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周王室让功臣和王室成员等到中原各地“分封建国”，从此确定了周朝在中国中原地区的统治地位。
从军事上看，和以前相比，这两场战争并无什么特别之处，但战后实施的封建制度却给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以极大的启示。其实，在当时极为原始的交通、通讯条件下，周王室根本无力统治广大的地区，因此只能给各诸侯国以全权，而各诸侯国因与王室间的血缘和感情上的联系，自然也愿意承担进贡和派兵拱卫王室的义务；而在经济上实施的井田制，则使人口定居下来，从而使农业得到普遍发展。这样，封建、宗法、井田交相作用，终于在中国产生了辉煌的农业文明；这种文明以后将由孔子等学者在文化上加以说明。
不久以后，这种制度就显示出了它的缺点。到了西周末期，随着农业的迅猛发展和人口的大量增加，荒地得到大片开垦，原来各国间的无人地带已不复存在，各国接触之后冲突四起，实力政治在社会上慢慢抬头，宗法制度开始失效，周王室逐渐失去了仲裁力量。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大，先是使得贵族间的等级差别不容易保持，最后则连贵族和平民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不清。虽然战争增多了，但生产也在增加，教育开始逐渐普及。到了春秋时期，孔子竟以布衣身份周游列国，而且受到了各诸侯王的正式接待。
孔子以后的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学说纷纷出现，思想深邃而又浅显易懂，富有内容而又活泼生动，互相论辩而又共同提高；以后的中国历史再也没有了这样的气象。思想家们既批判了当时社会的战乱和诸侯的腐败，也通过总结历史提出了各自的救世主张。孔子认为，周公制订的宗法制度体现了社会各等级间的均衡与和谐；其根本精神即是“爱人”。只要我们本着君爱臣、臣爱君的精神按照这个制度的要求去做，社会必然能够臻于至善。在孔子看来，君主就像一个家庭的父亲，他应当受到家庭内其他成员的爱戴，他也有义务照顾好家庭内每个成员的生活。孔子认为，就像父亲的权威一样，君主的权威也是很自然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君主可以为所欲为；而毋宁说君主的责任仅在于让人民生活幸福，而不能压迫、剥削人民去满足自己的私欲和野心。但是，孔子没有告诉人们，用什么办法才能保证君主不能违反这个原则。孟子后来补充说，如果君主违背了这个原则，则人民就有革命的权利。这个说法当然是很不错的，然而在专制政体下，人民不可能有讨论、评判君主的机会，人民这个字眼只能被君主们或野心家所利用；因此，孟子的解决方案其实并无任何实际意义。从今天的观点看，我们不能认为先秦儒家思想具有足够的深度。儒家们似乎认为，造成一切社会问题的关键都是因为人类道德的沦落；因此，只有恢复周礼中的道德原则才是拯救人类的唯一途径。虽然孟子劝说君王们要行“仁政”；但在那个图强争霸的时代，国王们需要的不是道德说教而是强国壮军的具体措施，因此儒家的学说自然就被认为是迂阔而不切实用。道家则反对世间的政府和权威，因为正是这些“圣人”们的人为干预，使人失去了自由的本性，从而造成了人类的苦难和不幸。他们主张，应当让人类去过一种原始的、自然的、无拘无束的生活。道家认为，政治的原则就是无为而治；君主只有顺其自然、不加干预，那么社会才能达到至善。同样，如果君主违反了这个原则怎么办？道家说，认命吧。显然，这种思想对实际政治肯定无力干预，只能使明哲退而为隐士。道家的“到自然去”的号召，则奠定了今后中国文学、艺术的创作的方向。法家则认为，治国不能靠儒家式的道德说教，也不能靠道家式的默默无为，而只能靠强力。君主应当将自己的想法作为法律公之于众，服从者赏，不从者罚。只要将屠刀悬在每个人的头上，那么指挥一个大国就像指挥一个人那样容易。按照法家的学说，法律只能针对人民和贵族，而不能针对统治者。实际上，在法家那里，法律代表着统治者的意志，既不能受他人的约束，也不能受习惯或道德的节制。法家们支持独裁者，把人民看成是统治者实现自己意志的工具。客观地说，法家学说满足了当时诸侯们的强国需要，推进了以后中国秦汉式的统一大帝国的形成；但它也难辞残酷、卑鄙、无耻的恶名。
