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日本为了“摧毁中国的抗战企图”，达到“压制和扰乱敌之战略及政治中心”的目的，集其陆军和海军的主要航空兵力，频频出动飞机对大后方的重庆地区进行了近6年野蛮的无差别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在这场空前浩劫中，绝大部分受害人是当时社会的“草根阶层”。作为这段痛苦历史的见证人，他们留下大量的口述史料。这些真实简单的语言，反映出战争浩劫带给他们永难抹平的伤痛，是他们对日军暴行的有力控诉，让后世人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感知那场人类悲剧――“重庆大轰炸”。
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国民政府移都重庆，成为中国的“心脏”。日本为了“摧毁中国的抗战企图”，达到“压制和扰乱敌之战略及政治中心”的目的，集其陆军和海军的主要航空兵力，频频出动飞机对大后方的重庆地区进行了近6年野蛮的无差别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重庆大轰炸历时之长、范围之广，所造成的灾难之深重，在二战期间和整个人类史上创下了战争史的新纪录。正如日本军事评论家前田哲男称：“对一个城市如此长时期固执地进行攻击，不用说在航空战争史上是第一次，就是把地面部队围攻城市的历史包括在内，也是极其罕见的。”
在这场空前浩劫中，绝大部分受害人是当时社会的“草根阶层”，是这段痛苦历史的见证人。为了客观真实地记录这段历史，还原日军暴行真相，伸张人类正义，自2005年始，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根据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统一部署，在开展全市性的“抗战时期人口伤亡与财产损失调查”过程中，与相关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史学工作者密切合作，顶酷暑、冒严寒，深入村镇，挨家挨户对重庆境内当时健在的大轰炸受害者、亲历者进行了一次抢救性走访，搜集到大量来之不易的口述史料。
历史的生命在于真实。感谢时间能给我们机会，忠实记录下大轰炸受害者、经历者的珍贵口述，让后世人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感知那场人类悲剧――“重庆大轰炸”。
从漠然到紧张
受害者描述的大轰炸前的生活状况
随着淞沪会战逐渐走向不利局面，南京城面临朝不保夕的境地，国民政府于是确定四川为抗战大后方，决定迁都重庆。一时间，大量的人员随着军政、文教、工矿企业纷纷迁渝，随之涌入的还有大量躲避战乱的老百姓和战争造成无家可归的难民（当时重庆本地人统称他们为“下江人”）。这些饱受战争煎熬，几经辗转迁徙的逃难者当时的生存条件是相当艰难的。受害者高建文描述：“日本侵占了大半个中国，老百姓就往大西南跑。有的通过三峡坐船跑到重庆，有的是走桂林、湖南、广西、贵阳的公路跑到重庆来。有的大学陆陆续续过来了，教授、学生过来了，来的多。来了过后，流离失所，身无半文，钱用完了，要吃饭，穿的也只剩了一点，没有住的，找客栈，要（花）钱，（于是）就找茅厕，一床席子给挡住。有的大学教授就死在厕所里，较场口厕所就是大学教授逃难来住了，惨得很。那些难民一身的衣服不是像我们现在三天五天要洗一次的，他穿在身上，在旅途上怎么换呢？一身油脂的衣服，一身灰扑扑的，头发也乱了，这脸也油光油光的。大东西，小东西，一个包袱一个包袱的，有的提箱子，就像乞丐一样，住旅馆都被瞧不起，怕你拿不起钱，想起来，很悲惨。”
