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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国民参政会议案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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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国民参政会议案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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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藏文物中,有一份珍贵的纸质文物,于2011年8月经重庆市文化局文物鉴定组定为一级文物。它就是由著名民主人士张澜在1941年11月于重庆召开的第二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的《请政府恢复马寅初之职业自由以励直言而裨国政案》。

张澜,四川南充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主席、著名民主革命家。马寅初,浙江绍兴人士,著名经济学者、重庆大学商学院教授。这两人之间究竟有何渊源?张澜为何会提出这样的提案呢?这得从马寅初在重庆大学任教授时说起。

矛头鲜明 直指“四大家族”

在重庆大学期间,马寅初不仅恪守教书育人的职责,还时刻关注时政局势,针砭时弊。他着重研究中国战时经济,提出了向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用于抗战的主张,犀利地指出:“抗战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而上等人就发财”的观点。他在《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上接连发表《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为我国财政与金融唯一的出路》等檄文,并公开发表“我对于抗战的透视”“我们要发国难财的人拿出钱收回膨胀的纸币”等演讲,矛头直指“蒋委员长”。

1940年春,马寅初来到重庆郊区的陆军大学,面对国民党100多名将官发表《抗战财政问题》的演讲(这些将官大多是从前方调来受训的)。马寅初登上讲台,慷慨陈词,一连讲了两个多小时。他说:“现在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上下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赴国难。但是现实却不是这样的。”他指出,抗战的实际状况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既不出钱也不出力,专发国难财。还有一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他们利用手中大权,掌握国家的经济秘密,搞外汇投机,一夜之间,即可暴富,而且把钱存到国外,如果亡国,他们就可以到国外去吃喝玩乐。”随后,他无所畏惧地指名道姓:“这种上上等人,就是宋子文和孔祥熙。对他们,不但要征重税,而且要撤职!要求蒋委员长大义灭亲!”

铁骨铮铮 身陷铁窗牢狱

马寅初的演讲令国民党当局惶惶不安。蒋介石以委员长的名义请他“赴宴”,他对来人说:“委员长是军事长官,我是个文职,文职不去拜见军方!再说我给委员长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马寅初曾经当过蒋介石的老师)。学生不来拜见老师却叫先生去拜见学生,岂有此理!他如真有话说,叫他来找我!”

随后,蒋介石又派人来游说,许下厚赠,要推荐他当财务部长或中央银行行长,或者批给他一笔外汇,都被马寅初一口回绝。当局再生一计,以派他赴美国考察为名,要他出国。马寅初断然拒绝,公开表示:“当此国难之时,决不离开祖国。”利诱不成,当局就对马寅初进行恫吓。一次,有人给马寅初寄来两封匿名信,其中一个信封内装有派克金笔一支,附言“笔下留情”。另一封则装了一颗子弹。即便如此,马寅初丝毫不以为意。

11月,马寅初应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的邀请,在重庆实验剧院向社会各界人士发表演讲。他穿着长袍马褂到了台上,劈头就说:“今天我把儿女都带来了,我的讲话,就算是给他们留下的一份遗嘱。”接着,他悲愤地指出:“为了抗战,多少武人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文人也要不惜身家性命,拼死在后方干!有人说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可以说是我国的民族英雄,但我马寅初认为他根本不够资格,要说英雄,蒋介石也是一个英雄,不过他只是一个‘家族英雄’,因为他包庇他的亲戚家庭,危害国家民族。”最后,对着现场的警察、宪兵,马寅初拍着胸脯,用手指着胸口说:“可以朝这儿打。但务必请耐心一点,等我讲完再下手不迟……”特务被镇住了,不敢开枪。

马寅初被捕后,为抗议当局对马寅初的迫害,营救他早日出狱,重庆大学师生和社会各界进行了一次次斗争。1941年3月,重庆大学师生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支持下,以庆祝马寅初六十寿辰为名,掀起了著名的“祝寿运动”。他们将教室布置成寿堂,四壁挂满各方致送的寿联。其中有一副是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赠送的、由董必武亲自撰写的寿联:“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此联上联称赞马老桃李满天下,又指出寿堂里缺了老寿星的现实。下联颂扬马老不失气节,同时也用‘有龟’的谐音希望马老早日归来。这样一副一语双关的寿联在独缺寿星的祝寿会上引起轰动。新华社致送的寿联则道:“不屈不淫征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这不仅是对马寅初大无畏精神的赞赏,更是对其一生求真笃学的最好写照。

祝寿会上,筹委会主席赵国恩提议集资修建“寅初亭”,与会者强烈响应。不久,“寅初亭”便建成在重庆大学的松林坡前梅岭山上,“寅初亭”3个字由冯玉祥将军题写。

大义凛然 张澜奋笔写提案

社会各界民主人士也为营救马寅初出谋划策、献计献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著名革命民主人士张澜于1941年11月在国民参政会上提交了一份提案:《请政府恢复马寅初之职业自由以励直言而裨国政案》

“理由:查去年九月中央大学(应该是重庆大学)教授马寅初以演讲公债,语言切直,竟至丧失其职业自由。在马寅初当时,有慨于民困国贫,为感情所急,所言或不无过失,然究迹原心,仍不失为忠诚忧国之士。现安置偏方,丧失其职业自由,已逾一年,犹未获返,无怪忧时爱国之士,皆有多言不如默尔之戒惧。今日抗战局势,已到最紧张关头,政府政治经济,必如何改善、如何调整,始能支持抗战,以达最后的胜利,自应广纳忠言,不厌其过,以求措施之咸宜。马寅初为国内有名经济学者,当此国家经济财政困窘情形异常严重时期,尤不应使之投闲置散。应请政府迅予恢复马寅初之职业自由,并使忧时爱国志士,闻而自励,皆愿竭忠献谠,拾遗补阙,以襄助抗战建国之成功。阿谀之风变、壅蔽之害除,其有利于国家当非寻常使一能拔一士所可比拟也。”

张澜进一步提出解决办法:“

一、迅速恢复马寅初之职业自由,仍使担任大学教授。

二、凡有忠直利国之言,政府应虚怀采纳,即有不合,亦应大度涵容,不宜辄加严谴,致绝忠谏之路。”

当时,马寅初处于“失去自由,教书不成,投稿无门”的困境,一家人生活十分窘迫。周恩来得知后,及时资助,并将其文稿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付给高额稿酬。当时的舆论界认为:“今日马寅初先生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声望和地位,可与过去文学界的巨人鲁迅相比。在争取国家自由、民族解放的过程中,马寅初与鲁迅一样,遭受着恶势力的仇恨,但却雄视阔步于各种压迫之下,始终敢说,敢笑,敢怒,几十年来态度一贯。”一代文豪郭沫若则称赞他道:“你这个马寅初啊,可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爆的响当当的一枚‘铜豌豆’。”

正是由于马寅初忠贞为国、不畏强权、仗义执言的高尚情操,才使得他获得了像张澜这样民主革命斗士的支持。在马寅初危难时刻,才会有像周恩来等一大批人士雪中送炭,带去他们的不懈支持和帮助。今天,从这份已经泛黄的“国民参政会议案”中,我们再次看到他的名字――马寅初,一个成就卓越的学者,一个具有不屈不挠气节的爱国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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