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张东荪与北平和平解放关系的资料不多。核心资料只有两部分，一见于戴晴从张家人那里看到的，北平和平解放后不久友人称赞张此番作为的 《围城题记》 和张写的“自识”;一见于当时中共中央与平津前线领导人之间的几份来往电报。前者说明，张于1948年冬“北平围城”之际，曾“与刘厚同、侯少伯、彭岳渔、张丛碧，倡议罢兵以保全人民古物”，并曾得中共和傅作义“双方信任，使出城接洽”。而后者证实，张作为见证人直接参与了双方的一次谈判，时间在1949年1月上旬。
但是，如果细读这些文献史料，尤其是中共内部之间的来往电报的话，我们恐怕很难得出“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的印象。
首先，从电文反映的情况可知，最早尝试推动傅作义放弃抵抗，与中共携手，共谋和平前途的，是来自香港的中国农工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彭泽湘。从毛泽东1948年11月18、19两日给林彪等前线指挥员的电报看，彭泽湘早在11月7、8日就曾分别写过两封信，托在长沙做过毛泽东中学老师的符定一带往驻在石家庄附近的中共中央，送交给毛泽东，说明他们正在做傅作义的劝和工作。毛泽东接信时因还没有见到符定一，只是电告林彪等人，符定一已到石家庄，明后即可见面，说听闻“傅作义经过彭泽湘及符定一和我们接洽起义。据称，傅起义大致已定，目前考虑为起义时间、对付华北蒋军及我党联系等问题”。他建议仍转经彭泽湘告诉傅作义：“先生既有志于和平事业，希派可靠代表至石家庄先作第一步之接洽。”
几天后，毛泽东与符定一见面并谈了话。他发现，彭函所讲并不确切，傅作义并没有主动通过彭泽湘等找中共和谈，而是傅之好友侯少伯与背后有李济深背景的彭泽湘两个人相商后，由彭写信委托符定一带给自己，准备得到毛和中共中央的回音后，再向傅说明。据符称，傅虽有“与中共谈和保存实力可能”，却还没有下决心找中共谈判。因此，彭虽到北平多日，傅也知道彭受李济深之托前来劝和，他却根本不见彭泽湘。傅的解释是：“一见面就要行动”，现在还不到时候。
了解到这种情况，毛泽东相当恼火。一是毛很难忘记傅作义1945、1946年两发公开信向自己挑战的傲慢态度;二是他这时对众多国民党将领动辄通过“起义”之名，以求保存自己的军队，并在新政权下取得政治地位，已颇生反感，不愿轻许起义名义;三是他从彭泽湘信及符定一谈话中得悉李济深一派人活动积极，怀疑李济深等有乘机收罗国民党反蒋派将领，壮大中间派势力的意向，因而变得十分戒备。但经林彪等给彭的信既然已经发出，只好将计就计。他再电林彪等：“假如傅真愿谈判，我们应当和他谈判，以便分化傅、蒋，首先解决蒋系。”这是“为了稳定傅不走，以便解决傅蒋两系，夺取平津，不是真想与傅谈和，因为不解决傅部，即使占领平津也是不稳固的”。
过了将近一个月，傅作义那边仍毫无动静。不过，由于林彪率领的中共第四野战军应命及时入关，很快就把自张家口、新保安至北平、天津、塘沽，直至唐山一线的傅部分别切割围困起来，傅作义终于不得不在12月中旬初主动尝试着派 《平明日报》 社社长崔载之去找共产党，谋求谈判解决问题。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李炳泉是通过其堂兄，时任国民党傅作义华北“剿总”联络处处长的李腾九，进入北平 《平明日报》，做到了采访部主任的。这一次，正是李及其所在北平南系学委支部多头游说傅作义，才促成了傅下决心通过 《平明日报》社这样一种中间人的形式采取这一试探性行动。
贺晋年所报傅作义代表承诺的条件虽然诱人，但注意到崔载之等人的身份，毛泽东就不相信。他16日当天就电复林彪等说：“李炳泉所说十四日晚傅作义的三个条件，不像是傅作义所提的真正的条件，很可能……只是一种试探性的行动，如果傅有诚意谈判，他还会有代表出来的。”
果然，崔载之次日即告诉中共代表，他已收到傅作义方面的来电，要求解放军立即停止进攻，允许其被围在新保安的三十五军撤回北平，并成立有傅作义参加的联合政府，军队交联合政府指挥。
毛泽东得讯后大为光火。他在回电中怒气冲冲地把傅作义等斥为“匪首”，电告林彪等人说：“你们可以从各种线索与傅作义、侯镜如，甚至刘化南这些匪首进行谈判和分化，但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彻底解除他们的武装，并将这些匪首逮捕起来，决不容许这些人保存其反动力量。谈判和分化只是达到歼灭他们的一种手段，因此不要给谈判的人以任何文字上的把柄。”
