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必须承认，作为一组分析性（而不是规范性）概念，乌尔里希・布兰德教授所阐发的“绿色资本主义”与“社会生态转型”，的确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当今欧美国家所引领的“绿色潮流”的经济政治本质，以及正在处于政治战略与力量重组过程中的新左翼或“绿色左翼”的时代特征，换句话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然进入一个“绿色资本主义”“气候资本主义”或“低碳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国际社会反对或替代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也需要一种向“转型左翼”或“绿色左翼”的时代转变。
并非巧合的是，笔者在环境政治学视角下对“生态资本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得出一种相似的结论。笔者的基本观点是，如果把“生态资本主义”更宽泛地概括为在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机制共同组成的资本主义制度架构下，以经济技术革新为主要手段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渐进性解决思路与实践，那么，作为当代西方国家中的主流性环境政治流派，它在促成绿色的或环境友好的政策和社会变革方面发挥着突出的作用――如果不是最为重要的作用的话。不仅如此，甚至可以认为，正是这种“生态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承担着创造后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的“绿色经济增长”和“绿色政治合法性”的新机遇的使命。生态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方面是明确肯定和赋予自然生态环境中的某些要素及其组合以“资本”的（尤其是货币的）价值，并力图在商品化的经济生产、经营和管理过程中（主要通过成本核算和技术革新），来体现与实现这些“生态资本”的价值。但就像生态资本主义从不质疑和挑战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前提（即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政治）一样，它也拒绝或不接受环境保护动机或生态道德意义上的追问与批评。换句话说，它所看重的是传统经济生产与消费活动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现实的切实性改善，而不是促成或鼓励那些集体（公司）和个体（消费者）的相关性行动的背后动机。甚至，它可以大方地承认，人们之所以从事那些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恰恰最可能是基于经济利益方面的目的或需求。因而在实践层面上可以想见，“生态资本主义”有着非常广泛的政治信奉与支持者，尽管它们可能未必都愿意公开接受这样一个称谓。因此，我们既要看到“生态资本主义”是一种较温和的或“浅绿的”绿色政治理论，是一种资本主义接纳生态向度，而不是生态主义掌控资本的理论与实践努力；又要承认“生态现代化”“绿色国家”“环境公民”和“环境全球管治”等理念与战略可能带来的积极性影响。
另一方面，这一话语体系在当代中国的背景与语境下完全可以有一种全新的表达与阐释，而这其中的关键性概念就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概括地说，“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意味着社会主义（社会公正）与生态学（可持续性）的一种有机结合，并指向对资本主义制度形态及其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历史性替代。
应该说，国内学术界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生态学意蕴已经有较为充分的阐述。生态文明概念的提出本身，就已经包含了我们希望将新型现代化（工业化与城镇化）、生态环境问题解决和传统生态智慧与实践复活等方面要素实现历史性综合的意蕴或志向――“十八大”报告关于“五位一体”的概括正是这样一种认知与思路的经典性表达。也就是说，无论是就我国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与复杂程度而言，还是就我们所拥有的生态文化资源与思维传统来说，生态文明及其建设都将是一种综合性或立体性的“绿色化”。然而，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国内学术界迄今为止尚讨论不够充分，甚至多少有些有意无意的无视或回避。许多学者会认为，社会主义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将天然是社会主义的。但在笔者看来，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欧美国家“绿色资本主义”的现实性出现与扩展――正如布兰德教授所揭示的，对于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将很可能长期是一把“双刃剑”，比如，国内学者中对于欧美国家生态环境治理成效、模式与理念笃信不疑的并不在少数（而这正是“先污染、后治理”理念难以根除的现实性成因）。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构想和价值观的生态学意涵，需要当今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去不断地阐发，并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实践。
综上所述，在笔者看来，如果说欧美“绿色左翼”学者更多致力于“绿色资本主义”话语与实践批判基础上的“社会生态转型”努力――这当然是应当充分肯定的，那么，当今中国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则应着力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概念的理论阐发与实践推动。那样的话，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融入国际新左翼或“绿色左翼”话语与战略，而且可以为一个社会公正与生态可持续的全球未来贡献中国的智慧与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