与这些难民相比，由于身处大后方，重庆本地老百姓还没有直接经受战争的折磨，没有亲身感受到战争的残酷性。一般民众皆“以为建设防空，全是政府和军警的事”，于自己“恍惚是漠不相关”的事情，并且此种观念“流行”“普遍”。但是，随着日本轰炸并占领上海、南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日本要轰炸重庆的消息到处流传着：“那是1938年的下半年，重庆到处流传着一个信息，就是日本人将要对重庆进行大轰炸，迫使国民政府投降。”“听传闻，中国半壁江山已落入日本手里，武汉沦陷、宜昌沦陷，日本很快就要打到重庆了。”
国民政府在重庆开始通过开凿防空洞、进行宣传防空知识等形式进行消极防空准备，加上充满大街小巷的难民，他们受战争所带来的痛苦情绪也感染着重庆人。顿时，重庆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人们也一天比一天惊慌起来。“城里有钱的人，有地方走的人都逃难去了”，但更多无地方可去和做生意的，以及必须等着挣钱才有饭吃的这些人，即使感受到了战争即将到来，还是只有选择呆在重庆城内，一方面固然是为生活所迫，另一方面，还是由于当时重庆人生活在大后方，交通不便，消息闭塞，根本没有想到日军会如此残忍，对战争的残酷性认识不足。
虽然当时整个重庆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广大群众依然和往日一样忙于奔波生计，浑然不知厄运已经悄悄降临在他们的头上。
“全人类的耻辱”
受害者眼中的日本侵略者
1937年11月，日本制定的《航空部队使用法》第103条明确规定：“政略攻击的实施，属于破坏要地内包括重要的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机关。并且至关重要的是直接空袭居民，给敌国民造成极大的恐怖，挫败其意志。”同月，重庆成为中国战时首都，这一政策的实施就直指重庆及其人民。由于日本在军事上的优势，加之重庆防空武器落后，防空设施缺乏，日机在重庆上空横行无阻，大施淫威。据当时四川省第三行政区署1941年10月对各市县遭受日机空袭情况的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10月到1941年8月，日机3585架84次空袭重庆市区，投弹9877枚。一时间，重庆市区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如今多少年过去了，这些受害者回忆当年那些火海、血肉横飞的场景，仍然心有余悸――
一是日机轰炸持续时间长，手段极为残忍，不但投掷大量炸弹，而且针对重庆房屋建筑材料的特点，投掷了大量的燃烧弹。受害者蒋昌前描述日军炸弹的威力：“连建筑最牢固的用大理石、花岗岩修的川盐银行顶楼都被炸烂，更不用说一般的民用建筑了。”日机大面积地投掷燃烧弹，妄图把重庆烧成一片废墟。“东水门一带都是平民的住房，多是穿斗结构，楠竹房，易燃烧，没多久就全部化为灰烬。”“那时候木房子结构都特别多。”加之房子都挨着建的，所以“燃起来的时候，一燃几条街……。你就算隔了几公里，都能感觉到火的热浪。”“当时没有电、没有水，无法救火，只能看着房屋燃烧。”更为恶毒的是，日本侵略者还丧心病狂地动用了毒气弹。 受害者周素华描述其亲身经历：“每当警报声响，忙于逃命的我只带一张被水浸湿的毛巾躲进防空洞。带毛巾是为了防止日本人投下的毒气弹”;另外两位受害者则描述了毒气弹的可怕之处：“日机这一次对储奇门地区投下了更可怕的炸弹（毒气弹），我们在当时根本就不知道投下的是什么。当时，国民军里的红十字医生，叫我们每人带上一张毛巾。用水打湿捂住嘴。到处都在燃烧，根本就找不到水，于是用自己的小便把毛巾打湿，把嘴捂住。我们这些住在河边的人都养了几头猪，日机所投下的炸弹，让猪的身上全部变为黄色。红十字医生把猪全部都集中在一起杀掉，放出来的猪血全是黑色的。解除警报以后，才知道是日机投下的毒气弹造成的。”“人们的伤口也开始流出黑血，发高烧，牙关紧闭，浑身颤抖抽筋，口都张不开，吃药都要把牙齿掰开，才能把药一滴一滴地灌进去。医生说，这个炸弹有毒，伤口才会流黑血，中毒很深，药起不了什么作用，很难医治。”