毛泽东相信，傅作义的威风这时应该已经打下去了，故也不妨让他再派代表来谈，以探究竟。31日，毛再电林彪等称：“请你复电北平地下党，转告傅作义，派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和张东荪一道出城，到你们那里来谈判。”第二天，他又具体提出了六点意见，要北平地下党秘密通知傅作义。其中包括：傅作义和平交出北平可免除战犯罪名;不要彭泽湘参与此事;可以让张东荪陪同傅之代表出城谈判等内容。
毛泽东所以不要彭泽湘参与此事，根本上就是要防止李济深一派人从中渔利。当然，他在电报中的解释用了另外一种理由，说：“彭泽湘是中共叛徒，过去有一时期曾为蒋介石做过某些特务工作，其人买空卖空，为我方所不信任，希望傅氏亦不要信任他。”在这封电报里，他又重申了可以让民盟代表张东荪参加谈判的意见。说明：“我们希望傅氏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张东荪 （燕京大学教授） 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当然，他也强调，这一切必须秘密进行。“如张东荪出城不能保守秘密，则张可以不出来。”
由上可知，正如傅作义决定找中共谈判，与彭泽湘的推动和彭的渠道没有多少关系一样，张东荪的参与也不是他主动介入的结果，而是傅需要有中间人士从中作证，张经彭介绍及张的民盟华北总支部主委身份这时起了作用。
张东荪后来最感到自豪的，就是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于1949年1月6日与傅作义的代表周北峰一道，秘密出城来到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所在地――蓟县八里庄，作为双方和谈见证人，参加了双方之间的谈判。只是，从中共中央与林彪等人的来往电报可知，这次谈判并没有能够决定北平的命运问题，仍只是一次初步接触而已。
张、周到达八里庄已是7日，由于头一天得到傅作义通过李炳泉电台转达的政治要求，毛泽东7日凌晨曾十分不满地指示称：“傅之态度前后矛盾，可以看出傅在得我六点意见后，认为有机可乘，故得寸进尺。所谓投降起义均不愿意，而愿取得国民党进步分子地位，以为将来在政治舞台上的资本，明显的是彭泽湘教给他的那一套，即走中间路线，除保存军权之外，还要一个不是站在我们方面，而是站在李济深派国民党方面的地位，以便出席政协及做其他文章。”
毛泽东明确告诉林彪：“傅作义是一个很狡猾的家伙，野心很大。但现在很痛苦，很动摇。手里又只有四个师，目前仅能利用我不愿破坏城市一点来讨价还价，故我们是能够迫其就范的。暂时不肯就范，只要我能攻入城内占领一部，必能就范。”因此，“我们基本方针是，只要傅能让我们和平接收平、津，允许傅部编为一个军，他本人可赦免战犯罪，保存私人财产，住在北平或出外边，由他自定。他的部属的生命家财不予侵犯。除此以外，不能再允许给他什么东西，亦不能称为起义”。
当天，毛泽东进一步得到周北峰、张东荪已出城前来谈判的消息。他随即又去电重申谈判中必须取严厉态度。其电称：“你们应准备对周北峰严正表示下列四点：（甲） 傅氏反共甚久，杀人甚多，华北人民对傅氏极为不满。除非他能和平让出平津，则我们无法说服人民赦免他的战犯罪。（乙）不能取骑墙态度，只能站在人民解放军一方面，其军队编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不能有其他名义。（丙） 除傅部外，其他军队一律缴械。这些军队的军官及眷属可照对待郑洞国部的办法办理。（丁）迅速解决，否则我军即将举行攻击。”
8日，林彪、聂荣臻与周北峰进行了初步接触，张东荪在座。他们随后电告中央军委，说明傅作义此次所提为四条件，即：（一） 北平、天津、塘沽、绥远一齐解决;（二） 要平、津以后能有其他报纸 （意即不只是中共一家报）;（三） 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四） 军队不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枪的方式，采取调出城外分驻各地用整编等方式解决。
