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族复兴的渴望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民族复兴呢？有人曾有过这样一个梦想：“未来的中国，因人心悔祸而善而决无内争;政治入轨而贪污绝迹;实业振兴而外货滞销;交通发展而商贾载途，教育普及而无一文盲，乃至国防齐备，失地收复，不平等条约悉数取消，遂执国际之牛耳，解除世界弱小民族的痛苦。”显而易见，这样的想法过于天真。与此相反，章乃器提出“非革命无以图存”的主张就颇接近后来的事实了：“中国将来的革命，必然是一个向整个的上层阶级进攻的左倾的革命。那个革命的目标，不单是要推翻帝国主义，而且同时也要推翻帝国主义的虎伥。”
当时还有人盼望：从1933年起，大家“真诚地蠲除私见，不分地域和派别，共同建设一个有组织的、有能力的、廉洁的政府”，“表现出抵抗精神，渐次恢复以前失去的地方”。甚至还有人梦见：在外敌大举入侵、国难当头之际，国民党终于奋起，“各地民众团体纷电中央，表示信任中央，愿以全民力量赞助中国国民党作民族复兴运动”，“中国统治组织与无产阶级合组了新政府……所有监牢里的共产党政治犯都欢天喜地释放了出来。共产党军和剿共军先后向边疆开拔，去防御帝国主义的军队。3个月的苦战，收复了东三省的失地”，并“对一切不平等条约宣告无效”。这些梦想虽不免幼稚，但却真切反映了做梦者对民族复兴的渴望，其中对国共合作的展望，亦不乏历史的远见。
对社会主义大同世界的憧憬
翻阅这期“新年的梦想”专栏，还有一个现象颇让人惊奇，那就是在国民党统治下的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和大同思想大行其道、十分流行，可能是所有答案中出现得最为频繁的词汇。诗人柳亚子是第一个交卷者，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但他明确表示：“我梦想中的未来世界，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第二个应征者、女作家谢冰莹同样写道：“我梦见一个没有国界、没有民族、没有阶级区别的大同世界”，而中国“自然也就是没有国家、没有阶级、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当时在燕京大学当教授的郑振铎，则更直截了当地宣称：“我们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此外，郁达夫也描绘了一个理想的乌托邦：“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压迫，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财产’。”在诸多答卷中，还有不少人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社会”充满了梦想，认为“未来的中国，是没有阶级，没有种族，自由平等的一个大同社会”，“吃饭不是各办各的，而是持票赴农村公共食堂去吃”。甚至连资本家、裕丰纱厂老板毕云程都说：“在我梦想中的中国，没有榨取阶级，也没有被榨取阶级，大众以整个民族利益为本位，共同努力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在四处弥漫白色恐怖的氛围下宣扬社会主义，是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今天看来，大致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与孙中山的大同思想相契合。大同世界是中国传统儒家学说描述的一种理想社会，《礼记・礼运》即曰：天下为公，是谓大同。这种思想对孙中山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不仅终生倡导“天下为公”，而且在国民革命时期，为了解释与中共合作的原因，他还曾阐释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由于其尊崇的地位，孙中山这一论断即使到国民党“清党”后仍无人敢予以否定。也正缘此，社会主义和大同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还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在这次征文活动中，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就说：“我梦想中的中国应当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复旦大学商学院院长李权时说得更明白：“我理想中的未来中国是须合乎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一段事实的。”这与孙中山构建的国民党意识形态如出一辙，自然也较具有安全性。 其次，与苏俄经济建设成就产生影响有关。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由于世界性经济危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暴露出许多问题。当时有人便指出：“出现于一九三二年末者，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将来的深刻的怀疑”，“资本主义随着恐慌的狂潮，已一天一天走入没落的途中，美国如此，其他欧洲各国与日本都如此。‘资本主义的末日！’这凄惨的呼声已响彻全球了”。而相反地，苏联却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这当然激发了人们的兴趣和关注，从而掀起了一股谈论苏联和社会主义的热潮。而这次征稿中，便有一位读者设想：未来的中国，“在经济方面，经过详细慎密的调查计算之后，实行计划经济，把中国工业化、电气化，把农业集体化、机器化，把私有资本的成分渐渐减少，到最后是经济组织完全社会主义化”。胡适在1933年也说：“最近十年中苏俄建设的成绩更引起了全世界人的注意。于是马克思列宁一派的思想就成了世间最新鲜动人的思潮。”
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
