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若诚74岁的一生是从艺的一生，可以说，戏剧就是他的整个生命，血肉相连，不可分割。如果从1947年，英若诚在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读书时，开始钻研英语文学和戏剧，并随后参加学生业余的“骆驼剧团”，登台演出了《地窖之门》《保尔・莫莱尔》和《春风化雨》等剧目算起的话，那么，他就已经有了整整60年的舞台生涯史，并且被光荣地誉为“全世界最杰出的十名中国艺术家之一”。
一
我们不妨先说说英若诚家庭和他小时候的情况，可谓来龙去脉，引水思源。
“四条广路夹高楼，
孤愤情怀总似秋。
文物岂真随玉马，
宪章何日布金牛。
莫言天醉人原醉，
欲哭声收泪不收。
辛苦著书成底用，
竖儒空白五分头。”
这是19世纪末期，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界的祖师爷严复先生，亲笔写给英若诚的祖父，曾经参加过康梁变法，并创办了《大公报》的英敛之先生一首抒怀咏志的诗。
那么，先来解释一下这首诗的中心内容。“文物岂真随玉马，宪章何日布金牛。”“文物”指的是文化，“玉马”指的是汉代高僧从国外驮回佛经到白马寺。前句的意思是进行文化交流；“金牛”是圣经里边的一个故事，成为后句的主要思想。这两句总的意思是说――我把文化、文明介绍过来，但是文化真的来了吗？我奋斗了一辈子的宪章何时能够实现，何时能够公之于众，成为全民的契约呢？因此，才引出了作者下面的不满、痛恨、悲愤、失望和怒火中烧之其他诗句。
实际上，这首诗是当时严复和英敛之共同的心声与情感。大约也正由于这样一点，英若诚家里至今仍然完好无缺地保存着这首宝贵的诗。
英若诚除了祖父和父亲都是旧时京津一带的名士以外，他的长辈们当中，还有众多的学者、教育家、实业家、宗教家、行政官员等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英若诚是一位名门大户的后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英若诚的英文那样好，以至对于英语中的美国音、澳洲音、黑人音，及许多地方俚语都能了如指掌，倒背如流，那是与有着深厚的家庭文化背景密不可分的。
英若诚上了中学以后，虽然学习成绩优等，名列前茅，但是淘气的脾性依然未改，而且还有所增强和发展。
一天，训育主任在上“修身”课的时候，大讲什么“中日亲善”和“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假话。“毛三爷”对此一点都不感兴趣，甚至有些反感。于是，他就大声向同学说着各种逗乐搞笑的俏皮话，搅得课堂里笑声不断，议论不断，秩序十分混乱。训育主任简直不敢面对黑板抄写粉笔字，否则就会出现身后“起火”的危险。
训育主任很快就抓住了“罪魁祸首”：“英若诚，给我站起来！”
“毛三爷”梗着脖子站起来，以示根本不服气。
训育主任真火了：“你为什么不用心听讲，还扰乱别的同学听课？”
“毛三爷”摇头晃脑，不作回答，也不看老师。
训育主任大声喊着：“你不听教导，那就给我一直站着吧！”
“毛三爷”这时反倒把两只眼睛紧盯着老师，毫无惧色地站了整整一堂课。
罚站的时候，“毛三爷”就想好了报复训育主任的办法。下课以后，他悄悄地拿着用猴皮筋儿做的弹弓子，装上一块小石头子儿，躲在校园的一个墙角后面。等到训育主任从办公室里走过来的时候，他拉直了猴皮筋儿对准对方的脑门儿猛然松手，小石头子儿立即将主任打出一个大紫包来。
这个矛盾太尖锐了，也太激烈了，训育主任马上直接找到了校长，校长二话没说就去找到英若诚的父亲英千里。训育主任提出，如果不开除英若诚，他就辞职不干了。校长向英千里“请示”：“您看我是留住训育主任，还是留住您的公子呢？”英千里自己是教育界的名人，怎么能担起被人指责为“袒护儿子”的恶名呢？于是，只好同意校方把“毛三爷”除名。
“毛三爷”灰溜溜地回到家里，英千里恼怒地把他叫到自己的面前来。
英千里忍无可忍地说：“我要把你送到天津去继续学业，免得你在家里游荡，惹是生非，丢人现眼。”
