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回应环境难题的一种红绿观点，绿色工联主义理论强调，环境问题的解决应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反对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强调工人阶级在绿色变革中的重要作用。绿色工联主义理论蕴含着绿色变革的潜能，可为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带来诸多启示。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应发挥社会主义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优势；变革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提倡适度增长、适度消费；发展基层民主，完善公众参与制度。
[关键词]绿色工联主义；社会正义；环境政治；生态文明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绿色变革视角下的国内外生态文化重大理论研究”（12AZD074）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Green Syndicalism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By： Guo Zhijun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environment problems， green syndicalism as a red-green vision emphasizes that solving environment problems needs to change capitalism fundamentally. It opposes productivism and consumerism and？underlines the important role that the working class plays in the social green transformation. These ideas can offer enlightenment for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push forward ou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we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e superiority of socialism， advocate moderate growth and moderate consumption to change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production and lifestyle and extend democracy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to reinforce public participation.
Key words： green syndicalism；social justice；environmental politics；ecological civilization
当今世界，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人类共同面对的最具有挑战性的难题之一。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环境运动开始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许多理论家从不同的立场和认识视角出发，对环境难题的成因与应对策略等进行阐释，形成多种生态文化理论流派，绿色工联主义理论就是其中之一。就中国而言，面对环境污染的严峻形势，我们在应对环境难题时虽然不能照搬西方的生态文化理论与实践经验，但如果能够对其中所包含的某些真理性因素进行分析和借鉴，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绿色工联主义的内涵
绿色工联主义是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生态文化理论与实践流派。顾名思义，它既是绿色的又是工联主义的，是工联主义话语和实践的绿化，或者说是包含了生态关切的工联主义。正是因为包含了生态关切，它才具有新颖性。而工联主义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其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工会运动。工联主义这一术语源于法语词汇“syndicalisme”，也可译作工团主义。“与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不同，工团主义是从一个现存的组织开始，然后发展到适合于它的观念来。而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从观念开始，然后再发展出作为其载体的组织来”①。工联主义意味着通过激进的、革命的方式而非集体商谈的方式将劳工组织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②。可见，绿色工联主义关注劳工运动与生态运动的聚合，涉及“红”与“绿”的关系，是一种超越劳工与生态学之间对立的红绿观点。戴维・佩珀（David Pepper）指出：“向无政府工联主义传统的转变会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环境主义远离其自由主义倾向。”③尽管红/绿联盟从传统上看很成问题，但鉴于劳工运动和生态运动在策略和风格上的相似性，佩珀相信二者的联盟是可行的。
二、绿色工联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
（一）生态危机的根源
绿色工联主义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有的环境问题都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文化密切相关。杰夫・尚茨曾指出：“工业主义的大规模生产技术不可能与生态可持续性相协调，因而终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社会的激进变革是必要的。”③当然，正如杰夫・斯坦因（Jeff Stein）所指出的，社会的激进变革并不意味着“原始主义”的解决办法，也就是说，不能简单地通过消灭工业和先进技术来实现社会的生态学重建。否则，结果就是大规模的饥荒、采伐、甚至更大规模的物种灭绝，并出现大规模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在此基础上，斯坦因又进一步指出，与其将不可持续的资本主义经济概括为“生产主义”，倒不如称其为“消费主义”。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和经济的高速增长，资本主义鼓励商品和服务的过度消费。每个房间都有电脑和电视，每个家庭成员都有一辆汽车，有若干双鞋子和两处房产，尽管这样的充裕生活会带给人们很多便利，但这些生活消费品在大多数时间都处于闲置状态。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买不起这些奢侈品，然而他们却要长时间地工作并承受因他人的过度消费而带来的环境恶果④。
