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胡志红的新著《西方生态批评史》所展示的发展进程可以看出，生态批评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其跨学科特征的终极性质得以敞亮。在此前提下，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两极对峙也在反复纠结的探究中走向弥合，“环境公正”运动更推进了生态批评的实践性品格的深化，其审美之维也在逐步受到重视。为了生态批评的健康发展，应该重视生态批评基础理论资源的深度开发，注意吸取马克思、恩格斯和杜威、怀特海等思想家的生态思维精华，构建全面深刻而开放的学理基础。
[关键词]生态批评；生态现实主义；审美之维；人本生态观
[作者简介]曾永成（1941― ），男，重庆潼南人，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研究（四川成都 610106）。
Title： Several important theoretical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ecological criticism
By： Zeng Yongcheng
Abstract： The interdisciplinary features of ecological criticism is opening-up in the process of maturing， as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shown in Zhi-hong Hu's newbook“th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ecological criticism”. On that premise， anthropocentrism and ecocentrism are directed toward unity in the process of the repeatedly tangled exploration.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movement helped to advance the practical character of ecological criticism and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of ecological criticism has also been gradually paid more attention to.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riticism， the depth exploitation of ecological criticism’s basic theory should be emphasized， while the ecological thinking essence of Marx， Engels， Dewey and Whitehead should be fully tapped in order to lay a profound and open-ende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Key words： ecocriticism；ecological realism；aesthetic dimension；humanist ecology
胡志红教授的新著《西方生态批评史》①，为我们全面而清晰地梳理和评述了西方生态批评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四十来年的发展历程，展示出从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到兴起向环境不公挑战的“环境公正”运动的主流趋势。四十来年的生态批评史，就是生态批评思想在对话和辩诘中不断自我修正和深化的历史，其间提出不少对于生态批评的发展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有加以认真讨论的必要。
一、生态批评跨学科特征的终极性质的敞亮
西方生态批评兴起和发展的四十来年，首先是对生态批评的学科性质的认识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从《西方生态批评史》所描述的整体景观，可以更加清晰而深入地认识生态批评的学科特征成形的过程，这对于正确认识生态批评的学科性质和理论意义乃至学科地位都至关重要。
C. P. 斯诺（C. P. Snow）在《两种文化》（The Two Cultures）中以深切忧虑论及人文学科与科学在文化中两极化的难题时曾说：“在思维和创造的中心，我们由于一些人的缺席而错过许多大好时机。两类课题、两门学科、两种文化――就现有状况说也是两个星系――的冲突点，理当提供创造的机会。”他感叹道，这种可能的创造最终堕入虚无，是“因为两种文化的人无法互相交谈。奇怪的是，20世纪的科学绝少被吸收到20世纪的艺术之中”②。幸运的是，生态学特别是人类生态学的诞生，为弥合“两种文化”的隔膜和对立提供了一个具有巨大的内在动力的机会。在生态思维的视野中，人与自然不仅相遇而且彼此深入包容了，人文与科学终于有了消除芥蒂、交互融合的平台。正是在“两种文化”有机整合的世纪性期盼中，生态批评应运而生了。 纵观西方生态批评四十来年的历史，可以看出，仅仅说“跨学科”，显然并没有把生态批评所“跨”的重大含义说出来。以跨学科为特征的学术潮流在现代越来越多，几成时尚。在各种各样以“跨学科”相标榜的“新”学科中，生态批评是以科学与人文这文化之两极的交叉结合而独标一格的。由于生态批评的“跨学科”所具有的空前宏大的空间跨度，因此可以说是一种具有终极意义的跨越和综合。要言之，生态批评的跨学科性质与其他的跨学科不同，乃是一种囊括了人文和科学两大文化领域的终极大尺度的跨越。因此可以说，它乃是一种具有终极性的学科跨越和综合性质的学科。