就这样，“毛三爷”不得不进入了天津一家教会办的学校――圣路易中学。
这是一所法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对于学生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起床、睡觉、吃饭、上课、上教堂，一律都规定了时间，不能有分秒的差错。就连课间在校园里玩耍，也规定不许站着不动，不许扎堆儿说话，只准不停地跑步，或者踢足球。谁违反了规定，就要毫不讲情面地接受用藤条打手心，或者脱下裤子用木板打屁股的严厉处罚。
更为严峻和可怕的是，60多名学生当中，只有4名中国人，其他均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为此，校方明确规定，在校期间一律用英语交谈，如有违反者从重处罚。“毛三爷”当时一句英语也不会说，不但要出冷汗受憋，还要被其他同学嘲笑和欺负。事物的发展规律常常就是这样的――物极必反，人的本事大部分都是被硬逼出来的。在困惑、孤立和屈辱之中的“毛三爷”，此刻反倒暗暗地下定一条决心：“你们这些小子们别太高兴，半年之内，在英语上我一定赶上所有的人！”
老实说，“毛三爷”在学习外国语言上并不是有很高的天赋。他同样是采用了下笨功夫的办法，充分利用早自修的一个小时时间，和晚自修的两个小时时间，每天都要下决心背一段500字的圣经原文，以及莎士比亚著名的14行英文抒情诗。这样坚持半年以后，他便有了长足的、扎实的、难能可贵的进步。
“毛三爷”从被中国学校开除，到不情愿地来到外国学校，并且被逼出来一个很不错的英文基本功底，为终生做一名优秀的翻译家打下了牢靠的、坚实的基础。这，大约也算得上是“因祸得福”或“歪得正着”了吧？ 然而，“毛三爷”中学毕业的时候，命运的道路再一次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顺利地发展下去。
圣路易中学学生的成绩是非常优秀的，只要是从这里毕业的，基本上就算是拿到了读英国剑桥大学的入学证书。就在“毛三爷”毕业考试获得高分，兴高采烈地准备走进剑桥大学的关键时刻，英千里与他进行了一次语重心长、影响深远的谈话。
英千里开门见山地说：“你祖父把我送到国外去，是要我长时期地学习西方，彻底西化，将来好建设我们的中国。”
“毛三爷”一声不吭地听着，不知道父亲的意图如何。
英千里继续说下去：“可你祖父万万没有想到，这造成了我一生不可弥补的缺陷。”
“毛三爷”皱着眉，马上抬起头来。
英千里又加重了语气：“我回国以后，只能英雄无用武之地，因为我不了解中国的一切，我的中文还是12岁以前学的那么一点点。因此，有很多应该做而且又想做的事，我都根本做不了。”他看了儿子一眼，提高了声音，“你千万不要从一个外国学校出来，再进到另一个外国学校里去。”
“毛三爷”有些惊讶地看着父亲。
英千里不无激动地说：“你要去剑桥大学读书，等你回来就20多岁了，再学我们本国的东西就晚了，我劝你舍弃剑桥，一定要在国内上大学，这样就可以更多地了解中国社会！”
“毛三爷”一边想着，一边缓缓地点着头。
英千里最后肯定地说：“这就是我对你的希望，也是忠告。”
尽管“毛三爷”并不完全懂得这些话的全部含义，甚至也并不完全同意这些意见，但是他已经深切地感受到那火焰一般炽热的父爱了。
二
当年，英若诚在圣路易中学毕业以后，真的没有去英国剑桥大学读书，而是考进了清华大学的外国语言文学系，并拜在那里任教的英国诗人燕卜荪为研读西方戏剧的启蒙老师。从此，他便与戏剧结下了终生的不解之缘。
英若诚到清华大学读书以后，由于英语学习早已经过关，便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钻研文学和戏剧了。那时，在清华园的图书馆里，经常有这样一个学生出入其间，此人中等身材，微微有些发胖，大头，方脸，鼻子上还架着一副白边儿的重度近视眼镜。
英若诚虽然从小就淘气调皮，但是由于家教的原因，非常之爱看书。上中学的时候，已经通读了《论语》《孟子》《古文观止》《史记》等等书籍，并且选读了唐诗、宋词、元曲。进了清华大学，有了藏书十分丰富的图书馆以后，读书也就更加发奋刻苦了。
