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内学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研究方面有三种出场路径：一是针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进行个案研究；二是以（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主体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探讨；三是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本身展开研究。这些研究存在着难以遮蔽的理论困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整体性” ①研究出现真空；中共领袖人物“个案式研究”存在重复研究的失衡和寻章摘句式研究的偏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基本内容的系统概括存在“空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之间渊源关系难以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发展历程的划分存在着“简化理解”和“浅尝辄止”的理论局限。未来学界应有针对性地破解上述理论困境。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出场路径；理论困境；创新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5-0084-06
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研究成果还是相当丰硕的。学界对此的探究，虽出场路径殊异，但又最终同归，均是围绕同一个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展开。虽然这种多路径的探究如火如荼地进行，但探究背后亦潜蕴着无法掩蔽的理论困境。审视当前学界在相关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寻绎破解困境的理论蹊路，将成为学界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研究的关键。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研究的三种出场路径
1.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个案研究。关于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个案研究，即是指学界立足改革开放以来四位中共领袖人物（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的“独立个人”身份，对他们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
首先，关于邓小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研究。有关这一问题的探讨，学界研究主要涉及理论来源、主要内容和价值意义等方面。对于“理论来源”的认识，论者普遍认为邓小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有深广的理论来源，其产生形成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继承和对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生态智慧的广泛吸收和借鉴。[1]有关“主要内容”，综合学界研究可以大体归结为四个方面：一是提倡全民植树造林，改善环境。[2]二是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使生态环境治理步入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轨道。[3]三是以科学技术推动生态环境建设。[4]四是人口、资源和环境相协调发展。[5]此外，还有不少学者以“价值意义”为研究视角指出，在理论层面，邓小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继承了马恩的生态文明观，发展了毛泽东的生态环境保护思想，极大地丰富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体系。在实践层面，邓小平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6]
其次，关于江泽民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研究。有研究者指出，江泽民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丰厚意涵集中体现在五个层面，即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7]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发展；[8]要着重解决危害群众健康的生态环境问题；[9]要注重用科技手段加强生态环境保护；[10]解决环境问题必须具有全球观念和世界眼光，要加强国际协作，共建生态文明。[11]也有学者以时代背景为探讨切入点指出，江泽民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首先，20世纪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全球生态环境恶化，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共同的战略选择；其次，资源环境瓶颈日益凸显，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协调发展。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江泽民顺应时代要求，提出了保护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发展道路的观点。[12]
再次，关于胡锦涛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研究。有研究者立足胡锦涛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探索，从四个方面对胡锦涛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即在文明形态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这种目标的内在要求就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13]在社会构建上，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并以此为目标不断探索生态环境保护的新路径，以实现建设生态文明的历史重任。[14]在发展理念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胡锦涛多次强调要把科学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第一要务，大力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15]在具体经济发展模式上，指出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以促进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16]
最后，关于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研究。诸多论者主要是立足四重视角进行了相关阐发：“关系”视角，促进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二维关系和谐。“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习近平认为，我们务必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抓紧偿还生态欠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双重关系，实现二维关系的和谐发展，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17] “民生”视角，普惠民生生态福祉。事实业已表明，生态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和生态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到百姓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民生问题。为此，习近平特别强调，要高度关注人民群众的生态诉求，着力解决损害百姓身心健康的环境问题；[18] “发展”视角，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习近平曾多次指出，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要在发展中保护生态环境，同时用良好的生态环境保证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19] “对策”视角，生态制度和生态红线是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建立严格的制度体系和划定生态红线是把生态文明理念落到实处的可靠保障。[20]
