，所秉持的伦理理念和信念为传统伦理所不容，对人们惯常的思维构成挑战，是对压抑人性、束缚自我的腐朽势力的反抗。
西方现代文学中的疯癫人物形象已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文学景观，被昆德拉视为现代小说肇始的《堂吉诃德》里的主人公堂吉诃德就是这类人物的始祖，“他头脑中忽然浮现了一个连全世界的疯子也从来没有过的奇怪的念头：他要去做游侠骑士， 全身披挂， 手持武器， 骑着骏马， 周游世界， 行侠冒险。”{3}堂吉诃德迷恋骑士小说，仿效骑士生活，终其一生为梦想所累。堂吉诃德的疯癫行为常遭世人嘲笑，即便是《堂吉诃德》的作者也曾被指责为“不学无术”，然而堂吉诃德看似荒诞不经的行为却是怀揣着无畏的勇气、梦想和执著追求，成为人类不断超越精神的象征。确信的价值信仰分裂为无数个模糊的相对真理，为信仰所庇护的安宁心灵被现代人的焦灼不安所取代。堂吉诃德的着魔超越了寻常人的平庸生活，滑出了惯常的生活轨道，而他身后着魔的人的历史和整个现代历史一样漫长。也许正是这种蔑视常规的冒险精神才使人类不甘庸常，走向卓越：“没有疾病、疯狂和精神犯罪，就不能取得精神上和认识上的某种成就；伟大的病夫是为了人类及其进步， 为了拓宽人类情感和知识的领域， 简言之， 是为了人类具有更加高尚的健康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者。”{4}只要人类探索未知领域与完善生活的脚步不止，他们的存在就是必然的，就会散发永恒的艺术魅力。
疯癫的知识分子形象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现代文学作品中都是屡见不鲜，知识分子作为“神圣的疯子”，他们身上所具有的悖论性格同样具有现代品质。他们是现代伦理的先知，常常被世人所误解甚至被视为异类或敌人，往往备受责难和嘲讽。尼采无疑是现代狂人典型，无论是他“上帝死了”的呐喊，还是他的超人哲学，都对现代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呐喊也曾被世人看做是疯子的谵语，最终也真的发了疯，他在街头拥抱那匹流泪瘦马的情景正是现代知识分子悲情命运的写照。俄国基督教传统中出现的圣愚现象也有类似的悖论特征，圣愚在行为方式和外表上是丑陋甚至是肮脏的，像是乞丐，但他们的精神又是虔诚的，因此仍然得到尊敬，尊为圣徒。汤普逊在《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一书中从这种圣愚行为模式中抽象出了俄国一般的行为模式，认为这种行为模式影响了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形成了一种“圣愚辩证法”或悖论价值体系，“圣愚故事的莫斯科听众和19世纪小说的读者都很容易接受这样的观点，即：精神变态和缺少资产阶级的（理性的、西方的）智慧预示了真正的智慧；表面的、放肆的不道德行为很可能是高度道德标准的外衣；爱好流浪很可能与精神的纯洁与深刻并行不悖；小说和故事主角的行为方式可能容易受到其他人物的嘲笑和滑稽摹仿；温文尔雅和气势汹汹不仅互不排斥，反而在一种真正完美无缺的人身上相安并存。”{5}圣愚法规由五组二律背反概念组成：智慧与愚蠢，纯洁与污秽，传统与无根，温顺与强横，崇敬与嘲讽，在圣愚身上所体现的这种矛盾与含混辩证地统一在一起。圣愚在俄国文学作品里频频出现，普希金《鲍里斯戈都诺夫》中的尼科尔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中的梅思金公爵等等都是圣愚，这些圣愚形象都是混合型人物，他们推崇神性智慧，抛弃尘世智慧，荒谬和真实共存，戏谑和虔诚共存，既聪明又愚蠢，既纯洁又放荡。正如汤普逊所分析的那样：“俄国知识分子的某些特征是圣愚特征的世俗化显现。”{6}这些特征曾被西方误解，又最终在现代伦理的洗礼下得以理解并释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 鲁迅的《狂人日记》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开篇之作，亦是以疯癫的狂人喊出了清醒的时代强音，要自由还是要平等，要改良还是要革命，要个体还是要集体？启蒙伦理在那个时代的内在矛盾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而实用倾向和时代选择使个体的自由解放不得不寄希望于激进的社会变革，而今时过境迁，同样的精神困惑依然存在，但问题已变得更加复杂，找不到确信的答案了。