英若诚在读书上受到四位前辈先生的影响很深，一位是曹禺，一位是钱钟书，一位是李健吾，一位是张骏祥。英若诚在图书馆借书的时候，常常发现借阅卡片上不断地出现这几位前辈的名字。甚至，连一些冷门书籍的借阅卡片上也不例外。为此，他很惊奇，也很感动，立志要向前辈们学习，只要是他们借过的书，自己也一定要看。英若诚这样说：“要说聪明，钱钟书才称得上是聪明，简直有照相式的记忆力，他的成功就在于他是名副其实的钟情于书，几乎没有他不看的书。比起这位先生，我真是望尘莫及的。”
多少年来，英若诚读书的痴情一直没有丝毫改变。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期笔者和他同台演戏的时候，在后台不大的化妆室里，别人可以山南海北地聊天，唯独他却找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甚至是卫生间里，抱着一本书投入地读着，旁若无人。
这里，值得提上一笔的是他和吴世良女士结成恋人，也正是戏剧艺术使他们走到一起来的。
吴世良是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吴保丰教授的女儿，和英若诚在清华大学是同班同学。他们同窗上课，同台演戏，两个人的心里都早已经默默地爱上了对方，只不过还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
一天，吴世良要去天津看望父亲，英若诚到火车站为她送行。
两个人早早地就来到站台上，躲在一个旅客们注意不到的角落里，你说一句，我说一句，你插我的话，我插你的话，你抢着先说，我也抢着先说……声音不断，节奏很快，真仿佛有说不尽的情话。
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停顿，英若诚和吴世良都陷入沉默当中，饱含深情地看着对方，眼睛专注地不动也不眨一眨。
也许，只有他们两个人的心里才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微妙的时刻，重要的时刻，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
车站上刺耳的铃声猛然响了起来，让人吓一大跳。
火车马上就要启动了。
然而，他们心中那句十分简短而且十分要紧的话，却还是没有说出来。
英若诚一下子转过身去，大喊了一声：“我送你上天津！”
吴世良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英若诚已经飞快地跑去买自己的火车票了。
片刻之后，英若诚和吴世良欢笑着双双登上火车，开始了一次非常幸福的、永远也忘不掉的旅程。
在行进中的火车上，英若诚和吴世良又开始说话了，还是有着说不完的话。虽然，他们各自仍旧没有说出那句最想要说出的话，也许是此刻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再说什么了。然而，就是在这次充满激情和幸福感的旅行中，两个人明确了爱恋的关系，结成了终身的伴侣。在以后几十年里，不管是在翻译上，在演戏上，在写作上，他们都能同心协力地互相关怀，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互相促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你有我，因我有你，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直到吴世良由于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而过早地离开人世间为止。
1950年，老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式成立了，并且向社会招考演员。
清华大学毕业以后，在“骆驼剧团”当过业余演员，已经有了演戏瘾头的英若诚和吴世良，立即前去北京人艺报名。当他们被顺利录取以后，又急急忙忙跑到原来分配的外事单位，要求改分配到北京人艺。就这样，他们朝思暮想做演员的美好愿望，竟然在转眼之间就顺利实现了。