可见，绿色工联主义反对大规模、集中化的批量生产和过度消费。格雷厄姆・珀切斯曾指出：“绿色工联主义提倡通过生态友好的手段，用社会必需的生产来代替利润驱动型的资本主义生产。”⑤也就是说，生产必须围绕人类和生态的关切而组织起来，而不是为了资本积累和扩张的贪婪要求。绿色工联主义者认为：“如果生产和分配要以深绿的方式完成，那么，工人就必须停止由市场导向的为资本主义精英而进行的生产。工联主义者既不对利润感兴趣，也不对增长感兴趣，并且他们的工业观念与发达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无关。绿色工联主义者认为，克服生态毁坏依赖于为发展愉快的生活方式而共享的责任，其中，我们物种内部以及同其他物种的相互尊重关系得到培育。”⑥
（二）绿色未来的构想
绿色工联主义认为，未来的绿色社会将用生物区域共同体取代民族国家，但并不是完全分散的共同体。正如珀切斯所指出的，绿色工联主义关注重构生活空间的可能性，以便更好地与当地的生态融合，而不是简单地回归不再存在的荒野①。由工业主义所引起的创伤需要许多关注，而生态修复的行为是社会行为，不能简单地通过提及自然而轻易得到。绿色工联主义者赞成围绕地理区域的轮廓建立“住所”，反对民族国家的边界，而后者蔑视以地形学、气候、物种分布或排水系统为标志的生态边界。绿色工联主义者意识到同生物区域主义主题的密切联系，呼吁用生物区域共同体取代民族国家。对于绿色工联主义来说，这些共同体可以构成同地方生态要求相关的社会关系，排除遥远的公司实体的官僚主义、等级制的参与。地区共同体成为社会/生态认同的背景，但这并不意味着建立完全孤立和分散的地区共同体，而是以去中心化的、草根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地区性的或联邦式的社会关系，建立联邦式的共同体。生态活动分子帮助工人培育地区性的、基于共同体的生活方式。绿色工联主义鼓励人们扩展和联合个人行动，例如拯救公园或清理河道，其中，他们已经作出保护地方生态系统的地区性努力。只有通过这些协调一致的以共同体为基础的反对公司额外掠夺的生态防御，变化才会出现②。
可见，绿色工联主义认为生态防御应当开始于地区层面：住所、工作场所以及邻近街区。而且，它主要存在于国家之外并自立（self-reliance）。实际上，“邻近社区”作为排他主义政治发展的背景重新出现。因此，绿色工联主义话语极力主张人们认同本地的生态系统，并且致力于通过那些已发展起来并适应特定生态特征的工业和农业实践保护这些地区。围绕相互联系的地域特征的绿色重建被视为非等级的，因为任何地区都不可能在生态方面宣称对其他地区拥有主导地位③。
（三）绿色变革的策略与依靠力量
绿色工联主义认为，在走向未来绿色社会的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力量不能被忽视，应当建立“劳工运动”与“生态运动”之间的联盟。绿色工联主义者关注当前的生产者在哪些方面适合变革的多重任务――文化的和生态的。他们认为，激进生态学话语不可能再忽略生产者，考虑到两者持续的互动，他们或者是同盟或者是敌人。绿色工联主义认为，人们作为生产者而非既定敌人的身份可能表现出对工业主义的反对，这种观点在激进生态学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在参与互动的过程中，工人理解变革的利害关系而非保持现状。杰夫・尚茨等绿色工联主义理论家设想把工人联合起来废除工厂体系，废除其中的工作、等级体系和严格管制。绿色工联主义者认识到生态学与工人建立密切关系，对于抵制、挑战甚至终止资本主义“巨型机器”至关重要。如果不能成功地发展同工人的联系，那么，即使最深思熟虑的生态图景也站不住脚，因而激进主义也只是局限于纯粹的乌托邦。要破坏现存的工业资本就要求工业工人的参与，任何民主的激进表达都意味着工业工人在决策过程中的参与。绿色工联主义者意识到，将工人排除在外意味着对生态毁坏的极权主义回应④。 劳工运动与生态运动的联盟不仅必要，而且也存在可能性，因为二者有共同的基础，可以相互促进。例如，两者都揭露了不公平的权力关系，并致力于建立新的社会秩序①；两者共同关注环境方面的社会不公，其中，穷人消费少却承受更多的环境污染之苦。也就是说，社会不公实际上包括经济和环境两个方面。环境运动可以推动劳工运动的绿化，因为在过去人们一直将劳工运动看做是物质主义的。鉴于两者的共同关切，绿色工联主义认为劳工斗争与环境斗争密不可分。在走向绿色未来的过程中，建立劳工/环境联盟的意义重大。正如生态社会主义国际网络创始成员伊恩・安格斯（Ian Angus）所言：“生态斗争的命运与作为一个整体的阶级斗争的命运密切相连。长期以来，新自由主义试图通过孤立、给予其领导人和组织以权力来削弱劳工运动，也削弱生态的反抗力。但今天，新自由主义已经名誉扫地，其金融和经济结构更是一团糟。人们日益认识到深刻的经济变革是必要的。生态运动家与工人、当地积极分子、世界各地的反帝运动者携手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使得经济变革的中心转移到生态上来，而这正是当务之急。我们可以共同为后代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是一件不容易且不会很快完成的事情，但我们携手就能够做到这一点。”②
三、绿色工联主义理论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任何一种生态文化理论都不是完美的，都不可能提供应对生态难题的完全灵验的处方。绿色工联主义理论也是如此，它立足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分析既有积极意义，也有不足的一面。但它对生态危机根源的分析、对绿色变革主体和策略的阐释等都可以为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发挥社会主义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优势
绿色工联主义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资本的本质是反生态的，资本的全球化使得环境危机日益成为全球性危机，“工人和环境都不会从全球化过程中受益。”③因而，终结资本主义制度对于社会的绿色变革至关重要。相对于资本主义而言，社会主义理念有着更多的人本思想和人文关怀，可以对资本与市场的扩张本性与经济理性本性进行必要的限制，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应有内涵④。绿色工联主义还指出，反对资本主义并不一定就是支持生态的。或者说，它在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也反对传统社会主义的大规模生产。社会主义本身并不能保证生态文明的自动实现，因为在实践中，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造成生态灾难。在应对环境难题时，作为资本主义替代性选择的社会主义，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而是新型的生态化的社会主义。就环境关切而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超越。所以，我们要坚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信念。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我们一定要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①。
