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欧塔维奥・坎塔涅德骑上单车去踢球了，他的父亲没有看见他带了一把匕首在身上。
坎塔涅德那会儿19岁，身材瘦弱，住在巴西东北部偏远的皮欧西镇上。他跟弟弟乔治骑车上了一条红土路，去几公里之外的邻镇森特罗杜梅约参加球赛。
森特罗杜梅约有一个破旧的球场，球门是用木头做的，连球网都没有，地上坑坑洼洼，很多地方的草都踩没了，裸露着沙土。常有人在这里踢非正式的球赛，球员们通常一方穿着上衣，一方光着上半身，因为不是所有人都买得起球衣。这里没有看台，没有记分板，只有一排排棕榈树、香蕉树和芒果树，观众就在树荫下看球，几只流浪狗在附近徘回，想找点人们吃剩的东西。
坎塔涅德是一名后卫，但在上半场他扭到了自己的腿，因此跟裁判交换了角色。那天是6月30日，在2000多公里外的里约热内卢，巴西国家队击败了西班牙队赢得了联合会杯（为2014年世界杯热身的国际杯赛）的冠军。接下来的一周，全世界都将被这一天发生在森特罗杜梅约的暴力事件所震惊。
下半场的第20分钟，坎塔涅德作为裁判，向一个名叫约瑟米尔・桑托斯・阿布雷乌的30岁球员出示了黄牌。阿布雷乌和坎塔涅德是时常一起踢球的朋友，但这张黄牌让两人的友谊画上了句号，因为阿布雷乌此前已经有了一张黄牌，坎塔涅德的第二张黄牌将他罚出了球场。两人发生了争吵和打斗，然后演变成了一场血腥的凶杀案。
当地警察表示，坎塔涅德抽出藏在短裤里的匕首捅了阿布雷乌两刀，阿布雷乌被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随后，至少4名阿布雷乌的朋友对坎塔涅德实施了报复性虐杀。这些人本就习惯了群体暴力，当时在酒精和毒品的作用下，坎塔涅德的行为更是点燃了他们的暴力冲动。他们把坎塔涅德捆起来，用喝剩下的朗姆酒瓶子猛击他的头部，用乱棍殴打，随后开着摩托车从他身上碾过，然后用刀刺穿了他的喉咙，最后他们肢解了他的尸体。长时间的虐杀甚至让警方无法查出坎塔涅德的具体死亡时间。
医院工作人员拍摄的现场照片显示，坎塔涅德的两条小腿都被砍断，像假肢一样被抛在一边；右手臂和左手同样遭到了肢解，仅靠残余的皮肤与身体相连。更恐怖的是，这伙人砍下了坎塔涅德的头颅，插在了球场附近的一根木栅上。
负责调查这起案件的警察局长维尔特尔・桑托斯说：“这起案件让我感到难以置信，我无法相信现代人类会堕落到如此野蛮邪恶的境地。”
这个恶性案件让森特罗杜梅约的居民感到羞耻，因为人们不会记得某个谦逊温良的小镇子，除非有人告诉你那里有一伙暴徒。现在甚至连邻近的几个城镇的人都以为森特罗杜梅约的人个个心怀不善了。
13岁的利维奈特・桑托斯告诉她的同学她家住在皮欧西后，她发现几个孩子相互交换了眼神。“她们后来就不怎么跟我玩了。”
不断升级的暴力
雷蒙杜・萨还记得，差不多10年前，在他执法的一场业余比赛的最后几分钟，他吹响了哨子，判罚了一个点球。被罚的球队立刻围了上来，大声地冲他咆哮。
一个球员吼道：“你别想活着出去！”
另一个球员上前劝解道：“他是个警察，可能带了枪的，算了吧。”
萨是一个高级警官，他在圣路易斯的办公室里跟我讲了这个故事。圣路易斯是马拉尼昂州的首府，皮欧西正是这个州的辖区。他现在领导一个部门专门负责马拉尼昂州职业球赛的公众安全事务。
萨认为足球并不是诱发这起凶杀案的主要原因。他表示，在巴西，人们会对许多东西投入狂热的激情，看球时的喧嚣、桑巴庆典时的狂欢，都能让人们进入一种催眠式的狂乱之中。“有的人有时会突然咒骂或殴打别人，看起来就像鬼上身一样；有的人会掰断自己的手指头，然后慢慢恢复正常状态。我想这都是肾上腺素泛滥的原因。”
通常来说，裁判在执法时带武器上球场是不合规矩更不合法的，但对于业余球赛，那儿没有警察也没有安检，一些裁判确实会带上匕首或是瓦斯喷雾保护自己的安全。他们的想法是“我可不想因为吹了一个点球就被人捅死在球场上”。