英若诚和吴世良利用报到前的一点时间，到上海去旅行结婚。
英若诚正式拜见了正在上海的岳父吴保丰先生，老人对于他们的结合感到十分满意，对他们的前程却有些不够了解和理解。 吴保丰急切地问：“你们分配到哪里？”
英若诚坦然地答：“北京人艺。”
吴世良说：“就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吴保丰又进一步问：“是个演剧的剧团吧？”
英若诚连连点头：“是，是的。”
吴保丰有些惊讶地再问：“你们都去演戏吗？”
吴世良连连点头：“是这样的。”
吴保丰没有吭声，想了想说：“噢……那你们是要跑码头啊？”
英若诚和吴世良互相看了看，又笑了笑，什么也没有回答。
然而，此刻英若诚的心里却像在发誓般地说着：“我们就要到北京人艺去演戏了！我们下决心干一辈子的艺术！莎士比亚、萧伯纳、易卜生、曹禺……他们的作品，都一定要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出现！”
三
英若诚从此开始，逐步成长、成熟为一个十分出色的优秀演员。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在话剧舞台上、电影银幕上和电视屏幕上，塑造了许多真实可信、鲜明生动而又引人入胜的各种人物形象。比如，话剧《骆驼祥子》里的人力车厂主刘四爷，《茶馆》里的土混混儿老刘麻子和小刘麻子，《推销员之死》里的推销员威利・洛曼；电视剧《围城》里的大学高校长，《我爱我家》里的邻居“老右派”；电影《马可・波罗》里的元世祖忽必烈，《知音》里的窃国大盗袁世凯，《白求恩》里的童翻译等等，至今都还留存在观众的美好记忆里。
20世纪50年代末期，英若诚在成功地扮演了《骆驼祥子》里的人力车厂主刘四爷以后，又接受了扮演《茶馆》里专门从事买卖人口的老刘麻子和小刘麻子的任务。毫无疑问，这既是一次机遇，又是一次挑战。
戏开排以后，首先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扮演这样的坏人。在当时“左”倾文艺思想指导下，很容易把这类人物形象演得简单化、公式化、概念化。如同京剧里的丑角儿，一出场鼻子上就先有一块标志性的白色“豆腐块”。
一天，剧作者老舍先生来到排练场上看排戏。
第一幕排完第一单元以后，导演焦菊隐就让演员休息一下，并请老舍发表观看的意见。
老舍对着英若诚说：“您把刘麻子演得伶牙俐齿，这对。”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可您演得还不够坏。”他又停了一下，再说：“不过，您可千万别去演那个坏！”
说完，老舍看着英若诚笑了起来。
这时，英若诚心里打开了鼓――又要演得坏，又不能去演那个坏，那到底应该怎么处理才好呢？
英若诚在二十年以后，1979年复排《茶馆》的时候，非常感慨地这样悟道――
“《茶馆》毫无疑问是谴责旧社会、揭露人吃人的制度的，因此也是政治性很强的一个戏。但是，老舍先生没有正面去写当时的巨大事件，或是直接描绘那些政治斗争。剧中固然有像两个穿灰大褂的特务那样的反动政权的走狗，但是多数反面人物（包括我演的这两个角色）并不一定是和反动政权直接挂钩的人。即使是那两个特务，老舍先生也不是只写他们的‘政治’，而是刻画了这种人的灵魂和他们赖以生存的整个社会。这就给演员出了题目，逼得演员必须去研究他所扮演的人物的全部社会联系，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这个人物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特定方式。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从体验入手，光靠一招一式是不行的。