战国时的思想家们，不仅进行教育和学术探讨，也试图在政治上寻找用武之地。孟子不厌其烦地劝说国君们，只有慈悲为怀，才能统一天下；但他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却毫无建树。韩非则告诉国君们，为了国家的强大，君主应当不择手段；最后确实助成了中国的统一，后来再弄到焚书坑儒，然后再发展到明、清时期的文字狱，以后又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右和文革的烧书与癫狂；直到今天，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奢望。道家们则是例外；庄子对当时的国君们已不抱任何希望，他主张各人在心灵上寻找安慰，在幻想中度过一生。
随着秦始皇的统一中国，法家的政策次第展开。废封建、建郡县，废井田、开阡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强大的帝国幅员辽阔，威严的皇帝权力无边。宽阔的驰道四通八达，带来了交通的便利，也在路边留下了累累白骨；雄伟的长城蜿蜒万里，让历史学家赞叹于始皇帝的功业，也让孟姜女们流尽了血泪。13年后，陈胜、吴广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新造的帝国就像一幢陈年老屋，顷刻间土崩瓦解；再过3 年以后，皇室成员和始皇帝的重要臣僚（当然全部是法家人物）
为法家理论的实践也全部搭上了性命。
再10年以后，汉帝国代之而兴。经过国初的政策探索，到汉武帝时期，仿照秦朝构造了纯粹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也宣布了官方的意识形态；但这回不是独尊法家而是“独尊儒术”。这个“儒术”中，包含有孔子所提倡的对祖先的仰慕（“祭”），对长辈的敬重（“孝”），爱的精神（“仁”），等级制的政治道德规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包含有孟子所提倡的注意百姓生计的意见（“仁政”）；还包含有法家注重农业、抑制工商业的思想（“重本轻末”），官方专卖盐铁的政策，以及用严刑峻法统治人民的政治主张。
特别是，这个儒术中还包含一系列从迷信和阴阳家那里来的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汉代的“大儒”董仲舒说，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有五种状态，对应于金、木、水、火、土这“五行”，而推动事物在这些状态间变化的原因则是“阴阳”。东、西、南、北、中这五个方向，仁、义、礼、智、信这五种品德（“五常”），五个前后相继的朝代的五种施政方法，都出于五行。一天昼夜的变化，一年四季的更替，君主的仁政与严刑，甚至包括朝代的治乱循环，都出于阴阳。“阴阳”
之道的关键是阳为尊、阴为卑；这又出于“天道”，“天不变，道亦不变”。在社会上，这“天道”即表现为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妇卑，或者说成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个“三纲”，再加上“五常”，据说就是“天”为“人”所指定的社会政治原则。
董仲舒们相信，这个阴阳五行理论，是宇宙的终极真理，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已按这个完美的规律各就各位；宇宙间的一切现象也都可以据之进行解释。在社会上，当然一切都很合理。从此以后，一切理论探索均属多余；同样，在政治上，一切变革也都不再需要。汉朝儒学作为今后中国文化的正统，在政治上论证了秦以后大一统的中国专制集权国家的合理性；但其理论在极权统治下一经确立，今后两千年再难动摇，其流弊至今犹未衰竭。