2.以（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主体对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进行探讨。当前学界有些研究者把（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视作一个宏观整体去探讨其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具体而言，这种探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关于（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研究。概括言之，学界主要有以下两种代表性的逻辑理路：理路之一，正如有学者所指出：“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21]所以有一部分研究者以具体直观的“时间轴”为研究主线去考察（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演进历程。关于此“历程”的阶段划定，学界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其一是“三阶段说”。此“说”认为新时期（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演进历程可划分为：形成阶段（1978-1992），此阶段中国共产党人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逐步完善阶段（1992-2002），此阶段明确提出并完善可持续发展战略；进一步升华阶段，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22]同是“三阶段说”，研究者们也有不同的表述，例如姜惠允就把此历程划分为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23]两种“三阶段说”虽然表达形式上略有差异，但所论述的内容实质上相同。其次是“四阶段说”。石萌把新时期党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演进划分为逐步酝酿阶段（1978-1992）、系统发展阶段（1992-2002）、明确深化阶段（2002-2012）和完善阶段（2013年以来）。[24]理路之二，这是当前学界最为盛行的“历程”考察模式，即绝大部分研究者按照党的历届领导核心作为历史节点进行历程阶段的划分，譬如研究者李娟、刘振清、胡洪彬以及王连芳等便是遵照这种分期模式，把党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发展历程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不同任期相匹配。
其次，关于（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基本内容研究。专门针对“基本内容”的研究，目前学界的相关成果较为鲜见。黄娟等认为生态建设思想的内容在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具体表现，为此她们立足不同的阶段分野对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内容进行了相关解读。诸如，合理利用资源、保护自然环境、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等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可持续发展观、人口资源环境观、生态与经济协调观等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主要体现；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又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新的探索，以生态文明战略观、生态以人为本观、生态文明教育观等理念全方位地充实了我们党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内容体系。[25]另外，张明指出，我们党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主要是围绕如何保护自然生态和怎样保护自然生态两大核心命题展开，具体内容由“生态文明价值论” “生态文明保护论” “生态文明发展论”等三部分组成。[26]还有研究者，以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论断为切入点指出，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理应包含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和生态社会四个方面。[27]
再次，关于（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形成基础研究。对此方面的研究，学界观点大致趋同，很多研究者认为这种“形成基础”主要包含时代背景和思想基础两个层面内容。就时代背景而言，荣开明的三个“紧迫需要”说是典型代表，即是破解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着的诸多难题的紧迫需要，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紧迫需要，是我国跨越式进入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并驾齐驱新阶段的紧迫需要。[28]就思想基础而言，学者们大多认为其主要有两重逻辑构成，一是本土民族文化基因的承扬，二是国际理论元素的借鉴。如，以刘振清、巴志鹏等为代表的学者指出，党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形成既源于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和谐”思想的扬弃，也源于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继承发展。[21]此外，刘振清还提及，国际的理论元素借鉴不只是包含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还包括当代西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理论。[29]可以说，很多学者在谈及此思想基础时，两重逻辑构成一般会同时出场，但是也有学者选择其一进行深耕厘述。孙金华认为，党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由此，她立足唯物论、辩证法、实践论和唯物史观四个层面对此“思想基础”进行了力透纸背的确证。[30]牛文浩则相反，他仅仅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的畛域透视其中内蕴的生态文明思想。特别是通过对儒、道、佛三家文化中蕴储的生态因子的掘发，使中华民族传统生态文化作为“思想基础”的地位得到充分显扬。[31]
3.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相关研究。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备受理论界青睐的学术选题。对此选题，学者们主要是聚焦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探论。
首先，“地位与作用”维度。吴瑾菁等认为，“五位一体”表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则是构成这个大系统的子系统。这些子系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整体事业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关联。其中任何一个部分的缺失或不足都会引致其他建设事业的失败，进而导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失败。所以，为了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得以成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总体布局中，务必强调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整体推进、协调发展。[32]杨高等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中，五大建设的地位和作用殊异，其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33]范松仁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总布局由“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进而到“五位一体”，这种演进发展，不仅表明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总体布局的认识在不断深化，而且也有力彰显了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愈来愈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另外，他还强调要立足人民福祉、民族未来、全球生态安全以及“五位一体”的关联等视角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34]