“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在所谓‘三突出’的创作原则下，反面人物不但不能‘突出’，而且要极力想办法把他们弄得越单调越好，越浅薄越好，最后只剩下一个虚幻的影子。这种情形越到后来越明显，反面人物只成了一种概念的化身。如果反面人物引起了观众的反应，例如笑声，那就更不得了，想必是演员的世界观有问题。不光是戏剧，电影也一样。听说那会儿电影厂有一套口诀，说什么‘我高敌低，我红敌绿，我明敌暗’，于是敌我分明，天下太平。
“用这套办法演老舍的戏是不行的。我记得1958年排《茶馆》时，老舍先生来看排戏，我征求他的意见，他说：‘您演的这个人物伶牙俐齿，这对；可是您演得不够坏。’接着，他又赶紧补充说：‘您可千万别去演那个坏。’他的话使我琢磨了很久很久。又要‘坏’，又不能去演那个‘坏’，怎么办呢？
“过去我们谈论表演的时候，常用一句话，叫‘从自我出发’。这句话不包含那种意思：演员演坏人自己就必须是坏人。但在‘四人帮’统治文坛那会儿，这句话却被批得体无完肤。演正面人物说从自我出发，未免有点夸耀自己；演反面人物说从自我出发，就更麻烦了。其实，我们过去说的‘从自我出发’，无非就是要体验角色的意思。我看今天得这么提。要想演好一个角色，就得把角色吃透，真正懂得你所演的人物，包括他的世界观、审美观、价值观。总之，他的一切。老舍先生写的坏人，演员如果不体验就很难演。他写的坏人并不觉得自己是坏人，甚至还要替自己辩护。在《茶馆》中，刘麻子毫无疑问是个极坏的人了。在第一幕中，他逼农民康六把女儿卖给太监做老婆。常四爷说他：‘你真有个狠劲儿。’而这时候刘麻子并不理亏词穷。他说：‘我要是不给他分心，他也许找不着买主呢！’像这样的话，应该怎么演？咬牙切齿地演‘坏’？我觉得不对。就刘麻子来说，他认为他很有理，甚至于很‘正义’。第二幕他一上场又说：‘有人买，有人卖，我在当中帮点忙，能怨我吗？’这是刘麻子的一种宣言，他确实相信这是真理，否则他活不下去。老舍写的人物，不论是正面人物、中间人物、反面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活人，都觉得自己是合理的，有充分根据的。演员要演好这些人物，就必须把他们当作活人去研究、去体验、去表现。
“最后，刘麻子被大令当成逃兵在大街上砍了头，他也糊里糊涂根本不明白。我觉得这正是老舍创作中高明现实主义的地方。如果观众看了戏，觉得整个戏就是刘麻子太坏，只要把刘麻子砍了，所有的悲剧都解决了，那恐怕戏就失败了。产生悲剧，并不是因为有了一两个坏人，也不是因为某一个英雄还不觉悟。问题在于那个社会制度，那个时代，而这正是《茶馆》的现实主义的力量。”
导演焦菊隐说：“生活中没有现成的艺术典型，要靠演员自己从类型中去概括、提炼才行。”英若诚正是这样做的。他曾经回忆起一段过去的事情――1943年，父亲英千里被日本宪兵队抓进监狱以后，使得生活难以为继，母亲只好靠变卖家物度日。当时，和母亲打交道最多的是收买旧货“打小鼓的人”。这些人为了乘人之危牟取暴利，表面上面带微笑和蔼可亲，似乎是为卖主着想，甚至为卖主为难。他们时而哄骗，时而刁难；时而褒，时而贬，态度一会儿一变，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得从你的手里赚一笔大钱。这件事帮了忙，使英若诚表演时有了质的飞跃。他在戏中皱着眉头向康六说：“要不卖到窑子去也许多卖两儿八钱的，可你又不干！”他又满面春风地向康六说：“告诉你，大太监庞总管，伺候着太后，人家家里连打醋的瓶子都是玛瑙的！”他更仿佛已经操碎了心而恨铁不成钢地用手点着康六的脑门儿说：“你呀，傻蛋！”这里，完全不是简单地“逼其就范”，而是以自己的“正经歪理”说服人、打动人、改变人。应该说，英若诚扮演的刘麻子，使他在话剧表演上达到了一个新界，登上了一个高峰。 黄宗江先生说：“英若诚演的刘麻子，浑身上下都是戏！”这个内行的评价，真是不可谓不高也。
四
这里，笔者不得不插入英若诚一段特殊的人生经历，同样，也是不能忘却的。
1968年，“文革”当中，由于“冤假错”案的原因，英若诚被抓进监狱蹲了3年大牢。