二是日机通过采取发放传单、日夜不停地“疲劳轰炸”等手段，企图造成人民恐慌，使人精神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中，疲于奔命，使其意识崩溃。日机在轰炸重庆的同时还经常撒下一些写有“少做衣多做鞋，白天夜晚都要来”“炸不死就困死、困不死就饿死”等内容的传单来瓦解人民的抗敌意志。与此同时，日军在取得绝对制空优势以后，经常不间断地派几架飞机对重庆进行骚扰，使警报长时间不能解除，最长的一次竟达7天7夜。有受害者描述跑警报的情形：“警报响起，满街的男女老少像赶鸭子似地奔跑。”“一天跑几次警报，经常是解除警报刚返回家，还没有坐下又听到拉紧急警报，又得往外跑，有时3天3夜不拉解除警报，弄得不少人患感冒、霍乱等，就这样死的人也不少。”除此之外，“日寇飞机每次都想轰炸自来水塔（今七星岗兴隆街附近），企图制造重庆人断水流”，还经常轰炸码头、电力公司、储油趸船以及报警台等。”
正如受害者所说，“在大轰炸中，多少人被炸成肢体分离？多少人无家可归？”“多少原本富裕的家庭从此潦倒痛苦，多少原本幸福的家庭从此颠沛流离、家破人亡。”
有努力，有缺失
受害者眼中的国民政府
从受害者的回忆材料来看，当时的人民对国民政府怀有一种复杂的心态。
一方面，他们认为日本是大轰炸的罪魁祸首，但同时也对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和防空措施的缺位深感无奈。在积极防空方面，受害者是这样描述的：“两个对打（敌、我飞机），多数是我们的遭（即挨打）……”经过无数次轰炸后，“中国的地面部队也无能力回击日机，以至于后来日机一架一组，就可以低空飞行侦察，一路畅通无阻。”防空力量建设和补充的不足，也是导致后来日军敢于投入少量飞机就进行“疲劳轰炸”的重要原因;在消极防空方面更为糟糕。据1939年防空司令部统计，重庆市各防空平洞、隧道共143处，仅能容纳73000余人避难，而当时重庆市人口是401074人。据不止一个受害者描述，有相当部分的防空洞（主要是官僚、大资本家、保甲长等有权、有钱的人修的，条件很好）是需要掏钱办证才能进去的，对于被炸得家破人亡、一无所有的普通民众来说根本就买不起票进洞，只能进免费防空洞。而这些防空洞质量相当糟糕，“洞内空气混浊”“凹凸不平，洞顶滴水，洞底积水。”而且，“洞内土质松软，用大木柱架空支撑，以电线引入之光线微弱，通风设备毫无。听得一连串炸弹落地，灯光闪烁，全洞震撼不已。”在日机空袭重庆时的现场指挥上，国民政府从指挥疏散进洞到轰炸结束后处理尸体也显得杂乱无章，也间接导致了伤亡人数的增加。空袭警报拉响后，“当时，人们只顾着逃命，没有哪个敢来维持秩序，逃命的、躲飞机的人黑压压的一片，乱得很。大人喊，娃儿哭，你踩我，我踩你，硬是惨得很哟。”
另一方面，在大轰炸中国民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也进行了反空袭斗争，采取了一些有效的应对和补救措施，开展了相应的救援救亡活动，尽量减少损失。