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对于一个不是在中国语境中成长的西方人来说，要还原中国古典诗歌及文化的生成语境是非常困难的，他们之间始终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由于无法脱离自身文化母题的范围限制，就不能真正深入理解中国文学产生的背景和动机，但宇文所安天生与唐诗有一种不解的缘分，感性体验和理性思维并重的话语思维模式使他能够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发现我们常人容易忽略的东西，而他对诗歌的天才感悟力，对纷繁历史表象下内在结构敏锐的洞察力和感受力也使他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也间接影响了中西方的很多学者。
最早认识到宇文研究中国诗歌新思路和新视角的当属李珍华和王丽娜，他们分别从宇文的文学史观念和对唐诗的翻译入手，肯定了宇文在审视中国古典诗歌时所采取的路径以及带给我们的启发。两年后，贾晋华撰文《初唐诗)评介》表示对宇文著作翻译和引入的赞赏和支持。10年后，文敏在《不同文化的眼睛》中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欧文在所著《追忆》一书中，评介了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欧文的眼睛就在李赵夫妇美满生活中发现了瑕疵。川第一次发现汉学家对待中国古典文学的不同眼光。次年，何向阳撰文《重现的时光读斯蒂芬欧文《追忆》，惊异于西方学者新颖的视角和文化眼光。在这部中译本不足170页的著作中，轻擦去蒙在石碑和箭锨、时间和往昔之上的积尘，借了典籍、碎片和记忆，在文明延续与文化传递过程里，讲述他所承认的永远不能完整的有生命的过去。时间在两岸呈现出奇异的光芒，其见识的锐敏、深邃，仿佛是引我们溯流而上的水。从而对《追忆》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数年后，莫砺锋和刘健明相继发表书评，既承认宇文为我国古典诗歌研究所做出的贡献，同时也指出宇文所存在的误读和附会，在批判中接受和吸收。自从1983年宇文的著作首次引入中国，学者们对其思想的解读和审视就从来没有停。相比较而言，西方学者主要关注于宇文英译唐诗以及对中国文论翻译的研究，而国内学者则对宇文研究中国唐诗以及古代文学的思路和视角比较感兴趣，而且由其文本细读方法的运用归纳出中国古典文学不同于西方文化的非虚构传统特色。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在这条路上发现了不同寻常的美。
二、文学史观与唐诗研究
不同于以往程式化的文学史叙述，宇文以一种宏大的视野抛开现有的文学史话语模式，放弃诗歌全景式的直观描述，也不同于诗歌史只是由一部分重大诗人写成这一传统认知，他将眼光放在我们常常忽略的地方，试图找出隐藏在诗歌背后最真实、最原始的东西，重新激活文本内在的理路和思维，回到诗歌本身。他的唐诗史系列作品不仅回答了他自己所提出的问题，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思考。
傅漩琼在《初唐诗序》中评价说:宇文先生作于1977年的这本《初唐诗》，在中国学者之先对初唐诗歌做了整体的研究，并且从唐诗产生、发育的自身环境来理解初唐诗特有的成就，这不但迥然不同于前此时期西方学者的学风，而且较中国学者早几年进行了初唐诗演进规律的研求宇文先生的贡献还是应该受到中国同行的赞许的。
宇文在《初唐诗》中说:我撰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为盛唐诗的研究铺设背景，但是我却发现，初唐诗比绝大多数诗歌都更适合于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研究。由初唐到盛唐，再到中唐和晚唐，是他文学史观念的系列体现。而首次系统地研究宇文文学史研究法的是陈引弛，他称宇文有一种史的观念，这种史的意识，是整个对初唐诗新看法的基础。并且这种史的观念如前已指出的更重于以未来回顾过去，以流反溯其源。它与当代阐释学思想暗合，与过去单而的由源至流，由过去到未来的思路有着不小的内在分歧。〔与〕宇文有一种清醒的文学史意识，他在解答关于初唐的问题时也找到了研究盛唐诗的理路并发现了它们之间内在的联系。初唐有文学团体，盛唐时期依然有，而依照此想法，宇文还将盛唐诗分成了京城诗和非京城诗两大类，从而找到了一种文学史发展和演变的线索。