英若诚这样回忆道：“他们派了一辆吉普车来接我。有好几位穿军服的人押送我，他们的态度还不错。午饭时，我们到了一个叫霸县的地方，介于冀县和北京之间。那里有一个很大的集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食品摊位。穿制服的人转过头问我：‘你有钱吗？’‘没有。’我答。‘有没有粮票？’‘没有。’我又答道。他们就给我一张半斤的粮票，一块钱。‘去买点吃的，回到街上等我们。’……在回家的路上，我发现北京的状况很糟。经过天安门和东单时，我注意到行人很少，没有几辆自行车，北京几乎成了空城，人都到农村和干校去了。”“我被送回北京人艺，分配烧锅炉的工作。”“‘你还活着哪？’每个人都是一见面先来这么一句。这不是开玩笑，至少在当时谁也笑不起来。”异常值得欣慰的是，英若诚竟然这样理性地、清醒地、乐观地看待这段不同寻常的艰难生活：“‘文革’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具有摧毁力的社会动荡。我被抓进了监狱，妻离子散。不过，在监狱这段时间，让我对中国当时情形的了解，比我一辈子学的还要多。我天生不安分，在狱中以帮助其他犯人为己任。他们绝大多数人是被冤枉的，有的自杀，有的疯了，我下决心不重蹈别人的覆辙。我要利用这里尽量从别人的背景、经历中，汲取有用的东西，靠自己的智慧和幽默感生存下来。监狱成了一道智力题，一种让人思考的有趣的游戏。我的目的就是告诉人们， 我的一生看似充满了曲折和不幸，人们也许会为此感到不平，但我的自身体验完全不是那样。人本能地追随积极向上的东西，原始人还发明了游戏自娱自乐，我也是那么做的。要向人们证明，在‘文革’环境中，我怎样主动积极度过了监狱里的日子！”
五
在中意合拍电视历史巨片《马可・波罗》过程中，意大利的制片人文琴佐・拉贝拉先生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因为，片子已经开拍了将近两年，而扮演元世祖忽必烈的演员一直没有找到。或者说，找到了不少的演员，但都不够理想。为什么这么难找呢？由于对演员的要求是很高的，甚至是很苛刻的。忽必烈是13世纪一位叱咤风云，精通文韬武略，统帅蒙汉大业的中国皇帝，他的扮演者既要有帝王端庄伟岸的风度仪表，又要有博大精深的历史知识和高超出色的表演技巧，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会说一口流利的、标准的英语来扮演。拉贝拉曾经想过许多方案――请意大利人演？不行，形象就不合适；请日本人演？英语又不过关；请好莱坞的美籍华人演？请香港人、台湾人演？也都不能完全符合条件。就这样，一个个方案都被推翻了。到底怎么办？真是让人着急上火，因为这个演员选不好，就意味着整个片子的失败。
就在拉贝拉急得要发疯的时候，美国的同行们一致向他推荐了一位中国演员――英若诚。对此，拉贝拉并不敢完全相信。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想过用中国人来扮演，也就是说他认为中国人没有人能够具备条件来扮演忽必烈。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拉贝拉带着一张写有“英若诚”名字的纸条，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匆匆来到了中国。
拉贝拉首先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提出要找一位扮演忽必烈的中国演员。完全没有料到，那里的人竟然也异口同声地推荐英若诚扮演。于是，拉贝拉观看了所有英若诚的影片资料。当他看到英若诚在《知音》里扮演的袁世凯以后，开始有些动心了。
1981年的春天，拉贝拉和英若诚在北京饭店见了面。
随着一阵门铃声，房门打开了。这样一个中国男子汉走进房间里来――年龄50岁以外，方正的面庞，宽阔的前额，高高的个子，魁梧的身材，在庄重而潇洒的神态里又有几分粗犷和威严。
拉贝拉立即发现，此人与故宫博物院里收藏的忽必烈画像真的十分相似。
等到英若诚一开口，拉贝拉就已经感觉到，对方讲的伦敦英语比他这个美籍意大利人的英语要好得多。
英若诚认真地说出自己的看法：“忽必烈是一个有着雄才大略的君主，是13世纪中国伟大的政治家，但是，他也有许多似乎矛盾的性格，比如，对杀人、战争、汉族文化，都采取了开明的态度，而在乃颜叛乱时却进行了无情的镇压。这似乎是矛盾的，然而，如果从维护封建集权制和大元帝国的江山社稷这个根本动机去想，就又完全是合情合理的了。还有……”