特别是“六・五隧道大惨案”发生以后，迫于民意和舆论的压力，国民政府加大了实施这些政策的力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受害者对国民政府做出的这些努力，在自己的回忆材料中也做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大轰炸开始后，面对百姓死伤严重的情况，国民党政府“开始大规模打防空洞，每人出6块钱，按人头数”，同时“积极组织精壮劳动力参加防护团实行义务服务，分为交通、消防等服务大队，专门负责空袭时的救助、收尸等，说是国家有难，人人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后来，“政府还在最显眼处、最高处挂上红球或红灯笼”表示警报，在夏天的时候“每人发了八卦丹、金灵丹、万金油、头痛粉等防暑急需品，以备急用”。此外，国民政府对伤者、受灾难民和死亡者分别实施了救济救助措施，对在大轰炸中的受伤者实施免费医疗，并提供一定的营养品帮助伤者恢复。有受害者提到：“被日本飞机炸伤的，要当地的保甲长出证明，证明你是被日本飞机炸伤的，（于是）给你治疗并免收住院费等。”“医院发的营养品，说是吃了就长肉，但我吃不来那鸡，我不吃就要挨（医生）打”;对轰炸中造成的受灾难民，采取了统一安排，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几位受害者描述当时的情景：“大梁子警备区马路边在施大头稀饭……，排单行一人一瓢稀饭，一小瓢□□。”“在医院出院后，无人接我，就把我转送到了难民所，一天两顿清稀饭，看我基本能走动，就问我什么地方人，发给我点儿路费，我就回岳池老家养伤。”“我们全家及其他受灾人民，全部集中在当时瑞丰□粉厂，坐成一排。当时的国民党乡公所，扯起一个临棚房居住，每天由他们供应饭吃”;对经过调查确认是在轰炸中死亡的，当局也给予一定安葬费。无人认领尸体的，由当局统一进行掩埋处理。受害者王西福回忆：“大约一个月以后，经国民政府的调查和核实，证实我的父母系在日机轰炸时遇难，按当时的政策，我到政府部门领取父母安葬费20个大洋，还按了手印。” 通过受害者的口述，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重庆能够在日本的狂轰滥炸中巍然屹立，并能在轰炸之后迅速恢复正常生活，客观地说，国民政府还是发挥了作为国家组织者的作用。
“愈炸愈强”
受害者回忆大轰炸下市民生存状态
残酷战争给重庆人民带来的悲剧每天都在上演，人们每天都要面对血淋淋的现实，身心疲惫。
大轰炸初期，当时政府虽普遍宣传“万事莫如防空急”，但是人们对战争这个概念认识很少，“认为他们不会轰炸无辜的老百姓”，防空意识不强，更缺乏基本的防空常识。受害者祝元庆回忆：“当时重庆人生活在大后方，根本不知道日军如此残忍，日本炸弹是那么大威力，我们还是在保甲防护团人员的反复催促下离开家的。”不少受害者回忆他们躲避轰炸的方式相当幼稚，“在家里的人全都躲在桌子下，桌上铺被子，双手合十口中不断念阿弥陀佛。”“听到紧急警报响起，全家赶紧躲到铺满棉絮的桌子下面，以为这样就可以躲过轰炸，伤不到人。”
随着日机轰炸越来越频繁，跑警报成了家常便饭，“市民白天、黑夜，晴天、雨里，严冬、酷暑跑警报，天天风餐露宿，提心吊胆度日”，每天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据受害者张远珍描述：“母亲带着我们3姐妹天天悬心吊胆地过日子，晚上睡觉从来没有脱过衣裳袜子。特别是冬天，母亲经常将我从睡梦中打醒，还要背弟或妹摸黑到处乱跑乱撞，经常摔得身上到处是伤。冬天又冷又饿，夏天被蚊子咬起全身都是红疙瘩，好像出麻子一样，那个日子不是人过的，但是没有办法，为了活命。”也有跑警报跑久了，跑烦了的，不想再跑，存着侥幸心理，结果往往代价惨重，非死即伤。
再后来，正如受害者所描述：“那时，整个重庆成了一个偌大的坟场。房上、树上、岩坎上到处都见得到挂着的、躺着的尸体、残肢，长江里随时能看到漂浮的死人。”这种精神上的压力在当时成为老百姓生活中最痛苦的煎熬，“有些人吓得屎尿都流出来了。”“从那个时候起，祖母只要一听到拉警报、爆炸声或房屋燃烧，她就会全身颤抖，不断地抽筋，也发生过几次晕倒。”“从那次轰炸后，我老婆潘氏就得了恐惧症，当时又怀孕在身，只要炮声一响，她就全身发抖、惊叫，反反复复地发作。”