明确认识这种跨越尺度，对于认识生态批评的性质和从事生态批评实践都至关重要。正如《西方生态批评史》所说：“洛夫不仅挑战前期生态批评的反科学倾向，而且主张将生态批评奠定在牢固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倡导建构生物学取向的，尤其是达尔文进化生物学趋向的生态批评范式。”③可以说，实现这种跨越，正是生态批评的跨学科特征走向成熟的表现。这对于那些怀疑生态批评以及生态文艺学和生态美学的学科地位的观念，是一个响亮有力的回答。
进一步说，生态批评的这种终极性跨越特征，更是由生态视野和生态思维以及生态价值观念本来就具有的对人类当下处境和未来命运的终极关怀和思考所赋予的。
生态伦理学家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 Ⅲ）在其代表作《哲学走向荒野》（Philosophy Gone Wild）中明确提出“生态学――终极的科学”的命题。他说：“生态系统科学通常被称作终极的科学，因为它综合了各门科学，甚至艺术与人文学科。”①罗尔斯顿指出，“生态系统科学”综合了艺术和人文科学的特征，却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为什么这样的综合使它具有“终极”的性质，所谓“终极”是什么意思。但是，西方生态批评史四十多年来对于人类生存困境的深切关注和对出路的紧张探索，却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生态批评所聚焦的正是关乎人类存在和生成之谜及其未来命运的根本，无论终极的原因还是终极的出路都在这里。
众所周知，生态学的经典含义指的是有机体与其环境的关系，人类生态学则关注的是人与自然（或者说人的自然与非人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生态学和生态哲学的终极性，就在于它们把自己的理论触角直接指向这个人类生命存在的最根本的层面。引发和推动生态批评的人类生态危机，恰恰把这个关系人类命根的终极性问题提到人类理性面前。生态问题首先是自然生态问题，生态危机首先是自然在人类淫威下所遭遇的危机。人与自然的矛盾和人与人的矛盾是结合在一起的。人与人的矛盾，包括种族的、民族的、阶级的和性别的矛盾，归根到底可以说都是人与自然的矛盾的表现。而社会矛盾的解决又无不深刻影响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影响到自然生态。把文学批评从向来的社会历史的和文化的批评转移并提升到生态观念上来，就是从人类生态的大系统去整体审视，向人类存在的终极根柢的深入探究。无论就其思维视阈的广度和思维探究的深度，还是从其价值关怀对于人和自然命运的意义来看，这无疑都是终极性的。因此，生态批评乃是在基本观念上达到终极性提升的一种批评。从《西方生态批评史》所扫描的发展全景中可以看到，过去的社会、历史与政治的批评向度实际上都在它的涵盖其中，接受生态的整体（系统的和网络的）关联观念的审视。这个从上层建筑的“天空”向自然“大地”这个人类的“母胎”和“家园”的回归，将使人类像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一样在此获得走出困境的智慧和能力。
这正如《西方生态批评史》指出的：“作为一个以生态学或生态中心主义哲学基本信条――相互联系的观点和整体的观点――为基础的批评理论，生态批评之内容非常庞杂、体系极为开放，兼有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性质，它将人、社会、文化和自然联系在一起，雄辩地揭示了生态危机本质上是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危机、人性的危机、想象力的危机。”②这样一次关乎人类命运的精神之旅和实践探索，毫无疑义具有终极的性质。
与生态学和生态哲学的终极性直接相关的是其开放的大综合趋势。在西方生态批评中，整体关联性是一个关键性的概念。人类生态系统之所以是系统，就因为其中的各个层面和因素都相互依存和影响，并作用于整体，同时每一个层面和因素又接受这整体的作用。正是这样非线性的整体关联，使生态系统成为一个具体复杂的综合性的存在。在人类实践和精神探求的过程中，这种开放的、无边的具体综合性屡屡被抽象观念所“误置”而遭到种种屏蔽，于是，在哲学思维中有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对峙，有科学与人文的对峙，有自然与人及其历史的对峙。生态哲学以其终极性的宏大视野消弭了这种对峙，实现了科学与人文、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的融合和统一。不仅如此，对多元文化和文明的包容与综合，也就成了生态批评跨文化和跨文明的特征。西方生态批评实践中批评对象外延不断扩展的趋势，充分体现出一些生态批评家为之兴奋的“无边的”开放性和“无限的”综合性。
无疑，生态批评的终极性和大综合特征，决定了它特殊的学术地位。把它仅仅看作生态学在文学批评中的应用，或者把它看作只是文学批评的一个分支，都是不够的。西方生态批评这四十来年的历史已经昭示，它正在改变着整个批评活动的基本观念和方法，改变着批评者的问题意识、价值追求目标和思维路向，也改变着批评的文本形式和现实功能。生态批评把科学与人文融于一体而向人类生态的终极突进的态势，已经大大超越了许多人所津津乐道的文化批评的学术阈限。