当我们回顾了以上疯癫人物谱系以后，再来看《风雅颂》里的主人公杨科，就会发现，那些所谓的荒诞情节并不是不可理解，只是体现在他身上的悖论性格以及时代精神困惑增加了我们惯常的伦理判断的复杂性。《风雅颂》的价值并不在于在疯癫人物谱系里增加一个新成员，而是在于它所携带的时代精神讯息，事实上，杨科作为知识分子已经找不到可以安妥灵魂的精神价值。杨科这样一个很难用传统规范伦理标准来衡量的复杂人物形象，使我们看到以往知识分子栖居的精神信仰世界业已沦落荒芜。杨科的某些行为体现出知识分子的特立独行和信念坚守，在神圣价值沦落的今天是值得尊敬的，他在自己的家乡被敬若神明即为明证。但他也有懦弱、猥琐、卑微、蛮横的一面，虽然杨科是为学校领导陷害而入精神病院的，但他的某些行为在平庸的现时代看起来的确有些痴狂，他以自我为中心自言自语的疯话也如同疯子的谵语一样乖张。在对这个人物的伦理判断上，我们最好还是秉持较为宽容的现代伦理心态才能把握其全部精神复杂性。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说：“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的精神。”{7}正如尼采所说：“假如你祈求心灵的安宁与幸福，那就去信仰吧！假如你想成为献身真理的人，就得去探索！”{8}作者在这样的时代精神困境面前虽然没有给出确信的答案，却没有放弃提出疑问，在明确的道德和混沌状态之间，阎连科更迷恋混沌，在确信的信仰和迷茫的虚无之间，阎连科更愿意触摸虚无。
二、经典文本的解构与反讽叙事凸显时代精神
困境
如果说疯癫形象与道德模糊是从故事层面上增加了伦理判断的难度和复杂性，深化了时代主题，那么经典文本的解构与反讽叙事则是作者在叙述层面上凸显时代精神困境，展示知识分子内在精神矛盾的另一重要方式。
从文本叙述结构上来看，《风雅颂》采用了对传统经典文本《诗经》的戏仿方式，形成了对《诗经》文化精神的反讽与解构。当然，这种叙事方式并非阎连科首创，乔伊斯小说《尤利西斯》在对荷马史诗《奥德赛》的戏仿中，充分体现了历史的悲壮和现实的卑微之间的强烈反差。在《风雅颂》里我们同样感受到了这种反差，即淳朴而单纯的人性与现时代的价值虚无所形成的巨大反差。
除了在叙事结构上的反讽以外，还有一些细节上的对照反讽，比如偷情的李广智是所谓的西学大家，而蒙受夺妻之痛的杨科却是中国传统经典文本《诗经》的研究专家；妻子赵茹苹从一个普通的图书馆管理员跃身为大学教授，而杨科自己却从博士毕业的《诗经》研究专家一步步陷入羞辱和困境；性事的疏少与短暂，和专著文字的密集与漫长等等，这些细节上的对比反讽配合着叙事结构上的反讽。
修辞反讽也是这部作品常见的形式，人物几次对话都如呓语一般，一个人物的话语指向一个方向和一件事，而另一个对话者指向另一个方向和另一件事，形成某种程度的错位，如杨科和校长关于沙尘暴的对话等。小说以主要人物杨科作为叙述者讲述故事，常常不顾对话者的反应而固执地以自己的话语逻辑自言自语。
主人公杨科以第一人称“我”的叙述视角来讲述故事使读者缩短了与故事的距离，极易感同身受。当杨科撞见外遇的妻子和情人偷情时，他的近乎变态的细节审视像是在玩味品咂，按常理本应激愤的他却向偷情者连说对不起，酸楚的惬意，他近乎乞求的“下不为例好不好？”会冲淡我们惯常的因屈辱而起的激愤，甚至在杨科因嫉妒而杀人之后，很可能也并未产生谴责，这让将小说视为道德说教的人无法谅解而心生鄙夷。但我认为这部小说的批判意识仍然存在并效果独特，因为反讽叙事的存在使作者的叙事意图得以彰显。
三、知识分子精神乌托邦建构及其幻灭主题