那么，发生在皮欧西的谋杀到底跟足球有多大关系？Salgado de Oliveira大学的社会学者毛利西奥・穆拉德是研究巴西足球暴力的权威，他认为人们将足球与谋杀联系在一起的想法是错误的。“这些暴力犯罪跟足球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它们可能发生在其他任何地方，比如酒吧。当我们谈到足球暴力，实际上指的是球迷团体之间的暴力行为，跟球场上发生的暴力行为是两码事。” 去年7月份里约热内卢一个拉美研究中心发布的研究显示，巴西是世界第七大暴力事件发生国。在巴西，只有5%至8%的谋杀案件能够结案，而在美国这个比例是65%。
巴西人经常谈到逍遥法外的罪犯和腐败的政客，司法不公已经成为了许多人的共识。这项研究还发现，在巴西，因为朋友邻里间的矛盾或是夫妻间的争吵而发生的激情谋杀案件，比有组织犯罪和贩毒导致的谋杀案件还要多。
尽管在里约和圣保罗等大城市，谋杀案件的发生率在稳步下降，在巴西东北部的贫穷地区，情况却越来越糟。
皮欧西警察局的安东尼奥・卡瓦略表示：“在马拉尼昂州，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动用的资源，我们缺少警车、缺少人手、缺少训练、缺少电话，甚至连对讲机都不够用。”
只有7个警察的村镇
在巴西东北部，还有很多人生活在用泥浆和茅草建造的土屋里。虽然经济繁荣和土地改革让数百万人有了薪水稳定的工作，用上了自来水和电器，但这一地区的许多家庭仅仅是刚刚脱离赤贫境地而已。
在这些地方，治安还非常脆弱，虽然巴西已经是世界第七大经济体，但它承诺给这些地方的繁荣与安定依然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皮欧西有2万多居民，是一个以畜牧和农业为主的村镇，也是一个卡车转运中心，森特罗杜梅约是一个挤满了雇农、劳工和渔民的小镇。
在乡间的土路上，摩托车的引擎声来来往往。路边肥硕的牛群晒着太阳，懒洋洋地游弋在绿色的田间。一路望去，人们或是坐在门廊和树荫下闲谈，或是剥着青豆准备做饭。但我知道，他们开着的不只是门窗，还有眼睛和耳朵，他们小心地观察着，对外来者既欢迎又有防备。
如果有旅行者来拜访他们，他们会把椅子让出来，捧出香蕉和番石榴，做好米饭和肉，有时还会给你一张吊床过夜。小孩子们会吹奏用木瓜树枝刻成的笛子，院子里的小鸡伸缩着脖子被他们追得到处乱跑。
在坎塔涅德的事情发生前，皮欧西已经好几年没有发生大的命案了。这里只有7个警察和2辆警车维持治安，当地人对政府的漠视感到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约瑟的儿子
坎塔涅德的姨妈曾经恳求他不要去别的镇子踢球，因为即使是在几公里外的地方，也会被看成外人。在森特罗杜梅约进行的那场业余比赛前2天，他的姨妈又劝过他。但坎塔涅德还是决定继续去那里踢球。“别担心，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他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三姐弟跟父亲约瑟一起生活，住在一栋不大的房子里，门外就是通往邻镇的土路。每天早上他被公鸡叫醒，然后起床放牛，砍树，给家里做新的篱笆，晚上他去上高中三年级的课。他希望以后当一个会计。
坎塔涅德的姐姐露西里阿说：“那是他最大的梦想。”
周末的消遣就是踢球。坎塔涅德是巴西豪门弗鲁米嫩塞队的球迷，最喜欢的球员是内马尔，因为内马尔可以用很多让人惊叹的技巧戏耍防守他的人。
6月30日，坎塔涅德吃过午饭后打了个盹儿，然后穿了一件T恤、一条切尔西的蓝色球裤，再套上一条牛仔短裤就出发去踢球了。约瑟回忆，儿子出门时只带了他的球鞋和背包。
“我不知道他带了匕首，我没有看见。”
不过坎塔涅德的邻居看见了。14岁的菲利普・弗朗查表示，他曾看见坎塔涅德拿着一把小刀坐在门前。弗朗查的朋友加斯塔瓦・亨里克则表示他知道坎塔涅德习惯把匕首藏在短裤里，比赛的时候再放到场边。
去年2月，在皮欧西的一个狂欢节上，坎塔涅德被人用刀捅伤了肩膀和手臂，耳背也受了伤。他的父亲带他去医院缝了很多针，并且住院一天。
常跟坎塔涅德一起踢球的莱昂尼尔・杜・利马回忆他在狂欢节上的遭遇：“有一伙人认错人了，他们把他当成了一个人。”最初的起因可能是因为一个女人。“这次意外后，他被吓坏了。”