蒋才蛟在《对盛唐诗歌的重新解读读宇文所安的盛唐诗)》中从三个方而分析了宇文在《盛唐诗》中所透露出来的文学史观念:对唐代八世纪文学史的重写、对盛唐诗人的重新评价和文本的重新解读，从而对宇文研究盛唐诗的方法有了全而的理解和认识。王黎黎在其硕士论文中说:宇文所安十分注重诗歌流变史的重新建构，着重评述不同时期唐诗发展演变的过程和前后因承关系。他将文学史视为一个过程，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汇集了各种已经发生的事实和尚未发生的可能，它是动态的，而非静比不动的，只有流变史才是历史的真而目。又从盛唐京城诗创作主体、创作内容和它与中国古代都市文学的关系三个方而阐述了宇文盛唐诗歌研究的方法。徐志啸则在《文学史及宫廷诗、京城诗宇文所安唐诗研究论析》中说:作者尽可能地将文学史的发展线索在阐述诗人和诗歌作品中予以融合，特别是没有孤立地就诗论诗、就人论人，而是努力做到了纵向诗歌发展的前后联系关照和横向作品的风格特点比较，这是很不容易的。川韩军从语言的角度发现宇文在书写中国古代文学史时对内部语言模式的运用和突破。
宇文又将这种诗歌史意识和历史观贯穿于其整个唐诗史系列。成玮专门研究宇文在其《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所体现出来的自我意识，中唐之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突出特点在于此时期的诗人们在努力建构一种独特的生存空间和话语体系，宇文教授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从这种抗衡中，偏又观察到了潜藏着的共谋关系:没有他者也就没有自我，自我与他者既界限分明又相需相济天才灵感式的写作让位给反思式的写作，造成了中唐写作观的新变。赵琼琼则专门对比合康三和宇文对中国中世纪的认识，以便理清宇文之所以如此重视所谓的中唐并积极探索其转折意义思路。杨春旭则以晚唐诗为切入点，探索宇文在研究中国古典诗歌时所采取的断片式分析策略。
早在2005年蒋寅就清醒地认识到了宇文研究唐诗的独特视角而不禁发出这样的提问:在宇文所安之后，如何写唐诗史?杨智则从宇文的文学史观中提炼出了文学史写作的四个不等号，他说:好的文学史应该是一种生命的过程，是人类文学智慧的动态叙述，而不仅仅记录文学的知识，我们期望的文学史应该是融文学的灵动与优美、哲学的思辨与智慧、历史的逻辑与使命为一体的文学史，并认为在重写文学史口号依然响亮的今天，这种新的思维方式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启示。2010年，王瑛在《历史意识与文学史写作论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中针对宇文的历史研究法和文学史写作中的历史观说:文学、历史及对前二者的阐释，共同构建了文学史研究的显性在场历史意识在更深的层次上影响了宇文所安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他认为宇文为我们的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映照，历史意识的建构，也许是我们的文学史研究的入口和出口。宇文放弃了全景式的诗歌史视野，从而激活了单个的文学作品，重建了一种新的叙事方法。殷晓燕从宇文对怀古诗的研究发现了他在中国文学研究中互文性的运用。李佳和曲景毅也高度评价了宇文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学史观念和意识。
2012年，刘璐的《宇文所安的唐诗史书写方式研究》也从解构传统文学史、建构唐诗史写作逻辑和重写唐诗史的实践三个部分解读了宇文唐代诗歌史写作的方法。史冬冬则发现宇文在书写唐诗史过程中的破执观念，他认为宇文的研究法从文学史的中观层而，打破唐诗史的传统叙事和历史观念，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范畴，如初唐的宫廷诗对立诗论，盛唐的京城诗等，以这些普遍性的范畴贯穿唐诗史的写作。南京大学葛红之《多维视角的语篇分析现代语言学视域的宇文所安唐诗史研究》更是从语言学角度，总结了宇文对隐喻、互文、诗史互证等方法的运用。宇文异域的独特视角和对传统文学史写作的大胆解构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写作范式，他对当下语境的合理想象也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三、比较诗学与跨语境文论研究
除关注宇文新的文学史写法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大胆重构外，中国学者还注意到了宇文在解读中国文学时所运用的比较诗学研究法。他的《追忆》《迷楼》《他山的石头记》以及《中国文论》中评论的部分都是这种比较诗学方法论的体现，他不断发掘文本中的断片式美学形态，用残存的碎片整理并重构出全新的整体，从而得出中国文学非虚构传统的结论。