二、生态批评的发展进程所提示的几个重要问题
四十来年的历史还并不够长，但是在各种批评观念的对话和论辩中，特别是生态批评实践的演进中，提出一些对于生态批评的学理建构和实践效果都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却是很有意义的。对这些问题，笔者特别关注的主要是下述三个。
第一，从生态批评的基础理论看，在生态思维中消除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两极对峙，实现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的有机融合和统一，纠正所谓“深层生态学”的偏颇，仍然是作为生态批评思想基础的生态哲学在深入探究中前进的核心课题。《西方生态批评史》所描述的思想历程显示出，从生态中心主义这种非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开始的生态批评，一直不断遭到从各个角度发出的质疑和诘难，以致有了生态批评从“第一波”向“第二波”的突进。这个突进，实际上是要求摆脱生态中心主义对自然关怀和自然保护已经和可能造成的新的生态不公和生态压迫，以致造成生态殖民主义和生态霸权主义的后果。这实际上就是要纠正单纯的自然环境保护中对占人类大多数的弱势群体的忽略，于是有了第二波对“环境公正”的强烈诉求。胡志红指出，这种思潮对以生态中心主义为旗帜的主流环境运动发起了严峻的挑战，呼吁：“不要只专注于‘荒野’保护，仅从形而上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抽象地追问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而应从‘荒野’归来，回到自然与人文交汇的中间地带，回到充满种族剥削、阶级压迫的人类环境，风行环境公正。有鉴于此，我们可以认为，环境公正运动是人类导向的，以关注人的生存为出发点，但绝非人类中心主义的。”①这就是说，绝不能离开具体的人而只从抽象的人类去谈论生态问题。无论是不是“中心”，包括各种弱势群体在内的人类自身的生态命运始终应该是生态批评关注的对象，生态关怀应该是对全人类的关怀。这正如有的生态伦理学者所说，生态关怀当然要关怀自然，但应该是深层次的人文关怀。由此可见，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抽象而绝对的对峙是行不通的，只有人类与生态的统一才是正确的主题。西方生态批评的“环境公正”思潮，反复阐明自然生态问题绝不纯粹是自然保护的问题，生态关怀不能仅仅归结为“荒原崇拜”或者“田园主义”，不能让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为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埋单。环境公正思潮要求以人类社会的现实，种族、地方和性别以及阶级的区分等方面为突破口，去追究造成生态问题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化的以至人性的原因，并力求由此入手来实际地解决自然生态的问题。于是，作为生态问题的核心的“环境”概念受到重审，从纯粹的自然向社会、文化、人性等中间领域扩展，从荒野、田园指导城市，总算是回到人类生活其间的真正活生生的环境之中来了。“环境”概念的现实扩展所表达的，实际上是对自然与人的关系复杂性和多层次中介性的发现与重视。在此，从生态危机出发的关注最终还是指向着人。正是由于人的环境的复杂性，在生态思维中仅仅看到人与狭义的自然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而应该把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其他作为人的生活存在的现实环境都包括在内。看到并重视这些因素和层面之间的密切关联和互动，看到社会政治和文化在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可忽视的中介作用。在这样的生态视野和生态情怀中，人的地位凸显出来，对自然的关怀才可能真正成为对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全体人类的关怀。只有如此，才可能避免生态运动向新的生态不公乃至生态殖民主义的蜕化。在“环境公正”的诉求中，人又回到生态思维的中心，对自然的关怀回到了对具体的人的关怀。生态批评中这个螺旋形演进说明生态问题本身的复杂性，而其中关键的问题就是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在这里简单地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或者简单地把人与自然一体化，都是肤浅的。正确的理论必须从自然生态系统本身的生成性运动，来认识人这个主体化的自然在这个大系统中的主体地位――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中集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和调控者于一身的人，作为既是“自然存在物”又是“社会存在物”、既是个体存在物又是社会和“类”存在物的人。这样的人，乃是自然生态大系统中的认识主体、价值主体、实践主体、管理主体和责任主体。在这个意义上，抽象地否定人的中心地位不仅没有理论上的说服力，而且会由于失去人类自身的道义支撑而在现实中碰壁。