毛泽东9日电示林彪等称：“因为傅作义派人出来谈判，具有欺骗人民的作用，并有张东荪在场，故我们应注意运用策略。”他要求林彪等做如下答复：
“（甲）平津塘绥均应解决，但塘绥人民困难尚小，平津人民困难甚大，两军对峙，军民粮食均有极大困难，故应迅速解决平津问题。
（乙）为避免平津遭受破坏起见，人民解放军方面可照傅方代表提议，傅方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方式，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成人民解放军，并由双方代表于三日内规定具体办法，于一月十二日下午一点开始实施。平津两处办理完毕后，即可照此办法解决塘绥问题。
（丙）政府中有进步人士，平津报纸不只中共一家，是中共民主纲领中原来就有的，故不成为问题。”
毛泽东坦言，如此答复，只是一种策略。因为，“估计傅作义对于乙项是不能实行的，如果他能实行将军队开出城外，我们亦尽有办法将其缴械。故可大胆答应傅方提议，表示仁至义尽。你们即应与周北峰讨论实行此条的具体办法。例如军队出城所取道路、驻地及其他事项。逼傅在十二日开始实行，使张东荪看了认为我方宽宏大量，完全是为保全平津人民的生命财产而出此”。 由于中共中央表面上满足了周北峰带来的傅作义四条件，因此，双方的谈判很快达成了妥协。在约定14日为最初实行期限后，周北峰于9日当天即返城赴命。然而，傅作义却并未接受中共提出的条件，反而来电要中共保证民主权利，并提出要再派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出城作进一步商谈。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几乎是怒不可遏。在11日给林彪等人的电报中，他异常强硬地指示说：“你们应将你们向周、张宣布的三条电告北平党，叫北平党督促傅方实行，并严正地向傅左右（刘厚同等） 说明，傅方既不愿意执行我方所提六点意见，如果又不执行他自己所提的离城改编，那就是他反复无常，势将丧失信用。”他指示说：为逼傅就范，必须在我方规定的最后期限断然发动对天津的进攻。“天津攻克后，傅作义必感恐慌，势必被迫就我范围，照我们六点意见去做。”
当天，余怒难消的毛泽东还再度电示林彪等称：见到邓宝珊时，必须“当着邓宝珊痛骂傅作义及其部属的滔天罪行，驳斥傅作义九日电所持立场，指出战犯傅作义必须向人民低头认罪，立功自赎，方有可能赦免战犯罪。否则是不可能的。平津如果糜烂，其责任全在傅方……围城已近一个月，谈判如此之久，始终不着边际。自己提出离城改编，现又借词推托，企图拖延时间，实则别有阴谋，加重平津人民的痛苦。傅匪如有诚意，应令天津守军于十三日全部开出城，听候处理。守军应负责移交一切公共财产、案卷、武器弹药被服，不得有任何破坏损失。守军出城，只能携带随身枪弹物品，一切改编细目待出城后再说。否则我军将于十四日攻击天津”。
一直拖到13日，傅作义仍未接受中共方面的条件，而是再派邓宝珊和周北峰出城与林彪等谈判。
为了彻底打掉傅作义的傲气，迫其就范，毛泽东明令林彪等按时发动对天津的攻城行动。14日，林彪所部遵令发动了对天津的总攻击。仅历时二十七个半小时的激战，便全歼守敌，生擒了天津守备司令陈长捷，占领了天津城。
眼看大势已去，傅作义再无条件好讲，不得不授权邓宝珊等人于15日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谈判，全盘接受了中共方面的条件，草签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的初步协议》 十四条。傅作义最终同意将全部守军开至城外的指定地点，实行改编;华北“剿总”和部队团以上军官由新政府予以适当安排，由中共派代表全面接收北平国民党军政机构等。
几天后，双方代表正式在北平傅作义总部签署了经过增补的 《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至此，北平和平解放问题，才告实现。
由上所述经过当可了解，张东荪确曾冒险参与了对傅作义的劝和工作，但其主要作用只是担当过一次北平前线国共两军谈判的见证人而已。无论是对此次和谈的发起，还是对北平和平协议的达成，张东荪本人都没有起到过直接的和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