由于在内忧外患面前，国民党应对无方，不仅丧权辱国、民不聊生，而且日益暴露出其自身的专制与腐败，导致民怨沸腾。因此，很多答卷都表达了对国民党的统治极为不满。暨南大学教授区克宣就写道：“在百孔千疮的目前的中国，谁都在诅咒着现实而梦想着将来。”画家钱君陶更是说：“未来的中国是一团糟，我深信着我的梦想是千真万确的，因为照目前的情形而看，而推测，要他不一团糟，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我们的生存的苦，将跟着逐渐加浓。”还有人说：“在这个受难的时期，在这样不景气的社会环境里，我们哪里还有做甜蜜而舒适之梦的权利……与其做一场空梦，毋宁还是做些实地的工作。”对国民党显然不抱任何幻想。
具体说来，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国民党不满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外政策的妥协退让。北大教授李宗武提出：“我希望中国的军人不要只能内战，不能抗外。我希望军事当局不要只知剿共，不知御侮。”《读书杂志》特约撰述员彭芳草也表示：“我梦想着未来的中国，政府不守无抵抗主义，也不向国际联盟求救。”这明显是在讽刺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和“不抵抗主义”。
其次是政治上的专制与腐败。著名学者周予同严厉质问：“东北三千万人民固然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我们又在谁的枪刺下受罪呢？”作家韦息予也说：“生在现今的中国，最使人感觉痛苦的，莫若要吃饭，要说话，要行动，都受到不法势力的妨害和钳制。”二人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林语堂则巧妙迂回表示：“我不做梦，希望民治实现，人民可以执行选举、复决、罢免之权，只希望人民之财产生产不致随时被剥夺”，“我不做梦，希望监察院行使职权，弹劾大吏，只希望人民可以如封建时代在县衙门击鼓，或是拦舆喊冤”，“我不做梦，希望贪官污吏断绝，做官的人不染指，不中饱，只希望染指中饱之余，仍做出一点事绩”，“我不做梦，希望政府保护百姓，只希望不乱拆民房”。言词中用一种戏谑的语气，对国民党统治下的怪现状作了辛辣讽刺。
再次是民不聊生。这也是最让人们不满的问题。在当时有人“天天在挨饿受冻，且有易子而食者”的情况下，巴金就拒绝做梦，他说：“在现在的这种环境下，我连做梦也没有好的梦做，而且我也不能够拿梦来欺骗自己。‘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只感到冷，觉得饿，我只听见许多许多人的哭声。这些只能够使我做噩梦。”孙伏园也说：“‘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有的是饿，有的是冷，有的是虱子和跳蚤，有的是刺客和强盗，还哪儿来的‘一两个甜蜜的舒适的梦？’”二人不约而同地都用“饿”和“冷”来形容当时生活的窘况。小说家章依萍也感叹：“在这个中国是太老太旧太腐败了……我理想中的中国，最低的限度，要大家有饭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有路可走。”而前面提到的那位彭芳草，在谈及个人生活梦想时更是简单至极：“饿不死，卖得出书稿，买得起必要的书籍，并且有时间看，如是而已。”其生活之凄惨由此可见一斑。
总之，无论在民族、民权还是民生方面，国民政府都乏善可陈，这叫人怎么对其空洞宣传的三民主义产生信仰？难怪当时便有人指斥：“国民党弄到现在，结果是天怨人怒，成为众矢之的，四面楚歌，大有不能自拔之势！好像街谈巷议，茶余酒后，大家都是不以国民党为然。”可以说，国民党最终被广大知识分子所抛弃，自此已初露端倪。
“梦想”引发思考
尽管这次征稿活动得到了十分踊跃的回应，但在发起者胡愈之看来，还是留下一些缺憾。他在《读后感》中写道：“当我们发出通启时，颇注意职业的普遍。但是征求的结果则使我们失望。应征者的大部分乃至几乎全部，都是所谓‘文化贵族’。自然知识分子是比政治家、军人、资本家那些实际活动家更富于憧憬与幻想。社会的环境特许他们得享受‘梦的生活’，而且能把他们的‘梦的生活’发表出来。可是此外，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工人及商店职员，应该不至于没有幻想。可是现实对于他们的压迫太大了，整天的体力的疲劳，使他们只能有梦魇，而不能有梦想。即使有一些梦想，他们也决没有用文字描写的能力和闲暇。这实在可以算是最大的国耻啊！”这段清醒的文字，确实触及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即民族的复兴，端赖于社会各阶层人民的觉醒。
作为那个时代文化界的领军人物，鲁迅虽然没有参加征文，但当他看到《东方杂志》这期《新年的梦想》专栏后，也写下了一篇《听说梦》的杂文来谈自己的感想。在这篇文章中，鲁迅首先体会到编者的苦心是“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所谓真话之假，不如来谈梦话之真”。接着，他又把这些“梦”概括为两点：“首先，是谁也觉得生活的不安定，其次，许多人梦想着将来的好社会，‘各尽所能’呀，‘大同世界’呀，很有些‘越轨’气息了。”但他认为，编者这回“却大大的失败了”，其中一个原因在于：“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由此可见，鲁迅更推崇的是要实现这梦境的人们，“他们不是说，而是做，梦着将来，而致力于达到这样一种将来的现在。”
然而现实毕竟是残酷的，正如茅盾所言：“梦想是危险的”，胡愈之这次大规模发起知识界集体做梦的行为终于还是惹出了事端。据他回忆，这期杂志的清样印出后，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就找他说：“有的文章最好不要用，或是改一改。”他坚决不同意，不久后被迫离开了《东方杂志》。而曾梦想过大同社会的杨杏佛，也在1933年6月被特务暗杀。渴望实现“共劳共享的平等社会”的邹韬奋，则在7月被迫流亡国外。1936年11月，邹韬奋和章乃器等七君子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激起了社会舆论的公愤。也正是在与大众的梦想背道而驰的过程中，国民党统治逐渐走向了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