日机对重庆的狂轰滥炸，不但没有达到动摇人民抗战意志的目的，反而激发了广大人民的义愤。正是这些小人物不屈不挠的斗争，正是这些无名英雄的默默奉献，重庆才能成为“全世界最英勇之城市”，“重庆人民的坚韧刚毅，已为世界所崇敬。”
伤痛难平
受害者谈大轰炸对其及家庭的影响
重庆大轰炸是日本侵略者强加给重庆人民乃至中国人民的灾难，给整个民族带来的是刻骨铭心的伤痛，这种伤害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
受害者刘少华描述大轰炸带来的悲惨遭遇：“我们失去了母亲，生活没了办法，姐妹几个整天在废墟周围哭声不断。几天后，小妹因惊恐和饥饿也断了气。我的五姐当时只有15岁，不得已送给别人家当童养媳。我的六哥11岁，我8岁，只得各自流浪讨生活。后来，六哥有幸被富顺孤儿院收容，而我却到处流浪，8岁开始品尝人间的酸甜苦辣。在兵荒马乱的日子里，我没上过学，先后跟理发匠、木匠当过学徒，帮别人撑过河船，在铁匠铺面做过杂活，整日衣不遮体，捡过垃圾，当‘狗屎娃’（靠拾粪来换一口粮食），去给地主家当看牛娃。”受害者孙振环也有惨痛的记忆：“父亲的去世给我们全家人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打击。中年丧夫，长年艰苦的生活，严重影响了母亲的健康，使她晚年体弱多病，过早地离开我们。少年丧父，过早地承担生活重任也严重损害了我年少的身体，超负荷的工作和严重的营养不良使得我一直体弱多病，过早失去父爱也给我的心理和性格造成了很大影响，过早的工作，使得我失去了继续受教育的机会，是我一生的重大损失。”在那个年代，有这种痛苦经历的家庭俯拾皆是。
时至今日，经历过这场劫难而侥幸存活下来的人们，他们在承受大轰炸造成的生理上的残缺的同时，精神上的创伤终身挥之不去。正如受害者蒋万锡所说，“尸骨可以掩埋，轰炸现场可以覆盖，但是已经深深烙在人们心中的痛苦记忆，永远不会忘记、磨灭。”受害者赵茂蓉“（脸部）被弹片炸伤，给她的生活及精神上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她的听觉也受到了损伤，必须要很大的声音才能听到别人说话，并且经常头痛。婚姻生活也因被炸伤而有很多的痛苦，在工作中也经常受到讥笑”;受害者周永冬“被炸断一只右腿，造成了终身残废，他的身心健康都受到极大的摧残，（至今）已达62年之久”……而这一切痛苦的根源，正是“可恨的日本强盗夺去了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家、我们的欢乐，给我们的一生背上了沉重的精神包袱。”
“天上，弹如雨下;城中，泪落也如雨。弹下不停，泪落不息，浇不灭冲霄的火焰，洗不尽横流的鲜血，舒缓不了千万人的哀号愤激。高空日机已渺，遗恨何时消失，重庆永远在哭泣。”这是一位幸存受害者在上世纪末编写一部《重庆永远在哭泣》的电影故事所作的主题曲，虽已远隔半个世纪，却仍然历历在目，不能忘记，既是对当年重庆大轰炸真实场景的悲惨描述，也是对战后日本长期掩饰其侵略罪行的有力揭露。
历史是过去的总结，是现实的基础，更是未来的起点。经历了太多苦难和挫折的中华民族，对和平的渴望、热爱、珍惜最为强烈，对正义的追求、争取、坚守最为执着，更加懂得捍卫国家民族独立、主权、尊严予以我们的至高价值。今天，我们调查历史真相，记录历史灾难，不是为了咀嚼苦难，更不是为了延续旧时仇恨，扩大中日之间的裂痕，煽动狭隘民族主义的情绪，而是为了以史为鉴，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