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心里有一种特别的骚动在折磨人，唯有文学创作能使它得到平静。为此，这些年我没完没了地拼，很艰难，很孤独，吃尽漂泊之苦。
我出生在云南小凉山，那里，可说是原始社会、封建领主制和奴隶制交杂着持续到解放前，偏远程度可想而知。1986年夏天，我高考全县第一名，冲关而出，游学长春。1990年夏天，我走出大学校门，在滇中一个地质队熬了四年。那里前不巴村后不着店，距小县城5公里。县图书馆很小，约有3万册藏书，却是我最关注的地方。两年后，我已经在那里找不到想要看的书了，跑到昆明，在省图书馆、工人文化宫和昆明市图书馆各办了一个借书证，每月跑到三家图书馆借一次书，单边行程大约5个小时。
1995年，我自动离职成为广大“边缘人”中的一员，处在体制的边缘，城市的边缘，生存的边缘，潮流的边缘。我的经历正是很多“边缘人”的经历，身不由己被夹入梦想和现实两扇石磨之间轧碾着，苦不堪言。
当时刚在昆明创刊的《大家》是我心中的圣地，我成为编外编辑。
不到两年我就离开了，先后进过云南的几家报刊当编外编辑，存了点钱。又辞职，写完一部长篇小说，钱花光了，又去找工作。写作时没有收入，只出不进。打工时，工资只有编制内人员的一半，仅够付房租和吃饭。有时某些单位欠着几个月工资迟迟不发。多年里，总有一种生存恐慌感如影随形地跟着我。
每到一处我都很出色，是一个答应了就要坚持干好的“责任狂”，但收入有时不到“在编”者的一半，要自己交房租，也没有福利保险之类。我看够了“多劳少得”的社会现象，也使自己想干的事一直干不了，生命浪费太大了。2001年，我上演了“英雄末路，春城卖刀，流落羊城”的一幕。
当时我好不容易建立起了简单却未曾好好使用过的写作环境：二手电脑、打印机、价值约三万元的书、为了当杰出记者而忍痛购置的摄影器材和一台21英寸的电视机。这是我最喜欢最需要最离不开的东西，但英雄已到末路，只有变卖它们作为活下去的周转盘缠。这情景与秦琼卖马和杨志卖刀毫无区别，英雄身上只剩一把刀都拔出来卖掉了。我曾纳闷，这些人身怀高超手段，为何竟至于连一口饭都吃不上，却不去偷抢骗讨。轮到我了，也确实没有办法，只有三文不值两文出卖的“马”和“刀”，拿到了三千多块钱路费，望羊城方向流落而去。
这里有《花城》，在水荫路，有它我就不孤单。我跑到水荫路，看了一眼《花城》所在的大楼，正是国庆假期，它铁门紧锁。我满足了心愿：看到了《花城》所在的地方。我要在这大楼前的报刊零售亭买一本《花城》，摊主说，广州根本就没有这本杂志。我气得转身指着那大楼说：“喏，就是这里面出的杂志，连《花城》都不知道你还卖什么杂志呢！”他说：“凡是能卖掉的，我这里都有，我都知道。凡是卖不掉的我都不知道，我也没有。”我到广州五个月了，常逛报刊书摊，竟然未找到一本《花城》。
我在白云区岗贝村租了个小单间，每月200元。它不通风，里面终日不见一丝阳光，外面丽日高悬，但屋里就像在晚上。深夜两三点钟，住在楼里的人仍像赶集般喧哗。为节省开支，像很多在广州打工的人一样，床也没买，在地板上铺一层报纸、放一张凉席就是床了。不过，我一个人住，他们一群人住，还是我优越。当时我已36岁，睡眠状态不好，突然就这样躺在了广州的一块如此环境中的地板上，辗转反侧，更是难以入眠，把骨头突出的关节处都磨破皮了。广州冬天阴冷潮湿，别的季节闷热潮湿。这种情况下还幻想搞文学创作，那是天方夜谭。本想去京城，某行业报来了录用通知电话，但想到“长安居，大不易”，去那里只能变成可怜的房奴。
一年后，不得不吃回头草。昆明居，亦不易，但比起北上广，生存压力要少些，打工之余尚能兼顾创作。喘息间写出多部长篇小说，花在稿件复印、打印上的钱和投稿的邮票钱至少有1万元了，但稿子像飞蛾扑火。漂泊吃苦，时时被生存的巨大压力弄得喘不过气，几近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