王晓路撰文《西方汉学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述评》，总结西方学者认知中国文论的新思维和新视角，在谈到宇文的比较诗学研究法时，他说:这些内化于一种文本的基本规则以及假定是某一种传统不断积累而形成的，它涉及到经典的作用、文化审美的变迁以及人文传统的惯性从这一角度对中西文本的解读方式加以审视，就可以发现中西之间的差异。但他认为虚构与非虚构的差异被宇文过分强调了，我们必须认识到，对于异于自身传统的不同文本的解读，绝不可停留在其表层结构之上，而须意识到其表述方式背后所支撑的完全不同的文化架构、文学及文论传统在进行文本解读时必须注意到文本的语境和史境以及话语生成模式的内在范畴，即不能完全受制于任何现成的概念立场，而须在实际的阅读体验中形成构成性理解。可谓客观合理地评述了宇文的比较诗学研究法。
2003年，胡晓明在其《远行回家的中国经典》中说宇文的《中国文论》是继理雅各、华滋生、康达维之后，中国经典又一次规模盛大的西方旅行。同年，《社会科学报》也登了一篇名为《美国汉学:英译文论返销中国》的文章，来自不同高校的学者纷纷承认并赞赏宇文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路给中国学界带来了极大的轰动。
陈引弛认为宇文在《中国文论》中体现出的观念以及因而产生的关注文本本身活动的姿态背后，蕴含着现代西方从新批评直至解构主义都一直持有的聚焦于文学文本的基本理论取向，而这一姿态不能仅仅理解为西方理论立场的产物，而是宇文对中西文学比较后所获理论视野的结果。一部以文本为中心构成的著作，最后可以导向与物质文化和社会史的联通，这可谓是过去百年文学理论在文本和历史的不同侧重之间辩证、综合过程的投影。紧扣文本，向历史敞开，文学、思想与文化史、社会交光互影，相互映照，而这一文本意识必定会对中国学者带来启发。程亚林从中西差异入手，认识到宇文在把握中国文论时所采取的不同方法，西方读者虽然承认诗歌基于诗人经验，但更尊重诗人加工改造经验的权利，所以诗歌文本被视为一种虚构，其含义总是被理解为隐喻性的而不是史实性的。中国读者则特别强调经验对诗歌创作的重要性，认为诗歌必然描写了诗人特定时空中的遭遇和心境，绝非虚构。所以宇文也更重视作为独立客体存在的诗歌文本的文学意蕴和内在结构，探寻诗人认知自我的特征。黎亮则首先认识到宇文在《中国文论》中几个关键术语的把握问题，接着又去探寻这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所激发的新质和超越审美的现代意义。浙江大学陈小亮也注意到了宇文对中国古典文学非虚构传统或者情境化历程的设想，也承认宇文在其中无法避免的文化误读。
赵雪梅从偏离道家自然观、误读自然文论和曲解自然文学三个方而阐释了宇文对中国文论的误读。史冬冬则认为这一构想主要是对中国古典文学中诗歌阅读传统的片而性描述，它概括了古人对诗歌意义的一种理解方式和倾向。尽管不能代表对中国古代文学阅读传统特点与模式的整体论断，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研究模式，以中西方的双重视野，对诗歌文本进行细致的分析解读，从中提取出诸多可供参考的抽象命题，在中西碰撞的文化语境下开辟了中国文论向现代转型并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新途径。沈一帆着眼于中西方对真理追求和认知的不同，得出宇文非虚构传统实际上是西方传统中一个老问题的新版本的结论，并认为要理解宇文诗学建构的实际贡献，还要在西方汉学论述的历史参照中寻找答案。
张万民以比较的眼光发现了叶维廉和宇文对中国古典诗歌认识的不同，叶维廉认为中国诗完全达到了无我和以物观物的境界，宇文所安则认为中国诗记录了诗人真实情感和真实经验。他们一个看到的是诗中无我，一个看到的是诗中全是真实的自我。然后，他们根据自己看到的图像拼出中国诗学的全景。沿着他的思路思考，无疑会发现两个异域学者对待中国诗歌竟然是两个完全相反的结论，但如果仔细推敲，会发现他们二者立论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不同的，所以结论不同就不那么稀奇了。卢永和也说:作为中西诗学最原初的理论预设，诗言志与A poem is som ething m ade这两个定义的比较，寓示了中西诗学传统在理论原点上的差异。中西诗学分别从自己的理论原点出发，沿着不同的轨辙，在文学本体规定、作者与文本之关系、批评阐释等基础文学观念层而，各自衍生了一套圆融自足的理论体系。循此思路展开辨析，能够从理论源头上梳理中西诗学之间的根本歧异。