此外，母亲的意外身亡也让坎塔涅德非常痛心。他的姐姐表示，两年前母亲在公路边骑车回家时被一辆卡车撞死了，“这对他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打击，而那个卡车司机后来被发现开车时服用了很多毒品”。
利马回忆道：“他觉得生活失去了尊严，他有时候会表现出强烈的复仇心理。”
玛利亚的儿子
约瑟米尔・阿布雷乌的母亲玛利亚表示，她的儿子本来只是去看那场业余比赛的。阿布雷乌是皮欧西邮局的办事员，周末他去了森特罗杜梅约看望他妹妹，住的地方离那个球场很近，所以就去看球了。后来他被人邀请参加了球赛。
此前两天，他刚刚在家里跟妻子和朋友办了个家庭派对，庆祝自己的30岁生日。
阿布雷乌的母亲回忆，他年纪轻轻就当了父亲，后来退学开始工作。阿布雷乌娶了一个教师，边工作边完成了高中学业。阿布雷乌是玛利亚五个孩子中的老三，她认为阿布雷乌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对自己的侄子侄女都非常宠爱，还计划再生一个孩子。
“除了足球他没什么别的爱好，他非常热爱运动，没有什么坏习惯。”
在球场上，阿布雷乌是一个防守型中场球员，风格非常强悍，当然了，也可以说有些粗野。玛利亚说他的儿子13岁时从树上摔下来，会时不时地突发癫痫。当地的球员回忆，阿布雷乌有过因为比赛压力过大，突发全身痉挛倒在球场的前例。玛利亚说阿布雷乌接受过治疗，医生要他控制情绪。 家在维拉・巴塔利亚镇的利马兄弟表示：“他常跟我们踢球。比赛的时候大家都很认真，发生争吵是很正常的。大家都知道怎么处理这种情况，我们会把他们分开，让他们冷静下来。但那天发生的事情太突然了，没人能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他俩都是我们的朋友。”
阿布雷乌和坎塔涅德虽然一个是已有家室的中年人，一个是还未毕业的年轻人，但他们事实上是同一支球队的队友。他们的亲戚朋友都知道他俩几周前还一起赢得了森特罗杜梅约的某个比赛的冠军，在广场喝酒庆祝。
去年2月，坎塔涅德被人捅伤后，阿布雷乌还去医院看望了他。阿布雷乌的妻子回忆：“他们不是生死之交，但在一起踢球时他俩都很开心。”
4个月后，他俩偶然在一场比赛里成了对手。当坎塔涅德扭到腿后，一个球员说，你去当裁判吧，让裁判顶你的位置。
两个破碎的家庭
一年前，约瑟买下了现在这栋房子，让自己的三个儿女跟他一起住，但现在有一个房间永远地空了出来。2011年时他失去了妻子，现在他的大儿子也离他而去。他常常坐在起居室里发呆，那个房间的墙上挂着一个挂钟和两本日历，他大女儿的照片，还有巴西的主保圣人圣母无染原罪和圣伯多禄・亚刚德拉的画像。
约瑟今年60岁了，是一个工人。他光着上身坐在那儿，露出被晒成了核桃色的皮肤。当谈到儿子时，我发现他的眼睛湿润了。他为儿子辩解道：“想想他那时经历了什么，任何人到他那个环境都会做出同样的反应。”
他至今没能走出失去儿子的悲痛。那天下午他生病在家，不知道发生在儿子身上的残酷厄运。他说他愿意用生命换回坎塔涅德，甚至哪怕只是一个从那群暴徒手上救回儿子的机会也行。为什么没有警察去阻止这一切？为什么没有一个球员站出来说，等等，停下来，别吵了，这太离谱了？
几公里之外，50岁的玛利亚坐在她家的后门口，她的小女儿在给她读圣经。这个房间曾经是一个小商店，门外还贴着一张海报“这里有点心！”。玛利亚是一个银行的守门人，她的眼睛是淡绿色的，脸庞显得疲惫不堪。她说她睡不着，一想起儿子就哭，阿布雷乌是个听话的孩子，结果30岁生日刚刚过完2天就死在球场里。
这场凶杀案发生一个月后，森特罗杜梅约在这块球场上举办了一场正式的纪念比赛，主题是呼唤和平与谅解。9月中的一个周末，人们依旧在这块球场踢业余比赛，两个守门员在一个球门里守门，当然了，这只是娱乐性比赛，而发生凶杀案的那半个球场空着没人。
球场旁边，一个男人开着一辆借来的汽车在练习驾驶技术。一头毛驴在球场边线旁悠哉地吃草。一个小女孩儿爬上旁边的罗望子树看人们踢球，过了一会，她又跳下来骑着毛驴去海边捡椰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