然而，汉朝的儒学也要为自己的荒唐付出代价。东汉时期，自由思想家王充即对它进行了严厉抨击；而且连孔子、孟子也都受到了他的批判。后世那些官方、半官方的理论家，对董仲舒们的理论也不得不进行一点改造。三国时期以后，由于社会的极度动乱不安，作为维护社会纲常伦理的儒教也自然失去了作用。饱受战乱之苦的人们，先是从古代的道家，以后则从由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去寻找精神慰籍。佛教的传入，拯救了人们的灵魂，也给了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建筑等留下了久远的影响。三个多世纪以后，隋、唐帝国的重新统一，才结束了这种混乱的局面。
公元7 世纪的初唐，是中国两千年的专制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
均田、租庸调和府兵制的确立，奠定了帝国的经济、政治、军事的基础；中央三省的分工，减少了政治上的错误。作为帝国实际创建者的李世民，从各方面看都符合于“内圣外王”的标准：他聪明绝伦而又博采众长，学识渊博而又从谏如流，富同情心而又能果敢决断，好奇心重而又有鉴别力，不惧危难而且也不辞劳苦。帝国的文化政策也如李世民的个人品格，明智而开放，犹如海纳百川。儒家思想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地位重新得到了确立，科举考试制度打破了世族对权力的垄断；但对非儒教的思想国家也并不压制。高僧玄奘不辞万里赴印度取经，唐太宗亲自接见并为其佛经翻译工作提供种种便利；其他各种学者也都具有优渥的待遇。那时的帝国真是如日中天，到处一片兴旺，俨然今日之美国。帝国的声威突破了边界，其影响扩展到了日本、高丽、安南、印度和西亚；帝国的城市中还居住着波斯人、叙利亚人和阿拉伯人。广州港口外樯帆点点，丝绸之路上驼铃声声。
但是，我们决不能说唐太宗的制度完美无缺。在帝国内部既没有人民选举的议会也没有人民选举的领导人；三省分工也不是政府权力的三权分立。不管李世民如何开明，他的政体仍是一种专制政体，只是由于李世民的明智，才使他按照儒家的要求用自己的意志对自己的权力作一定的约束，以警惕其本身的腐败；这种意志的控制力极为有限，远没有现代国家的法律对政府所具有的约束力那样强大。晚年时期，李世民已经逐渐不能容忍别人的批评。李世民的个别后继者，例如唐玄宗李隆基，在中国的皇帝中也算是一个英主，但终于挡不住权力的诱惑，从而导致国事日非，最后招来了安、史之乱。其实，在安、史之乱以前的公元751 年，唐朝军队就已在中亚地区被阿拉伯联军击败，帝国西南和长安以西的少数民族部队也开始反叛。安、史之乱以后，边关将领拥兵称雄，朝中太监飞扬跋扈；后来经过五代时期直到宋末，国家再未能重新统一。
在文化上，这段时间却不能说是毫无建树。中唐时期，孟子的性善论，道家的“道”不可说、事不可为的思想，已经渗入了佛教，产生了佛教的新宗派棗禅宗。宋朝时期，学者们再将道、佛思想引入儒学，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新儒学棗理学。
在政治上，这一时期也不乏统一的努力。北宋时期，朝廷即积极发展经济，以期有足够的力量来战胜北方国家。这种努力的最大表现就是宋神宗时期王安石的提倡新法。当时的北方民族，有的基本是一种游牧民族，也有的已经成为半农业国家。而宋朝作为一个成熟的农业国，社会结构不如北方国家的简单一致，那就只有建成强大的经济才有可能战胜对手。因此，政府发布了一系列的政策，希望由此将宋朝由农业国逐渐变成为一个商业国家。但这些政策最终归于失败。变法失败的原因，许多历史学家归之于王安石的用人不当和其政策的矛盾，但其中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中国的经济从周代以后一直是小农经济，秦汉以后虽然贵族阶级被消灭了，但小农经济的社会形态不仅未变，而且各个朝代的户籍制度和防止土地兼并的政策又不断地在强化这种经济形态；直到今天在中国农村的许多地方，农业生产方式还和两千多年前毫无二致。