汕头大学倪书华说《中国文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跨文化对话的平台，为我们打造了一条可以突破中西文论体系、在互动中通过双向阐发而产生新思想、新建构的门径。而张卫东则认为宇文已经由中国文论建构了一种汉语诗学的书写体系。李清良也说，宇文从中西文化的真理观和语言观出发，深入考察了中西阐释学的最初关注点和核心假定，并据此辨析了中西阐释传统关于作者一文本一读者之间关系的基本观念，值得中国学者思考和借鉴。王晓路也认为宇文这种解读和阐释体现了他尊重不同文化传统本身的态度以及尊重文学研究独有的生命体验与理性思维并重的话语思维模式，代表了中国文学研究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宇文突破了差异话语表述的艰难和文化互释的困境，为中国文论研究找到了新的思路。张燕从儒家和道家的角度发现中国传统诗艺中的争论，并认为宇文的视角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启示:只有透过价值争议语境中的诗艺存在这一维度，才能真正看清中国诗论传统，认识到诗论的理论性从何而来，归宿何在。王瑛也肯定宇文这种比较文学的视野和探究方法，虽然宇文的汉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带上西方文化传统的视角，但他者的眼光往往能够发现一个文化传统之内的研究者所不能发现的意外惊喜，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就是在这种自我与他者的双重视野下洞见的。最难能可贵的是宇文不仅认识到了这一点，还努力消除东西之间的话语背景差异。郭西安则认为宇文的研究思路调和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张力问题，也解决了历史连续性与断裂性的对抗问题，但他所挖掘出的隐匿在一般诉说背后的焦虑所指向的时代和诗学自身的问题，很难说是对历史实况的绝对还原，而只能是另一种类型的后设关照，所以我们在接受海外汉学家所带给我们的启示的同时，也要警惕其背后值得寻味的困境。
2013年，《社会观察》刊登了一篇乐黛云的文章，高度评价了宇文在讲述中国文论时所采取的形式，即原文、译文再加注释的形式，这就真正做到了从文本出发，改变了过去从文本抽取观念以至排除大量与观念不完全吻合的极其生动丰富的文学现实的错漏，并使产生文本的语境、长期被遮蔽的某些文本的特殊内容，甚至作者试图弥缝的某些裂隙都生动地呈现在读者而前。
四、文本分析方法论
第一次提出宇文深受西方新批评研究法影响的当属程铁妞，她认为由于宇文处于异于中国的西方文化传承的背景，当他遭遇完全陌生的中国文学文本时，其谙熟的西方文化背景与陌生的中国文化之间便发生了剧烈的碰撞和震荡，吸引与排斥的张力使他在对文本意义的理解和诊释中不自觉地会运用其西学积累。陈小亮曾对此评价说:程文第一次揭示宇文所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新批评方法的应用这一批评特色在强调西方读者出于自身文化背景读的自由于中国文学传统考据式阅读之间，诗话的随意性与西方文化主流的精心构筑之间构成多重张力，并最终在两种文化碰撞中向其主体文化偏斜
张志国认为对于文学传统与个人才能二者之间互动关系的描述与辨析，构成了宇文所安诗歌史叙述架构的主导逻辑，文本家族观念与对比阅读文本细读方法的运用进而充盈了其诗歌史的文本肌理，所以在宇文独具魅力的叙述结构与叙述方式背后，隐含着新批评的内部文学史观。也看到了宇文对西方新批评方法的沿袭和运用。计美丽在其硕士论文中总结宇文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对举隅法的运用，并认为举隅法是对中国传统文学中诗歌创作和阅读习惯的描述，举隅是通过想象、借代等表现手法，建立人与自然的多重联系过程，宇文正是以他者的视角摒弃传统的先见，用文本细读的方法挖掘出潜藏在文本背后的一系列秘密。邹广胜同样看到了宇文所独具的后现代语境，并认为他的文章典型地体现了新批评的基本风格，通过文本细读解构传统观念，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邱晓和李浩具体而细微地阐述了宇文新批评文学理论在其唐诗研究过程中的不断运用，并认为这一方法不仅体现在他对中国古典诗歌史的重新建构上，还在于他对唐诗进行的语义学分析上，具体表现为他以文本细读方式对唐诗展开的复义语言研究、反讽诗学解读和三部式结构分析。作者在文中指出，尽管宇文的理论视野宏阔复杂，但西方现代形式主义文论对他的影响异常明显，尤以新批评理论的影响最为突出。