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超现实主义观点来看，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是这样的：不是生活决定了艺术，而是艺术发现了生活，并引导生活。
欧阳黔森的短篇小说，与既往宏大叙事若即若离。他小说题材中，有与红军时期“雄关漫道真如铁”相关的表述，而且主要以文革和改革开放时期为背景。但既往文学对“伤痕”的控诉，对“发展是硬道理”的应和或疑惑，都不是他关注的焦点。小说家在似曾相识的题材中另辟蹊径，通过对小人物琐屑经历精准的刻画与描摹，把波澜壮阔、富于戏剧性的历史蜕变成一种人生常态。小人物有自己的生存逻辑，虽然与宏阔的叙事指向判若云泥，但人生的喜怒哀乐还是应有尽有。时代变了，小说家看似在为英雄与凡俗的紧迫感寻找一条当下出路，却实现了文学与以往叙述模式真正的话别。
“我曾想像过没有公路的娄山关模样。那模样看起来，的确雄伟、苍凉，给步行者一种难以翻越的感觉，有了这样的感觉，因此才被一位过路的诗人称为――雄关漫道真如铁。但是有了公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还是不可翻越的吗？”这是短篇小说《心上的眼睛》中人物“我”开篇的诘问，诘问背后，是与激情岁月渐行渐远的一代又一代后人关于历史想象的告白。这部短篇小说不刻意强调故事性，只讲述城里人“我”的本家叔叔――丁三老叔为娄山关旅游景区打扫卫生的闻见，散文式的笔触，跳跃式的叙述，使历史与现实的反差带给人无尽遐想。丁三老叔小时候因病落下残疾，没文化，几番工作安排都靠当地政府照顾，他外婆当年“跟红军走了的”的光荣身世，由于难以考证而未能庇荫子孙，丁三老叔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乌江渡，苦熬苦挣，这种人在当地不止他一个，他们是安于命运、随波逐流，或不安分仅限于调侃的一群人。但没成想，那些“化成了山脉”、牺牲了的红军战士却促成娄山关的红色、绿色旅游，带来现实热热闹闹的光景。小说结尾，因伤致盲的高大军人终于摸到了指向娄山关石壁上“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毛体字，这时托举、保护他的丁三叔，这个甘当“配角”的小人物却一下子突显出来：盲军人“心上的眼睛”幻化出的理想境界，即平常人看到的旅游景区日常生活，原本靠这些既不聪明、也不光彩照人的小角色来奠基和托底的。
欧阳黔森以大时代为背景的短篇小说呈现出复杂多变的风格。他似乎要引导读者进入热血沸腾的激情叙述，却最终突然转向，让你看到冷峻而庸常的现实。《五分硬币》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作品。小说描写文革初期，“我”从夏季的南方穿一件单衣参加大串联，经内蒙、新疆到达西安车站等回程火车时已是初冬，被冻得瑟瑟发抖。“熬到零点，实在有点熬不住了，举目四下张望，只见三人一堆，五人一堆地都是清一色的黄色大衣紧贴在一起取暖。也许南方人不习惯北方这种冷气满天，也许我的胆也被冷缩小了，这时我不由产生一丝丝恐惧感来，眼前这一堆堆黄色的包包，活生生像老家黄土山上埋的一座座新墓，虽然我知道这一堆堆黄色的包包下是活着的人，还有一颗颗并不比我温暖多少的心”。于是“我”开始“吹箫”，在“箫那宛转悠扬略带忧郁”却“更具穿透力”的音响中，回忆自己在“乘长风破万里滔天浪”豪言壮语中立下的一辈子做好人好事的志向。就在这时，好像“上帝”听到“善良人的祈祷”，“人间美丽的故事就拉开了序幕”：一个女孩子从旁边的军大衣里伸出手，招呼他一起钻进大衣取暖，早上临分手时，又递给他五分钱买吃的充饥。他忍住饥饿，珍藏起那五分钱，等待有一天与她重逢。几十年后，他成家立业，成为执着地追求神圣艺术的作家，而且“对当代的前卫作家不以为然”。就在这时，在摆着他作品的一家小书店里，作者竟然与自己常年梦魂牵挂的那位女子不期而遇。虽然她青春不再，容貌衰减，但由于有多年回忆再造而变得无比圣洁的往事铺垫，她依然令他心动不已。但当他再次返回这家书店，想向这位女售货员表达多年的思念，却无意中听到她向同伴说起当年往事：“就是刚才那个高个子，串联那年在西安站深夜吹箫，吹得我一直睡不着”，一副不屑的表情。最有趣的是，神圣不仅被凡俗消解，而且神圣也只有在实现它最为鄙视的货币价值时才能传世。那件象征纯洁爱情的五分钱遗物，因妻子发现它是如今已经增值二十倍的“最早发行”硬币，成为了他们家的“传家宝”。