从杨科身上，可以看到知识分子精神乌托邦的建构努力以及这些努力的幻灭，他一次次尝试在这些自建的精神乌托邦里暂时喘息，又一次次被现实的残酷击得粉碎。正如故事的开篇提及的杨科著作《风雅颂》里的那句话：“每个人无论你最初沿着人生的新途走到哪里， 但最终都只能沿着老路走回去。”{9} 这和钱钟书《围城》中方鸿渐在寻觅职业和爱情的漫长跋涉中最终收获的仍是落寞的空无何其相似，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如何在权力和金钱的双重肆虐中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是杨科遇到的最大的难题，也是现时代知识分子面临的最大挑战。杨科们试图冲破这些世俗罗网，而结果常常是事与愿违，陷入更深的悲哀之中。
作者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出路有以下几种设想路径，但这些路径都没有走通，最终陷入绝境：一是潜心学术研究，实现知识专业关怀。杨科呕心沥血花费五年光阴潜心研究《诗经》，写出《风雅之颂――关于〈诗经〉精神的本源探究》这样的洋洋五十万言的巨著，并且为此而洋洋得意。但结果却是为职称、职位、出版经费等现实利益忍辱蒙羞。不但著作难以出版，而且授课听者寥寥。对《诗经》解读课的取舍，也涉及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平庸化问题。富里迪在《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书中批评了大学教育的弱智化和庸人主义：“那些充满热情地追求自己爱好的个别学者越来越面临着被贴上‘不切实际’（irrelevant）‘精英’（elitist）‘脱离社会’和‘边缘化’的标签的危险。对学问、对卓越（excenllent）和真理的追求，不断地被描绘为古怪的、任性和不切实际的。”{10}杨科为了不得罪学生，避免在教授优劣调查表最差一栏有自己的名字，不得不放低姿态，放弃精神理想，迁就学生的趣味。这种弱智化与庸人主义降低了人的精神追求和知识的价值，让人沦为金钱和物质的奴隶。二是参与社会实践，实现社会政治关怀。杨科参与学生抗击沙尘暴的游行，虽然得到媒体的正面报道，也自认为做了件有意义的事情，没想到的是却引来校领导的陷害，被送进精神病院。在天堂街的所作所为在这个时代更显得书呆子气十足。三是寄托于爱情的力量。和妻子赵茹苹的婚姻与其说是爱情的结果，还不如说是现实利益的交换，作为从乡村走出的“凤凰男”，立足京城并非易事，带来的反而是妻子与他人偷情的羞辱。与付玲珍的爱情，最终也是以悲剧收场。四是实现文化价值关怀。杨科作为知识分子，其价值理想在现实中遭遇的困境凸显时代精神悖论。
某种程度上，知识分子是仰望星空的一类人，正如班达所说：“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追求实践的目的，只希望在艺术的、科学的或形而上学沉思的活动中获得快乐。简言之，他们旨在拥有非现世的善。他们总是说：‘我的王国不是这个世界。’”{11}知识分子伦理是纯粹伦理，它关注终极价值的实现，作为生存于现实世界的知识分子个人而言，他们又无法脱离现实社会，知识分子与现实世界始终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承担着理性批判的职责。
{3} [西班牙]塞万提斯.堂吉何德[M].北京：译林出版社，1995：333.
{4} [德]赫尔更・海塞等.陀思妥那夫斯基的上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80.
{5}{6} [美]汤普逊.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6，271.
{7} [捷]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北京：三联书店，1995：4.
{8} 刘根报.诗人哲学家尼采[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1：37.
{9} 阎连科.风雅颂[J].西部・华语文学，2008（2）.
作 者：张军府，文学博士，琼州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
编 辑：杜碧媛 E？鄄mail：dubiy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