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放着的是黄亚洲著、北塔译，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英双语诗集《我在孔子故里歌唱》。
这本诗集是亚洲赶在我应邀赴台北参加《创世纪》诗刊六十周年社庆雅集活动之前用特快专递寄赠。译者北塔亦为我之好友，遗憾的是我不懂英语，无法领会译文之妙处。
也许是情感共鸣的缘故，我几乎是“一口气”通读了诗集中的汉语诗作。感谢亚洲，给了我诗性的再度认识，让我认识到了曲阜这座曾经诞生了孔子的一国古都的文化风采与丰厚底蕴。
掩卷深思，倒是引发了我对亚洲诗外功夫的种种感概。
亚洲是一位孝子。为了实现年迈的老母亲去曲阜与亲姐妹春节相聚的心愿，2014年的春节假期期间，他专门推着母亲的轮椅去了曲阜。那时节，他的小说创作正是紧张关头，他受命将《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电视剧本改写为五十万字的同名长篇小说，自十一月份开写，已经完成了初稿的三成，正计划假期后返回北京。但春节期间他重游孔庙孔府写下了两首感赋诗（《这一刻，走进孔庙》《拜谒孔子》）之后，由于诗写得别开新面，引起了曲阜市孔子艺术家协会的重视，于是曲阜方面鼎力恳请这位曾以诗集《行吟长征路》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得主能够写得更多一些，争取出版一本全面描述和讴歌曲阜风貌的现代抒情诗集。盛情难却，亚洲终于答应了此事……斟酌再三，他跟北京某出版社责任编辑商量，采取了“见缝插针”的办法，每次由出版社帮他预订从北京回杭州的高铁车票时，都分两段，先到曲阜下车逗留两天，然后再走;反之，也是如此。
我一向佩服亚洲以“边角料时间”创作的劲头。这一次他也是不负众望，在描绘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紧张创作中，见缝插针，零打碎敲，挖掘了两个月的“边角料”时间，出色地完成了由四十五首诗作组成的诗集《我在孔子故里歌唱》，同时也按规定在六个月的时间中完成了五十六万字的长篇小说初稿。这部长篇小说交给出版社正式排版后，据说版面字数达到了八十万字。
这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一般人还真拿不下来，但亚洲不仅按时拿了下来，还让这部于2014年8月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成为极受欢迎的畅销书籍，并列入了权威部门向全国推荐的图书目录。同时，也是在8月，一部让曲阜有关部门极为欣喜的中英文双语诗集也得以隆重问世。在9月的世界孔子文化节上，这本设计精美的诗集被曲阜市政府郑重地列为礼品书，赠送给来自世界各地的三百位与会嘉宾。10月，在北京现代文学馆，举行了这部诗集的研讨会，诗集获得了相当高的艺术评价。11月，借第三十四届世界诗人大会在秘鲁召开之机，秘鲁与巴西先后举办了这部诗集的新闻发布会，南美洲的新闻媒体作了广泛报道。
这两本书，一部长篇，一部诗集，不言而喻，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这一现象，叫我联想起鲁迅先生当年所言的“遵命文学”一说。
时下有人对“遵命文学”一说总是斜眼，认为不地道、不正宗，有违文学创作的本性。其实鲁迅先生对“遵命文学”的称道，是有道理的。
遵命，只是一个契机。作者对这一题材的认识与把握，其实在这一契机到来之前，就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可以说已经了然于胸。正如地火早已炽烈，火山口一挖，岩浆便喷薄而出了。
所以，不要对“遵命”两字有所歧见，只要看是否符合作者的强烈创作欲望，如果不是，强扭的瓜必定不甜;如果是，那就要为作者在“遵命”之后的丰硕创作成果举杯祝贺了。
我曾与亚洲打趣，文坛很多人都把你当作写“主旋律”的作家，也有人说你好几次都是“遵命文学”，你对此怎么想？亚洲对我说：我有不少“主旋律”作品，这不假。也有不少非主旋律作品，甚至几次在国际电影节上得奖，这也不假，关键是我想不想写，有没有这方面的创作冲动和创作准备，这才是关键所在。
由此，我想到，每一位诗人和作家想写什么、该写什么和愿意写什么，乃至怎么去写，都有自己的独力思考，其中反映了写作者强烈的艺术观和某种政治倾向性。
不管写什么，只要手中的笔通着自己的血管，就好。
在亚洲诗集《我在孔子故里歌唱》中，译者北塔以《巧思、巧言、巧力》为题的译后记中，也有言：对“‘主旋律’、政治抒情诗、主导意识形态、国家哲学，现代很多诗人已经瞧不上的这些题材，避之唯恐不及”的当今诗坛，“我想特别指出，这部诗集实际上填补了一项中国新诗的空白”。
北塔先生这话，也说得实在中肯，我举双手赞同。
我想说的是：某些当代诗人，千万不要钻进象牙塔中自以为是，只知道抒发自己的一些小情调就沾沾自喜，就自诩为“纯文学”“真感情”，其实不是。
反正，我读了八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与抒情诗集《我在孔子故里歌唱》，是动了真感情的，是被作者深深打动了的。这也证明了作者的创作是“遵人民之命”，所以，我作为人民的一分子，才会被这样深地触动心灵。
我建议我的朋友们，有空的时候，不妨找来亚洲的这两本书，读一下。我想，你们与我一样，必有心灵共鸣，甚至眼眶都会悄悄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