其次，“重要意义”维度。有研究者立足良好生态环境的根本基础性地位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意义。赵丽君等指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归根究底就在于其对人和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作用和意义，即建设生态文明一方面可以推动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可以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35]有研究者基于国内外的宏大战略视野，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如刘浚等认为，从国内角度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出于对我国能源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污染严重现状的考量；从国际视角看，这是在国际环境与发展领域塑造我国良好形象和进一步增强我国话语权和竞争力的现实需要。[36]有学者从党的治国理政方略视角剖析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张英魁认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生态思维，为中国社会政治环境与社会、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对中国未来政治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37]刘勇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生态文明建设顺应了世界文明发展趋势和时代发展潮流，深化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执政规律的认识，是我们党在治国理政实践上的最新反映，是我们党在治国理政实践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38] 再次，“建设路径”维度。当前学界对此方面的研究着墨较多。有学者认为建设生态文明，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发挥科技的支撑作用。刘家俊等提到，就现阶段的中国而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首先要走“生态导向”的、“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之路，以生态文明的原则为导向，通过从线性经济向循环经济的转变，实现工业生产的生态转向；其次必须解决好科学技术与生态的问题，科学技术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撑，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的发展，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39]有学者指出，要在承续、挖掘我国丰富的本土资源中寻绎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路向。正如张荣华等指出，没有人文生态的优化，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终究是纸上谈兵。建设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首先一定要了解自己，而了解自己唯有从“根”开始，这是一个迫切的问题。[40]还有学者指出，建设生态文明要充分发挥党和人民群众二维主体的巨大作用。田贵平等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一是要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二是要不断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巩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领导核心地位。[41]另外也有一些研究者从教育宣传、国际合作等层面为生态文明建设建言献计。如，刘静提及要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培育公民生态文明意识；[42]丁金光指出，“单靠一个国家，无论这个国家经济和科技实力多么雄厚，都不可能真正解决全球性或区域性问题，而只有国家间的相互合作才能有效地保护和解决环境问题。”[43]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研究中的理论困境
由上文所述可知，近年来，研究者们纷纷立足各自的研究视域，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斐然成绩。在欣喜之余，我们也应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研究存在的诸多理论困境。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整体性”研究出现真空。纵观近年来的学术研究成果，有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就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作为一种完整的理论形态进行整体性、系统性考察的理论成果还非常欠缺。由上文所述可知，研究者们大都是在“三维研究路径”框架下循环式打转著述：或采用“个案”范式对中共领袖人物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进行探究；或把（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主体对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进行概述；抑或是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本身进行阐读。这些或微观剖析或宏观叙事的研究，都没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产生、发展、内容、特色及价值意义进行全貌呈现。概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整体性”研究呈现一种真空状态，亟待“整体性”研究氧气的摄入。
2.中共领袖人物“个案式研究”存在重复研究的失衡和寻章摘句式研究的偏狭。近年学界从时代背景、理论基础、主要内容和重大意义等层面对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展开了有意义的研究。毋庸置疑，这些研究成果值得充分肯定。因为，这种“个案式”探讨视角本身的确有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如李泽厚所认为，思想史的发展有时会遭遇某种偶然性，从而出现“整个时代思潮所达到的深度，还不及一个思想家”[44]的现象。抑或言之，人们很多时候是凭藉某个思想家的思想来感触整个时代的思想深度。而众所周知，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尤其是领袖人物往往兼具思想家和实干家的双重禀质，在有些历史时段，党的主要领导人对生态环境问题理解的深度和把握的寸度确实会超越当时全党的整体水平。藉于此，学界勘探、深掘、论证他们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无疑十分必要，且有把这种研究取向上升为一种理论旨趣和研究范式的趋势。纵然如此，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目前学界关于这种“个案”研究的机械重复现象异常凸显，笔者绝非拒斥重复研究，但关键是重复研究要有新的洞见，如此的“重复”才有意义。然而很多研究者的“重复”是纯粹机械性的，突出的表现就是引证过程中采用旧材料多、新材料少抑或是反复引用同一段材料论证同一个问题，从而也就很难发现有价值的学术闪光点。更何况这种个案“重复”与“整体性”研究相较而言，可以说是已陷入“文满为患”的失衡畸态。除了重复研究的失衡，学界还存在着寻章摘句式研究的偏狭。诚然，新时期中共领袖人物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论述较之以往有了更多新的观点和论断，但是相关论述也毕竟是很有限的。为此，有些研究者便通过寻章摘句式的方法来“深掘”他们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更甚把一些非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论述进行过度阐释与延伸之后“论证”为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显然，无论是重复研究的失衡还是寻章摘句式研究的偏狭都是不科学严谨地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态度。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基本内容的系统概括存在“空场”。严格言之，当前学界还没有研究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基本内容”进行系统、全面、明确的归纳概括。但是概览学界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窥探出研究者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些研究者分阶段把新时期党的领袖人物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论述直接视作其基本内容；也有研究者把党在不同时期制定实施的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规章政策当作其基本内容；还有一些研究者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总布局中的“四位一体”附着生态的标签后纳入其基本内容。由此可见，尽管学界对此问题已有了诸多认识，但是这些认识总体上还处于一种理论阐发不自觉的状态，还没有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基本内容的系统界说。
