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反传统”作为“现代性”书写叙事的主流话语对“五四”新文学显现出了强大的解释功能和整合功能。在这种主流话语模式之下，鲁迅《祝福》中的鲁四老爷，成了压迫者和吃人者形象。这样的观察， 固然可以突出鲁迅文本中的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 但是却忽略了“反传统”作为“现代性”书写叙事策略这一维。本文以此为视域，旨在对鲁四老爷这一人物进行重新解读的同时，对文学“现代性”的书写叙事做出反思。
关键词：“现代性” 《祝福》 鲁四老爷
一
回望中国“现代性”的百年历程，“五四”时期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成为中华民族从近代走向现代的界碑。与西方那种用反省性的文化来认识世界、获得知识的重新“建构”的“现代性”不同，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性”更倾向于以激进的不断革命的方式去追求神圣、正义、平等、自由的实现，它集中关注的是民族解放、人民民主等问题。这不仅构成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时代精神，也同样成为了“五四”以来文学创作的宗旨。所以中国新文学从一开始就在“现代性”的簇拥之下肩负了强烈的时代使命。尽管就围绕着中国现代文学是否具有“现代性”的本质属性这一问题众说纷纭{1}，但是中国文学对“现代性”的强烈诉求和渴望却是不容置疑的。
因为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特殊国情，“亡国灭种”的恐惧与焦虑使得国人清楚地认识到“不革新，是生存也难，而况保古”{2}。所以人们对“现代”的追寻不仅有理性化的动力，更有一种情感的旨归。“现代”在某种程度上被看成是一种为未来生存、向未来敞开的时代，它以未来“直线向前，不断进步”的名义否定当下和过去。于是现代文学的书写出现了相应的书写模式，即“推翻一切传统重压的‘东方文化’的国故僵尸”{3}。其从整体上将中国社会视为一个病态的社会，而这种病态恰恰是几千年的传统历史留下的顽疾，对传统的批判和决裂自然就成了对“现代性”追求的突出表现之一。
所以，对历史以及传统的批判也就获得了某种合法性和神圣性。换句话说，要使得文学的“现代性”得以立起来，那么就要有“传统”被破。这在鲁迅的一段话中可以见出端倪。他说：“因为新的阶级及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4}所以对“传统”的批判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书写内容，也成了中国现代文学追求“现代性”的书写叙事策略。
本文就以此为视角，对鲁迅的《祝福》进行重新解读，看看作为“现代性”书写叙事策略的“传统”与祥林嫂悲惨的人生到底是何种关系，而一直以来作为鲁镇道德文化象征的鲁四老爷又是不是导致祥林嫂死亡的罪魁祸首？
二
《祝福》是鲁迅以小说的形式参与当时颇为令人关注的关于婚姻、家庭、底层民众等问题探讨的经典作品之一。小说从烘托鲁镇浓郁的新年祝福气氛开始，开篇写到“我”在这具有驱邪祈福内涵的旧年年底，回到阔别五年的故乡鲁镇，偶然遇到分明已经是乞丐的农村妇女祥林嫂，从而引出祥林嫂多舛而坎坷的人生。
“揭露封建的宗教及其罪恶，达到批判国民性的目的”几乎成了小说主旨定性式的概括。而相应的专制的家长、冷眼的民众、麻木的鲁四老爷几乎构成了后来学者们批判和责难的全部对象，而作为鲁镇有权有势的鲁四老爷自然也首当其冲地受到了颇多的非议。
那么鲁四老爷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老监生再加上周遭传统文化的熏陶，于是鲁四老爷有了另外一重身份，即封建文化的遗老。他由此也成了鲁镇文化和权利的象征。如果说传统是与“新”相对的概念，那么鲁四老爷是传统性的人物，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传统性不等于“罪性”，只是“现代性”书写叙事的需要，反“传统”和批判“传统文化”必然要成了现代文学中或隐或现的要素。于是对其的解读和阐释也就有迹可循了，即通过对现代国人（祥林嫂）的生存处境和命运状态的描写，表现（鲁四老爷所代表的）“传统”社会对人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以及封建文化留下的顽疾，从而呼吁建立新民、新国。所以“现代性”书写叙事中，鲁四老爷必定是封建的，也必定是“吃人”的，也必定是祥林嫂悲剧根源之一端。