（二）变革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绿色工联主义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特征是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这些理念与生态可持续性是不相容的。我们要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就需要变革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提倡适度增长、适度消费的理念。正如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所指出的，生态文明建设不局限于“种草种树”“末端治理”，而是发展理念、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②。当然，适度增长并不是一般地反对经济增长，不是回到原始状态，也不是通过简单地消灭工业和先进技术来解决环境问题。适度增长意味着考虑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包含生态关切的增长，而不是一种反生态的增长迷恋。或者说，生产的产品数量不是越多越好，生产的规模不是越大越好，而是“够了就行”③；“用社会必须的生产代替利润驱动型的生产”，“生产围绕人类和生态的关切来组织，而不是从属于资本的贪婪”④。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改变以“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污染”为特征的、目前仍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必须从追求经济的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高，从粗放式发展转向内涵式发展。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经济新常态”的概念，用以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描述中国经济新的阶段性特征。习近平指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特点体现在“增长速度从高速转为中高速，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为创新驱动”⑤等方面。“经济新常态”传递出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积极信号。
我们还需要建立适度消费的生活方式，反对消费主义。过度消费或消费主义的盛行会导致资源的极大破坏和浪费。而中国的传统消费模式恰恰是以资源的巨大消耗为代价的。因此，转变传统的消费观念，构建适度消费的模式，将生态作为消费的重要考量，就显得尤为重要。消费主义的基本信条是：“人生的根本意义就在于消费，就在于尽可能多地占有科技含量高且包装精美的物品（商品），或享受尽可能高档次、高品味的商业服务”，“消费主义是从属于‘资本的逻辑’的意识形态”，“几十亿人按消费主义指引的方向生活是极度危险的。地球生态系统不能支持几十亿人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⑥反对消费主义，就是要在全社会提倡“要舒适不要奢侈、要消费不要浪费”的生活方式和理念。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指出，“培育绿色生活方式。倡导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坚决抵制和反对各种形式的奢侈浪费、不合理消费。”⑦适度消费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人们消费的动因是真实的需要而不是欲望或贪婪，“个人消费受到个人生产能力――例如个人的创造性――的控制，而非来自大众广告的歇斯底里”。相应地，“人们会运用自由时间进行创造性劳动，而非从事单调的、非必须的奢侈品的生产”⑧。
（三）完善公众参与制度
绿色工联主义理论关于绿色变革的策略指出，工人阶级的力量不可忽视，劳工运动和环境运动的结合对于绿色变革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的启示是，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发展基层民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营造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良好氛围。生态文明建设不是孤立的，环境正义与社会正义密切相关，所以，我们需要把生态文明建设充分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中去，生态文明建设的进展离不开其他方面的推动。就中国而言，传统的“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的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①，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差异和矛盾仍然存在。比如，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劳工阶层是工业化生产的直接参与者，这决定了他们是环境破坏的直接施动者，同时又是最直接的受害者。相对于环境关切而言，“劳工阶层的首要关切是物质利益，难以主动吸纳一种自觉意义上的环境主义向度”。与此同时，“中国的环保组织和团体很少提及污染企业中工人环境权利的维护及受到的侵害问题”②。劳工阶层和环保团体还远未形成推动绿色变革的合力。
劳工在环保方面角色的缺失，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贫困和失业的困扰；二是公众参与制度不完善。针对第一点，我们需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劳工不再受制于贫困和失业。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强调的那样，“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污染行业的工人才会有意愿、有能力表达生态关切并付诸行动。针对第二点，环境危机的解决需要公众参与。我们应加强基层民主，完善公众参与制度。比如，保障公众对各类环境信息的知情权，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建设项目的立项、实施等环节增强公众参与的程度。当然，我们这里提及的基层民主并不等同于西方式的直接民主。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做到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也要注重发挥国家的引领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也就是说，既要注重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顶层设计，又要鼓励公众积极参与，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因为“真正治理好环境污染，不仅要靠政府的高效率，也不仅要靠国民的高素质，而更需要环境决策的民主化，需要健全公众参与的民主法制机制”③。
综上所述，绿色工联主义理论作为回应环境难题的一种红绿观点，强调环境问题的解决应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反对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强调工人阶级在绿色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其中蕴含着绿色变革的潜能，可以为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带来诸多启示。但其对于绿色未来的构想，比如“用生物区域共同体取代民族国家”④等观点，则不可避免地带有乌托邦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