拉贝拉听到这里，一拍沙发的扶手立即站了起来，大声喊着：“英，定了，忽必烈，就是你！”
然而，就在一切都定下来以后，英若诚的心里反而有些不踏实了。因为他深深懂得，这是代表着中国和英、美、意、日等各国的著名演员的一次合作，如果演得不好，就不是一个人荣辱的问题，而是有损于国家形象的问题。为此，他在仅有的3个月准备时间里，塌下心来日日夜夜看资料、读剧本、研究人物。仅仅资料一项，他就通读了《元史》《蒙兀儿史记》《马克・波罗游记》《元史通俗演义》，等等，还阅读了忽必烈35年统治期间的大部分资料，并通过《元世组本纪》以及带有“起居注”性质的资料，详细考证了忽必烈的思想言论、为人处世，以及衣食住行、起居坐卧等等详细的状况。
终于，忽必烈的戏就要开拍了。
英若诚来到了摄制组。在第一次与各国演员见面的时候，一位很有名气的外国老演员，把他拉到一边。
老演员问：“你演忽必烈吗？”
英若诚点点头。
老演员又说：“戏很重啊。注意，一定要真实、自然。拍电影、电视剧可不能有夸张表演。”
英若诚对此只是笑了笑，什么也没有表示。他心里想着――该和他说什么好呢？说多少都没有用，咱们干起来看吧！
英若诚扮演忽必烈最精彩的表演，是在那场12分钟与马可・波罗离别的戏里。在这场重头戏里，英若诚准确地把握住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表演得惊心动魄，又发人深思。拍摄结束以后，在一旁观看的全体演职员都折服了，不少人的眼睛里闪出了泪花。那位很有名气的老演员，走过来，紧紧握着英若诚的手说：“英，你的演技非常出色，我……”他耸耸肩膀没有说下去。英若诚用力握着对方的手，两个人都欢快地笑了起来。 就这样，《马可・波罗》一炮打响。
此外，英若诚还是一个很不错的话剧导演，既执导过演给中国观众看的英国戏《上帝的宠儿》，也执导过演给美国观众看的中国戏《家》和《十五贯》，并都获得成功。
英若诚由于执导和讲授《家》和《十五贯》的显著成绩，美国密苏里大学校长罗赛尔以公文的形式正式宣布：著名的中国演员英若诚已成为密苏里大学永久性的教授。
六
还有，英若诚也是一个译著等身的、水平很高的戏剧翻译家，他从25岁起便翻译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用30万字写的《奥赛罗导演计划》，并且前后中译英、英译中的剧本有――威廉・莎士比亚写的《请君入瓮》、萧伯纳写的《芭芭拉少校》、彼得・谢佛写的《上帝的宠儿》、阿瑟・密勒写的《推销员之死》、赫尔曼・沃克写的《哗变》、老舍写的《茶馆》、曹禺根据巴金原著改编的《家》、锦云写的《狗儿爷涅》等18部话剧剧本。
七
1986年的夏天，英若诚随《茶馆》剧组从加拿大演出归来，原计划再去新加坡参加艺术节演出。这时，他接到了任命――调国家文化部任主管艺术的副部长。从当演员到当副部长，大约英若诚是中国的第一名。为此，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老院长曹禺，为他写了一副点化人生的墨宝：
“大丈夫演好戏当好官
奇君子办实事做真人
若诚粲正”
于是，英若诚深感责任重大，在上任之前就给自己提出了若干个问题――
怎样才能充分尊重艺术规律和艺术的创造者？
怎样能尽快通晓掌握不同艺术门类的不同规律，然后利用这些规律，促进社会主义艺术的繁荣，促进人才辈出而不受压抑？
如何广采群众意见，找出一种在文化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体制？
对于艺术成品，怎样才能发现好的，摈弃坏的，哪怕是萌芽状态的好东西，怎样给予大力扶植？
自己呢？怎样能在不断发展的形势下，不成为改革的绊脚石，而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少干些蠢事？
上任以后，英若诚没有什么“官架子”，还是那个“有时候洋得要命，有时候土得掉渣儿”的、真诚率直的英若诚。不管是谁，你向他提出问题以后，他知道的，能解决的立即回答；不能解决的也说个明白。他很少有官话、官腔和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模糊信号”。