建立在这种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儒家学说可以看成是其典型代表），只能代表农业文明，而不可能适应于工商业文明；它们必然会阻碍新的工商业生产方式的产生。从政治上看，偌大的一个帝国，皇帝即使是一个天才，也根本无力进行有效的统治；既然不愿走西周封建的道路（那时的统治者还不知道、当然也不会同意走现代自由民主的道路），那就只能对社会进行简化，在经济上造成无数的小自耕农，以保持一县、一郡乃至一国的均匀一致；而在各家族内部则极力提倡孝悌观念和家长、族长的权威，以维持社会最基本单元的绝对稳定，最大程度地减轻官僚的工作量。这样，适用于一县的办法，也适用于他县、他郡乃至整个国家。
这样不管是皇帝还是官僚，都不再需要专门知识，也不需要去研究具体情况。他只要用道德和严刑不断地教化和恐吓人民，社会就能和谐运转。因之官僚的工作大大简化，官僚个人的作为变得无足轻重，官僚的位置也就可以任意互换。在中国现在还可以看到，一个人今天可能是化工局长，明天则可能变为教育局长。这样，整个大帝国也就可以在单一、雷同的状态下固定地保持不变。这种僵化的社会结构足以使任何经济改革计划付诸实施后都不了了之；也使帝国在抵抗外部侵略时显得未战先败。这也说明，如果要保证经济改革的成功，政治改革必须同步进行。而如果仅希望改革经济基础（由农业改为工商业），对农业社会的政治、伦理等上层建筑不作触动，则这种改革注定要失败。王安石改革的失败说明了这个道理，清末自强运动的失败也说明了这个道理。宋朝改革的失败，开始使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及与它相关的意识形态暴露出了其致命的弱点；但当时的人们对此毫无认识，因此汉民族还要付出元、清两朝外族的统治和明朝的屠戮，以及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等作为代价。也由于宋代政治变革的无望，促使知识分子们转向哲学上的研讨，导致了宋代教育和文化的繁荣。这时的新儒家们将道家和佛教的宇宙观嫁接到儒家的伦理学之上，说明了儒家的伦理代表了“天理”。他们一面谈论个人的性命感受，一面带着“隐于市”的思想在社会上满足地生活。从政治上看，他们大都是当时的“反对派”，只是他们的态度已和平而含蓄，而不象某些民主国家的反对派那样扯起嗓子、伸出拳头。他们的“主静”与“主敬”，已标志着先秦自由思想的彻底衰落；虽然其成就蔚为大观，但已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回光返照。他们理论中的教条，不管是“存天理，灭人欲”，还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都表示着他们的狭隘与偏见；明清时期统治者将这些思想推向极端，几乎彻底葬送了中华民族的生命。
元人以野蛮民族而入居中原，除了军事以外，政治、文化各方面都只有破坏而没有建树。90年后明朝起而代之。不知朱元璋是因为没有自信而防范心重，还是因为他觉得宋元两朝因治国不严而丧国亡身；总之他称帝后即大开杀戒，屠戮对象包括功臣宿将、地主乡绅、士人学生和普通百姓；其借口则无非是谋反或者贪污，有时因株连而一次被杀的就有上万人。明朝为了维护极度的中央集权，恐怖政治又应用而生。东厂、西厂、锦衣卫相继创立，特务们在帝国恣意横行。为了腾出精力专注于内部的恐怖统治，朱元璋宣布对日本、安南等15个周边国家（部落）“永不征伐”；而在倭寇侵扰沿海时，朝廷则命令沿海居民全部后撤。朱元璋还明令臣民不许泛海，从而断绝了帝国与外界的一切交往。军事上，则加紧修筑北方的长城。在经济方面，朝廷在政策上实际取消了一切商业活动，禁止了白银的流通；只是后来实在无法禁绝也只好听之任之。相应地，南宋理学家朱熹的思想被作为官方的正统思想，同时又建立了一套八股取士的制度；帝国的收缩终于完成。中国社会的本来特点就是趋于维持现状，这时再加上朝廷的极端高压和理学的注重内思的宇宙观，终于消灭了帝国上下的任何一点生气，以后明人只有沦落到比他们文化落后、人口稀少、但却比他们具有活力的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了。