斯洛维克关于“第三波”的主张，可能就是对于解决这个难题的一种预期和瞩望。对于这个问题，生态批评的理论建构应该予以充分的重视。 第二，贯穿于西方生态批评发展全过程的中心线索，是生态批评发展中从对抽象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激烈批判转变到越来越强烈的“环境公正”诉求，这个演变不仅是从社会政治生态叩问自然生态危机根源的思想深入，而且表达了对生态批评的实践性品格的高度重视。如何坚守和提高生态批评的实践性品格，使之对于维护人类生存环境、克服人类生态危机发挥实际有效的作用，而不是流于乌托邦幻想，乃是生态批评的生命力的保证和表现。向实践的深化必然要求生态批评的科学化和现实主义精神。最早的生态批评多采取对工业化的浪漫主义诗意批判的方式，后来主要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批判，并且执著于“荒野崇拜”和“田园主义”。更有甚者，只是把生态和谐的理想寄希望于与科学技术对立的语言和诗歌所建造的“精神家园”。但是，人类所遭遇的生态困境首先是一个关乎人的永续生存和健康幸福的极其现实的实践问题，环境公正思潮体现的正是生态批评向社会现实深入的实践要求。为此，洛夫才把生态批评必须从人文学科跨到生态学等科学领域去的跨学科要求提到关键的地位。他说：“生态批评强烈要求其实践者涉足跨学科及科学领域”，“如果生态批评立足生态学――也就是，生态学是一门科学而不是一个流行的术语――那么就得接受科学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及其价值等问题。我相信，作为文学与环境领域研究的学者，与科学为伍，尤其是与生命科学为伍，我们将会受益颇多，恐惧日少”①。这对于主要由人文学者构成的中国生态批评界来说，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不然，我们的批评一接触到具体问题就只能是隔靴搔痒，望洋兴叹。环境公正思潮要求关注现实社会关系对于生态不公的影响，都具有强化生态批评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意义。生态浪漫主义永远都是需要的，但是生态现实主义更能把生态批评的科学性与人文性统一起来，使之贴近生活的现实，赋予人类现实的生态实践以积极的助力，这也应该是一些生态批评家重视“现实主义的生态价值”的用意所在。美国后现代生态学家查伦・斯普瑞特奈克（Charlene Spretnak）把生态思潮看作是“真实之复兴”，认为极度现代化就是对“真实”的压迫，所谓“真实”就是指我们的物理性和物理背景即身心（bodymind）、自然（nature）和地方（place）②。而“真实”，正是现实主义的最高追求。正是在对人类生态处境的“真实”的态度中，以实践为其存在本质的人类作为生态主体的地位和作用才强烈地凸显出来，人类维护生态环境、改善生态处境的各种实践努力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才会受到生态批评更加积极而真切的关注。
第三，在生态批评向社会现实深入的同时还应该坚守文学的审美特性，强化生态批评的审美之维，以充分发挥审美经验对生态意识和生态情怀的熔炼作用，增强人们在生态事实面前的审美敏感。胡志红在阐发布伊尔的相关观点时指出：“要真正有效地从根源上解决生态问题，还需从美学以及美学生存的社会空间中去寻找，探求自然在人类文化中的生存状态。也就是，它是如何被排斥、被压制，这种排除和压制如何强化了人在心理上对自然的统治态度，因此，要解放自然，还必须清理压制、排斥自然的文艺美学理论。只有这样，自然才有可能真正得到全面解放，生态危机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①著名哲学家怀特海的“有机过程哲学”，把审美性质看作是宇宙自然原生的现实实有，世界本来的美在人类理智和实践的抽象中遭到各种各样的遮掩与摒弃。怀特海对世界之美的生态本原的深刻揭示，值得生态批评高度重视。尽管生态批评的文本已经出现向非文学艺术类文本的扩展，但是艺术性文学文本依然是其最重要的批评对象。同时，作为从生态思维出发直面人的生态处境的生态批评，也常把视线投向人与环境的审美关系，考察人们生态处境中的审美经验，探究世界之美特别是自然之美的生态状况及其对生态维护和生态改善的意义。何况，由于真正完整的哲学本来就是以美学为其顶峰而完成的，生态哲学也不例外，因此生态美学或生态审美学本来就应该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以上的理由，生态批评的审美之维不仅不可或缺，而且十分重要。生态批评的具体实践，由于对象和目的的不同，可以对审美之维有不同的处置方式，但是，从整体上，从大多数批评对象看，审美之维决不能缺席。对生态批评有开创之功的米克在其著作《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中，就表现了深刻而独到的审美分析，而且可以说是通过审美分析来解释文本的生态内涵的。后来的“荒野崇拜”和“田园主义”以及对浪漫主义诗歌和“自然书写”“动物书写”的生态批评，都以其审美性而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当然，生态批评的审美之维，绝不只是指向文本自身的审美性质，而更应该在向实践的深入中重视对生态现实特别是生态实践的审美表现和审美价值的分析与考量。同时，应力求把审美考察建立在生态科学的基础上，引导人们把生态审美的眼光投向作为生存环境的“大地”和自己的生活和身体。为此，生态美学的研究应该为生态批评提供更多真正具有生态精神的美学智慧和理论资源，揭示和阐释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和生态特性乃是其不可轻视的课题。