在欧阳黔森的小说里，作品主人公或第一人称的叙述者往往是这种角色：他们曾经是下乡或下厂知青，后来到地质勘探队工作，又进城当了作家。令人感兴趣的不在于作家自身与人物经历有多少重合，小说本是虚构，是小说家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展示，因此即便有所印证，也不能完全当真。但人物上上下下的经历，却使小说有一种对话的性质，即历史的理想模式，包括青春、爱情和美，与现实的关系究竟怎样。《断河》看似“寻根”小说，但所谓“根”的正面与负面含义却伴随扑朔迷离的情节让人无法确定。作品描写红土高原的河谷深处，一个刀客家族几十年不断占有和复仇的故事。在家族的发迹史中，所谓慈悲为怀是奢侈品，而且要人性命。最终家族内部混杂着血腥、无耻、情义、忠贞，犹如一团乱麻似的各种官司被一笔勾消，其中自然有多种原因，比如八国联军进犯、国共纷争、政权变更等，都导致家族成员生离死别、四散漂零，但只要留守断河靠打鱼为生的麻老九还在打鱼，家族的线索还在。直到断河流域能制造水银的丹砂矿被发现、开采，现代城市崛起，又随汞矿破产而衰落，家族最终奄奄一息，灰飞湮灭。不仅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变化多端，小说家的写作思路也蜿蜒曲折。《有人醒在我梦中》、《远方月皎洁》、《兰草》等作品表现带青涩印记的爱情，写得像抒情诗或小夜曲。虽然这些作品都没有大团圆结局，也常在青春赞美诗中流露一丝忏悔与怅惘，但总体呈现小说家追求纯美的意向。对于这种缺少大喜大悲命运感的小说，欧阳黔森善于通过高妙的手法捕捉人物心理微小的波动，使一种单纯并脆弱的美也能打动读者。而《梨花》中的梨花校长就有了一些心计，说她有“心计”，不是说作品对这位榜样式人物有怎样的诛心之论，而是揭示她圣洁外表下一些特别精细的个人打算，比如当乡长风吹日晒很辛苦，不如在学校教书更保养女人。虽然她依然是偏远地区一名优秀的乡村教师，但仅此一点，就使人物与公而忘私的典型宣传不同。《白莲》似乎是要表现人物对纯洁爱情的追求，雪白的莲花“出于污泥而不染”，却羼杂了更复杂的人生况味。坐台小姐白莲看中的男人，竟然是妈咪多年隐而不宣的情人，妈咪用情人换得白莲初夜权，结果却鸡飞蛋打，白莲远走高飞，不知去向；情人被妈咪情急之下推下乐池，终身残废。小说中人物对爱情婚姻两情相悦的想象，还有宛如姐妹一般的深情告白，全都因生活中利欲存在而失去现实根基。
上世纪20年代贵州作家蹇先艾笔下“老远的贵州”，以及当年乡土文学作者的“侨寓”处境，给人留下“心远地自偏”的印象。从欧阳黔森短篇小说不追随潮流、有自己独特艺术追求这一面来说，这位早已生活在城市的贵州作家的确有“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冷静与从容。但他的每一部作品都不是空灵高蹈、不食人间烟火的那种，与现实时刻保持一种紧张的关系。他的小说常常略带狡黠，如果读者对作品的理解略嫌直白，马上会使人感觉漏掉了什么，未能领会作品真实的含义。《敲狗》是短篇小说集第一部作品，也特别能体现他的艺术追求。小说描写花江小街开狗肉餐馆的厨子，利用狗对主人的忠诚与依恋，采取独特的“敲狗”方法，制做出本地特有的“整只狗黄澄澄的油光光的”花江狗肉，餐馆生意走俏。但徒弟由于同情那个想赎回黄狗的中年汉子，把狗放了，并向厨子谎称自己睡觉时狗被偷了，气得厨子辞了徒弟，还扣了他的工钱。这时黄狗的主人却来感谢厨子了，说黄狗已经回家，并另加一百元给厨子作为赔偿。这不是一部以人性感化来实现说教目的的作品，小说结尾写道：“晚上，厨子油炸了花生，一个人喝闷酒。徒弟三天前已离他而去，他在思考再到哪里招一个徒弟。”虽说其中有些误会，但黄狗主人以德报怨的举动丝毫没打动厨子，这会让爱狗的人士有些沮丧。不过，如果我们对这部颇具杰克伦敦“热爱生命”之风的作品换个角度来看，与其说这是一个爱狗的故事，倒不如说，作品所要表现的是生命进入极端状态下的冷酷与迷狂。作者不动声色地讲述敲狗“凶残”的全过程，不放过任何细节，锋芒所向不仅在花江的厨子与食客，更在于揭示现代人性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现代作家徐志摩对小说艺术的理解有独到之处，他的话，对今天阅读欧阳黔森并非一览无余的小说似有所帮助，特抄录如下，并结束本文：
写小说并不难，难在作者对人生能运用他的智慧化出一个态度来。从这个态度我们照见人生的真际，也从这个态度我们认识作者的性情。这态度许是嘲讽，许是悲悯，许是苦涩，许是柔和，那都不碍，只要它能给我们一个不可错误的印象，它就成品，它就有格，这样的小说就分享着哲学的尊严、艺术的奥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