4.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之间渊源关系难以耦合，即学界还没有彻底地完成二者之间渊源关系的探究。客观言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形成的理论根基，学界的总体厘定是准确的，且达成了一定共识，普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是理论根基中最坚固的柱石。有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最根本的理论基础。[45]孙金华也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自然对人的先在性和人对自然的依赖性”[30]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唯物论支点。但是，目前研究者们大多还是停留于笼统地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中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有渊源关系的理论素材机械搬列出来，并没有细致地剖析其生态文明思想中具体哪一部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哪一部分内容产生影响以及如何产生影响。可以说，二者之间还尚未形成一种耦合性的有机链接。如若不能恰当地解决这个问题，也就不能彻底实现溯本清源、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理解的根本目的。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发展历程的划分存在着“简化理解”和“浅尝辄止”的理论局限。可以说，学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发展历程的划分问题上，存在着简化理解“发展阶段”和未能追寻其背后演进逻辑的理论缺陷。上文中也已提到，当前学界盛行着一种按照党的领袖人物作为历史界点进行历史进程分期的模式，即把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四位新时期党的领袖人物划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发展历程的四个阶段。这种划分的积极一面的确值得肯定，就是“人物”鲜明，脉络清晰，能够对具体“人物”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进行层次鲜明的历史考察；但其消极一面更是难以隐匿，就是这种分期模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发展历程作了简单化处理，把通过简化理解的“发展阶段”还原到现实境域中，就会出现历史与现实相抵牾的冲突。就如，把同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萌芽初显阶段的邓小平、江泽民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割裂为两个阶段，从思想发展史的视角看，这是严重缺少科学依据的。除却“简化阶段”的理论弊端，“浅尝辄止”的理论局限也同样值得重视。学界研究者大多止步于以外显的时间轴抑或以延衍变更的领袖人物为尺度参照呈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发展历程，而没有深入探究其历史演进背后的逻辑理路，没有通过对演进历程的梳理实现对内在规律的把握，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生成过程的准确理解。
三、破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研究困境的多维路径
由上文所述可知，近年来学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相关研究方面存在着诸多困境。寻解并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相关研究的根本出路就在于阐明这些学界尚未厘清的理论问题，完成这些学界所忽视的理论任务。
1.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整体性”研究。即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要祛除“整体性”研究缺失的真空，要有意识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作为一种完整的思想理论形态去考察，呈现出其真实本相。具体而言，就是针对这种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基础、形成发展的历程、基本特色以及价值意义等层面展开研究。同时，要适当控制“个案式研究”异常盛行的态势，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个案式研究”的整体性转向。实现这种研究的“整体性”转型，不仅是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现实诉求。
2.要全面、系统地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基本内容。当前学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碎片化理解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其基本内容。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基本内容一方面是整体性的架构体系，是多元有机要素的协同聚合，而非零散孤立要素的机械堆砌；另一方面，它是对新时期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中最本质内容的概括与凝练，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集体生态智慧的结晶。承此逻辑，今后学界在归纳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基本内容时，有两种可行性路向：一是立足整体性思维去消解碎片化解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基本内容的理解阻尼；二是以哲学抽象思维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进行升华提炼。
3.要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理论渊源的理解，厘清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与其的内在关连。就如上文所述，纵观近年学界研究成果，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理论基础的事实已成学界的基本共识。尽管如此，研究者们也只是把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相关材料进行搬列堆现，而未对彼此内在关连的运行机理进行具体透析，如此也就很难理顺二者之间的理论传承关系。笔者认为，出现这种理论障碍的原因就在于诸多研究者没有树立正确的剖析问题的理念，在今后厘析二者关系时要秉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维，做到具体思想对接具体内容。也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中的某个具体闪光点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中的相应具体内容作耦合性分析，实现二者的有机链接，从而避免就理论基础而阐释理论基础的笼统式空谈。
4.要科学地划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发展阶段，探究其演进历程背后的内在逻辑。可以说，由于主客观因素的交织互动，一种思想理论的发展历程会存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亦是如此，其断代分期应该遵循自身发展的特定历史轨迹来进行，同时以新时期党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发展水平为坐标参照，如此才能科学准确地勾画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演进的鲜明脉络。在今后的相关探讨中，学界研究者应该尽量打破以领袖人物为历史节点的常态断代模式，真正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严谨的方法去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阶段划分工作。除却科学地审视外显的演进历程，研究者们还有必要进一步深究这种演进的内在逻辑，唯此，方可窥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真正奥秘。
5.促进研究素材的创新，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研究的科学性、严谨性。笔者认为，促进研究素材的创新是消解研究（尤其是本论域的“个案”研究）中存在的重复式研究和寻章摘句式研究困局的有效路径。在未来的探讨中，研究者们应该尽量打破现有过多的立足“个案式研究”的视野去论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局限，扩展研究视阈，把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党和国家其他主要领导人以及党政相关会议上提出的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有密切关联的文献素材也纳入考察的范围。譬如，姜春云、李鹏、朱F基、温家宝、李克强、张高丽等曾经或现在主管环保工作的领导人关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诸多论述，也要纳入研究视阈之内，这样就可以极大地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研究的文献矿藏，开掘出许多研究者们以往没有涉及或忽视的、且具重要价值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从而实现研究素材的推陈出新，规避重复印证老材料和寻章摘句式研究的弊病，如此才可以更好地增强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进而丰富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相关研究。 综上所述，面对以上的理论困境，学界今后应该立足多重向度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综合研究，但是综合中亦有重心，就是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加强“整体性”阐读，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作为一种完整的理论形态，从形成基础、发展历程、基本内容、价值意义等层面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建构性探讨。这种研究旨趣和范式将有可能成为学界未来研究的主流趋势。
注释：
① 所谓“整体性”就是相较于文中所提及的“三种研究路径”范式而言，简言之，就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作为一种完整的理论形态去阐析。（亦即从其产生、演进历程、主要内容、基本特色、价值意义等表征要素方面去完整地呈现这种思想理论，这可以说是一个综合一体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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