“在布伊尔看来，自然是文学艺术不可企及的范本，而现实主义就是强调文学艺术对自然的模仿，强调对自然的服从，承认自然之美的客观实在性”，他还引用艾略特称赞拉斯金的现实主义的话――“一切真和美是通过谦卑而又忠实研究自然而得到的”，来说明自然乃是文学艺术努力模仿的范本，但却是不可企及的目标②。布伊尔的这一观点，明确肯定了生态批评的审美之维的生态性即自然性。对于生态美学的基本范式的确立，这应该是具有原则性的启示意义。生态批评中从叙述方式上传达现实生态经验和感受的努力，可以说也是其审美之维的一个方面，那就是，生态批评本身要用更具生态审美意味的方式来传达生态经验，以增强生态批评本身的感染力。杜威极力主张方法和目的的一致性，就是说只有用与目的一致的方法才能实现要达到的目的。生态批评家们对生态批评应该有什么样的审美品格的讨论，应该说正是这一精神的体现。
三、应该重视生态批评基础理论资源的深度开发
从《西方生态批评史》所展示的理论景观看，这四十来年的西方生态批评直接从生态危机出发的个人思考较多，其思想观念主要来自同时代的生态学者，甚至连达尔文的进化论的生态学内涵也没有得到深入的发掘和利用，因此，在基础理论和指导思想的整体建构上常常显得捉襟见肘。这在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反复纠结上就清楚地表现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哲学家杜威的“自然主义的人本主义”的经验自然主义哲学，其深厚的生态意蕴本应是在美国兴起的生态批评最为直接而宝贵的思想资源，却只有个别生态批评学者提到他，但对于杜威哲学的生态内涵并没有深入的研究和阐发，更没有引起普遍的注意。对于美国本土的大哲学家杜威尚且如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态思想的忽略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在西方早就被看做伟大的生态思想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的哲学中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思维。可能由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和时代潮流的错位，几乎完全是这些生态批评家和学者所隔膜和生疏的，因而基本处在他们的视野之外。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有杜威和怀特海，都是自觉吸取了达尔文生态进化论成果的思想家，都重视科学对于哲学革新的作用，他们都建构了把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有机结合和交融，因而极富生态意蕴的思想体系。尤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实践论人类学哲学中的“人本生态观”，提出了一 列极为深刻睿智的观点，如：自然史是“自然界成为人”（即“自然向人生成”）的过程；人与自然是对象性存在；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的自然，不仅是人的物质食粮，还是人的精神食粮；人的实践根本上是与自然之间的对象性活动；自然是财富和文化的第一个源泉；自然中存在着“人的本质”和人是“自然界的自我意识”；人与自然的矛盾和人与人的矛盾共同构成“历史之谜”；把唯物史观置于“自然辩证法”的基础之上；实现了的自然主义等于实现了的人本主义、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应该是“一门科学”，等等。正是这些宝贵思想构成的人本生态观，把人类理性的生态思维推向了尚无人企及的高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本生态观，实际上包含了对西方生态批评发展进程中反复纠结的很多重大疑问的直接答案或者深刻启发。
令人遗憾的是，哲学界长期流行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本体论的阐释，无视马克思早年哲学的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相结合的自然哲学观念，把马克思提出的唯物史观与恩格斯关于“自然辩证法”的思想分隔开来、对立起来，以对实践和历史的抽象而片面的阐释，屏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中具有终极性基础意义的自然史观。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态内涵也就被完全屏蔽和抹杀了。
笔者以为，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生态批评，若要向前健康发展，都应该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中生态思维（笔者概括为“人本生态观”）的宝贵成果，同时积极吸取杜威、怀特海等哲学家的思想精华，结合人类社会发展和生态处境的实际以及生态科学的新收获，构筑一个更具普泛性和开放性、具有更全面深刻的世界观意义和强烈实践性的生态哲学，使西方和东方生态批评中各个向度的理论探索能够在综合中实现整体性的超越。对于这个根本性的理论创新的客体，中国的生态学学者和生态批评家们应该是有所作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