宇文善于发现边缘化的个人书写和文本内部的自足，不得不说这与其西学渊源有密切关系。谷鹏飞则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以宇文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为例，证明这种方法论当属于文学解释学而非新批评，新批评只是一种工具和手段，解释学才是最终方法论，正是运用这种解释学的方法，才使得《文心雕龙》在一种效果历史的辩证结构中走上了再经典化的道路，从而为探索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理论提供了可能。这种论证从不同角度考察都各有其意义，宇文在对中国古代诗歌进行解读时确实运用了文本细读的方法，而他对中国文论的概述又可以归属于阐释学领域。
宇文自己也曾说过:偏爱文本细读，是对我选择的这一特殊的人文学科的职业好不羞愧地表示敬意。因此他在具体审视中国传统文本所带给他的冲击和震颤时，总是能在细微处窥探到广阔的空间，这种微观的视角使他不仅关注语言和文字，也关注单个自足的人，所以能不断给我们带来启发。韩振华在《从诗意汉字到语体诗学西方汉学家眼中的汉语诗学》中说:借助精彩的文本细读，宇文所安帮我们恢复了对于汉语文本语义的感觉。宇文所做的努力是解构的，但却不是破坏的，反而为我们重构了许多新的设想。对宇文研究较多的殷晓燕从三个方而剖析宇文在解读李清照婚姻关系时所用的文本细读方法:从细读中看出婚姻的变质、从人称代词的转换看出夫妻关系的裂痕、从重点字词推敲出李、赵婚姻的暗潮汹涌，可谓具体而细致地为我们展现了宇文究竟是如何运用西方新批评方法的。
作为一个域外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必然存在着误读和过度阐释的可能，但他敢于抛却既有的想法，打破传统思维的禁锢，用文本细读的方法挖掘文字背后的东西，从而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古典文学提供了新的可能。中国学者虽然认识到了这一点，但还未能用宇文这种微观的视角去发现文本内部的自足和张力。
五、翻译与译介法
宇文对中国文学的尝试首先在唐诗方而，他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形成了自己的一种独特文学史观，又通过对中国文论的解读、用比较诗学的眼光发现了中国文学的非虚构传统，国外学者较多地关注宇文在英译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以及所带来的启发，中国学者则较少涉及宇文在翻译领域所做出的贡献。
在国内，主要有孔慧怡、蒋晖等涉及到宇文的译介工作，孔慧怡认为宇文利用文学选集来投射一个强烈的影像，一个古典文学传统的特色视野和宏观范畴，从而建构他心目中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宇文所安投射出来的文学视野，一方而代表浓厚的个人观感，另一方而却也把古典文学传统包览无遗。对宇文的唐诗译介工作评介颇高。2005年，席珍彦在其硕士论文中对宇文的学术生涯以及翻译思想和理论做了简单的介绍，并对其语言特色进行总结，肯定其对传播中国文化所做出的贡献。蒋晖则认为宇文行文的整个框架和文本的选择以及注释都别具一格，尽可能地接近中国文论的原貌，对东西方都有极大的启示。朱易安和马伟主要考察宇文对唐诗意象、节奏和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探寻其翻译手法的特点，认为宇文对西方读者展现了中国文学史的概貌，并立足于文化交流，以文化媒介者的姿态成为中国文学传统在异域的代言人。邓国军则持不同看法，他的着眼点主要在宇文对中国唐诗及古典文化的误译现象，并认为宇文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范畴还缺乏哲学背景的考虑，对抽象范畴的翻译存在硬译现象。最近，西南大学王震在其毕业论文中梳理了宇文的中国文学思想，考察了它在中国流传的土壤和路径，并客观地评价其功与过。
六、结语
国内学者对宇文的接受和质疑也是对整个海外汉学家态度的缩影，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在引进与吸收的道路上是如何前行的。作为对中国古典诗歌以及文化研究最出色的海外汉学家之一，宇文在很早以前就已影响了中国的诸多学者。1996年，由乐黛云主编的《北美中国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就选取了宇文的3篇文章，由此打开了宇文思想真正进入中国的序幕。2008年，王晓路主编的《北美汉学界的中国文学思想研究》介绍宇文中国文学思想研究的篇幅达到100页。而徐志啸所著的《北美学者中国古代诗学研究》对宇文的研究和论述也占据了3个章节。在接受与批判的过程中，国内学者显示了敏锐的学理视角与理性批判精神，在近20年的宇文氏思想研究当中，大陆学界已经占据了无可替代的位置。