与注重内思的宇宙观相联系，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至此也丧失怠尽。战国时期，由于学术的繁荣，教育的普及，知识分子的人格逐渐形成。学者们周游列国，求见诸侯，往往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意见不被采纳，必然辞官谢禄。民间不畏强暴的侠士精神，从今天的史书上还可以看到。就连不可一世的秦始皇，也还有荆柯刺之于咸阳宫，义士锥击于博浪沙。南宋以后，除了明清之交的一段时间以外，真正的思想家已彻底绝迹；就连小说中才可以见到的展昭们，也已开始效力于朝廷了；在二十世纪末的一部电影中，连荆柯也成了一个胆小鬼和卑鄙小人。当然，也还有一些好心的艺术家在白娘子和孙悟空这些动物们身上继续表现着不畏权威的反抗精神，让中华民族在绝望中继续抱着一线希望。
清人入关后，中国文化却并没有被中断。只要汉人承认其统治的合法性，他们也不去过多生事；随后他们则更将明朝的制度拿过来继续实行。于是我们看到，已经毫无活力的中国文化像一具木乃伊那样在清朝继续存在了下去，就像在明朝一样。19世纪的鸦片战争，首次产生了中国农业文明和西方工商业文明的冲突，彻底暴露了这个老大帝国的大而无当，和它的文化的老迈腐朽。即使是当时的开明官吏如林则徐，大敌当前也还在吟诗赏月，他给皇帝的章奏和对人民的布告仍以道德和想象代替实情。我们并不是说林则徐故意自欺欺人，而是因为在中国，真理并非出自客观的研究，而是出自统治者的意愿。而对于统治者来说，维持亿万农民的基本温饱和所有官吏的稳定在职，才是他唯一需要关注的事；其他各方面，例如财政上的改革和科技上的发展，国家的繁荣和人民生活的提高，都不是他要关心的目标。因此，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并未去调查事情的原因和各人的责任，当然也就谈不上寻找预防列强进一步侵略的办法。美国官员愿意提供制造船炮的蓝图，被一口回绝。南京条约里赔款和开放市场等各项苛刻待遇，满汉官员们都欣然接受；但条约中提及的今后双方要用平等语气对话，却使他们满怀愤恨。君臣们继续轻视西方的政治体制，将西方人讲究自由、平等作为他们缺乏道德文化的依据。
长期的锁国政策，使满汉臣僚们对世界上的科技、文化、政治、外交、军事诸方面一无所知，使得帝国在列强的侵略面前越发被动。
列强的枪炮本是科技的产物，但许多大臣认为是“邪术”，因此就指望用巫术或“神兵”来战胜对方。他们不了解不平等条约的废除要通过实力和外交；因此他们就象对待自己的臣民那样，把和外国签定条约当成儿戏，授列强以进一步侵略的口实。条约是签了悔，悔了再挨打，挨打后再以大得多的代价再签；直到最后违反国际关系的最基本原则，派兵杀害外国外交人员，攻打外国大使馆；并向所有“远人”
和“彼等”宣战，派义和团“神兵”和帝国军人手持长矛或赤手空拳与八国联军的炮弹搏斗。官僚们打了败仗还洋洋自得：“我朝以德服人，不在兵威。”渐渐地，租界出现了、增多了。朝鲜沦为日本的保护国，越南沦为法国的保护国。英印侵入了西藏，香港割给了英国，澳门割给了葡萄牙，东北和台湾逐渐为日本所占领。北方大片土地则割给了俄国；外蒙先被俄国所控制，最后为苏联斯大林强力攘夺，到本世纪八十年代末变成了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今天这两块土地同中国已彻底分离。
帝国大门的打开，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更为深重的灾难，但也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帝国已经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