关于话剧是否走进了低谷，和如何能走出低谷的问题，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以后，英若诚谈出自己的中肯意见：“话剧艺术不会灭亡。一部好的话剧给人的强烈艺术感受，是别的艺术形式所代替不了的。前不久北京人艺到上海的演出证明了观众对高级的艺术有饥渴感，他们需要有深刻思想的好戏。话剧传入中国的时候，怎么站住脚的？和京剧比吗？京剧有精彩的唱段和武打，有那么多吸引人的形式，话剧比不了。可最早那易卜生式的话剧硬是在中国站住了，发展了，靠的就是有思想，有振聋发聩的思想，有引人深思的语言。如果没有深刻思想，光剩下形式，观众当然不爱看。如果你表达的那思想不怎么样，都是别人在戏里说了多少遍的，是别人嚼烂的馍，那当然没人看了。”为此，他大声疾呼：“话剧要出高质量的作品，不要去埋怨观众吧。”
三年以后，当英若诚离开副部长岗位的时候，有一位记者问他：“你离开副部长岗位以后，是否受到了冷落？”他明确而又幽默地回答：“舞台是我的家，是我如鱼得水的领域，假如有人又为我不当官而疏远我，那是他的悲剧，而不是我的。”的确，英若诚虽然后来又过着平民的生活了，但是，他仍然是一个艺术家，一个学者型的艺术家。
许多人都没有想到，1990年初夏，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英若诚那天就要从副部长的位置上离职了。他把自己办公室里的零散用品收拾一下，装进一个大提包，又站在写字台前用含情的目光缓缓地环顾了四周，最后拿起提包转身走了出去，锁上办公室的门，把钥匙交给行政管理人员。然后，在楼道当中与所有相遇的同事一一握手告别。同时，他还热情洋溢地邀请大家：“如果方便的话，请您明天晚上到首都剧场来，看我主演的《推销员之死》。”
黄宗江对于英若诚这种“大土大洋、大雅大俗”的表现，有一段妙不可言的描写――“‘人有十分雅，不可无一分俗，如美人拒食大蒜，诚憾。’……这句看来极土的话，姑用之以赞伶官学者英若诚，如不避蒜香之佳人，尤属可亲也。”
英若诚是一个满族人，一个天主教徒，同时又是一个演员、导演、编剧、翻译、政治犯和国家文化部副部长；他很机智，很敏感，很有分寸，很善幽默，具有各方面都不同寻常的、忽而“天上”忽而“地下”的传奇人生。或者也可以说，这些都并非他的本意，而是命运拨弄的结果。
“在我结束生命之前，回想我的一生，我觉得所有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我也并不希望历史是另一个样子。对自己的成就我并不自负，我只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国现在的方向是正确的，需要更多的人同心协力。这并不是说说那么简单。在上个世纪（19世纪），中国依旧唯我独尊，自认为是天朝老大，使国家维新变法的努力失败了，造成倒退，久久不能振兴。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那些有话语权的‘精英分子’，只知道一味‘扶清灭洋’，中国人狭隘的爱国精神在政治危机中被利用了。现在国际关系舞台上最重要的事实是――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不再闭关自守。中国的门已经打开，这是自最高领导层到街上的普通老百姓一致的共识。历史不会再开倒车了。”这，大约就是出自英若诚高远恬淡胸襟的，对于人生归宿的，最为由衷，最为崭新，最为强烈，也是最为深刻的信念、感悟和态度了吧。我更是清晰地感觉到，“爱国与改革”的家庭理想，正燃烧在他的血液当中。
曾国藩曾为他的亡弟发表过感慨：“辛劳之人未见得就是成名之人，而成名之人未见得就是享福之人。”这或许也能把英若诚给概括进去了吧？是的，我仿佛看到了在英若诚头顶上，有一道宿命色彩浓郁的神秘光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