就宇文氏文学思想的回应情况来看，其唐诗研究与文学史研究中的问题意识无疑是回应而最广、研究最深入的一个方而。文学史书写需要直而历史真实性问题、断代文学史合理性问题以及迭代话语记忆的相互倾轧，已经成为了古典文学学界的学科共识。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就唐诗抑或文学史研究而言，宇文氏所提供的研究路径以及相关回应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众所周知，宇文氏中国文学史思想以问题意识以及对传统固化观念的重新思考为出发点。这也是大陆古典文学界探讨其思想的重中之重，但是对其思考意识的过分关注却往往带来了对具体问题的忽视。宇文所安文学史思想非比于思路本身，而是由具体化、碎片化的待研发课题所组成。在文学史个案研究上，针对宇文氏思想的进一步阐发尚鲜有成果。学界目前将宇文氏的基本定位依旧是理论家与文学研究者，其历史学方法引入文学史的研究范式所受关注还并不充足。乃至于宇文所安将文学与历史、思想、环境、心理、生态等学科所进行的交汇，都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而就其比较诗学思想而言，目前学界较突出的呈现两种不足之处。一种观点从西学背景入手，以艺术本体化理论讨论宇文所安提出的非虚构传统，断定其体系本质来自于人本说，这种做法将西方艺术理论命题套入宇文氏所做的具体分析与文学史书写当中，割裂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特殊性或者说异质性。而另一种观点则忽略了宇文氏的西学背景以及厄尔迈纳的比较诗学研究谱系，仅突出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单方而因素。这两种研究视角都片而化突出了宇文氏的理论方法或研究对象。并未对其比较诗学思想体系尤其是建立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这一特殊界定作出充足的整体回应。换言之，宇文所安的比较诗学思想研究，应当建立在对比较诗学学科背景及其自身研究特殊性的尊重与了解的基础上才能更加恰当的展开，这也是目前对宇文氏专题性研究的迫切要求之一。
作为宇文所安带给所有文本类研究的特殊礼物，举隅法是其学术思想当中性质特殊、地位独特的一环。宇文氏第一次来华进行宣讲的，也正是其举隅法研究范式。目前，对这种研究方法的梳理与应用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展开，但其问题也同样存在。在一般意义上，我们将宇文所安的研究方法论作为新批评主义文本细读方法的衍生体。但是在这样的西方理论学派谱系下，往往会漠视掉宇文所安对其他理论方法的接纳与吸收、因研究对象特殊化而做的理论调整，以及个人学术风格的特殊表现，导致在研究当中举隅法等方法论往往会失其全貌。另一方而，作为西语背景的中国语言文学研究者，由于语言背景的差异以及学术方法的不准确适用，常常导致宇文氏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过度阐释以及错误解读。对此批评由来已久，但对这些阐释讹误的梳理以及根源探索却较少得到展开。事实上，理论在应用中的讹误正是分析理论本身的有效途径。
对于宇文氏翻译的研究在国内尚在起步阶段，目前关注点还主要集中在文本准确性以及术语翻译上。而跨语系术语比照、传统文论译介背后的语法规则，以及文论翻译与文学作品翻译的差异性等问题，受到的关注还十分有限。换言之，对宇文氏翻译体系的研究，还有待上升到理论高度与比较诗学整体视野当中进行讨论。
整体而言，宇文所安文学思想在大陆的研究与探讨，主要受到来自学科分化体制的压力与限制。不同研究背景、研究方法并且学术关注点也不尽相同的研究者往往会攫取宇文氏研究中自己所需要的那一部分。而这无疑是对宇文氏思想的割裂与片而化。跨越东西文化不同语境，不同学科的整体研究当然需要很强的把握能力与学术视野.但在宇文氏思想已经得到充分传播与讨论的今天.更进一步的研究必然会要求更加深入、全而、跨学科的学术思考。母庸置疑，宇文所安文学思想在近20年间的传播发展，已经切实改变了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些现状与看法。在我们感慨取得骄傲成绩的同时.也期待着更深刻的改变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