也就是说在鲁四老爷走出文本之前，就已形成了一种强大的非逻辑假定，即传统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保守、落后与停滞，因而“传统”的一切都有待我们加以批判和清除。所以鲁四老爷因为“旧”的因素被纳入到了这个分析模式中，被“召唤”到了批判的场域中。但在这个分析模式中，较为武断的是我们将“人生”中所遭遇到的许多困难与问题联系到“传统”中加以分析，而忽略了与传统疏离让我们感到的困惑和失落。
就拿祥林嫂来说，参与祭祀的准备，融入到传统中去会给她一种实在感。虽然是帮忙，但只要能与祭祀相关，就意味着她还是这个祭祀且受祭祀的关系构成的强固的单位集合体社会中的一员。可当祥林嫂伸向祭品的手在鲁四太太的喝止声中缩回时，她就已经彻底绝望了。所以说鲁镇的宗教与道德，与其说将祥林嫂这样的人包容在内，毋宁说为了自我防护而将其排斥在外。从此意义上讲，祥林嫂是希望传统的教义可以将自己容纳进去，而结果恰恰是传统将祥林嫂拒之门外。就这一“拒绝”彻底扼杀了祥林嫂的生存信念。
也就是说传统并没有跟祥林嫂直接扯上关系，反而是以一种仇视、敌对的态度在人生道路上掘出了祥林嫂无法逾越的鸿沟。仔细想想，我们会发现不是传统禁止祥林嫂做什么，而祥林嫂做了；恰恰相反，祥林嫂的悲剧在于她一直朝着传统迈进而不能。如果我们先不给传统定性，那么有一点是明确的，鲁四老爷为首的鲁镇人构成了祥林嫂情感的归宿。所以，甩开“现代性”书写叙事中“反传统”这一主流话语，我们会发现《祝福》不偏重于揭露和呐喊， 作者也不偏重以启蒙者的姿态去唤醒沉睡的人们。就祥林嫂与周遭的人物关系而言，小说更侧重于抒发因为多次的呐喊不见回音、多次的奋力前行不见光明的焦虑和绝望情绪。
当然，不得不承认的是鲁迅等新文化先驱者们无暇也不屑于只作纯学术的思辨，他们更需要的是立足于社会性的需要和国家民族出路的思考，因而他们的作品中有种沉重的批判性。但是如果仅仅遵循这一“现代性”的主流话语模式来解读和阐释现代文学，那么我们的目光必然是狭隘的。因为被价值化的“现代性”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缺少反省和质疑的可能性的权利话语，“召唤”出越来越多的鲁四老爷。 三
在“现代性”书写叙事中，“传统性=劣根性”作为假设性理论，在理论的价值上是值得怀疑的。但是，作为对传统文化和思想缺陷的批判和自省，它的实践意义又是合理的。“五四”之后，当新文学面临着某种特殊的语境，如西方文明、政治斗争、国民劣根性等，传统批判这个原本有局限的主题就在“现代性”书写叙事中发挥了加强作品真实性与深刻性的作用。同时也在展示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性特征时，表现出了强大的解释功能和整合功能。不得不承认的是，“反传统”给中国带来民族独立和解放等话语的同时，也带来另一种“宏大叙事”――“民族―国家”的寓言性叙事即“启蒙”和“拯救”话语。当“求变”“求新”、适应时代潮流、顺应历史进步的思想面对现代书写者们高度紧张的现代性焦虑和启蒙焦虑之时，其也就成为了现代的一种最大信仰。于是鲁四老爷可以在这种信仰中出现并独领“风骚”。
在《祝福》中，鲁四老爷几乎一直是沉默寡言的，他直接的言语就是“可恶，然而……”也就是说鲁四老爷内心的秘密被这个仅有的话语形式所承载和遮掩，不管我们从鲁四老爷这句话中推敲出多少意味，我们仍然难以从这一话语形式本身触摸到他内心真实的情感脉动。在话语的形式与内容之间，已经难以建立起有机的联系。所以鲁四老爷终将是缺少主体性的，在某种意义上他只是作为周围权利和欲望的总和才被实体化的，是一种被动的存在。
在这个意义上，鲁四老爷是被建构起来的，并且在建构的过程中已经被放大成封建伦理的象征，具有了无限的权利和威慑力。所以他对祥林嫂的死亡负有较大的责任。我们已经说过，现代文学的写作者们的最终目的不是要表现社会的顽疾，而是要借着建构出的“传统”，诸如鲁四老爷之流，以现代启蒙主体的身份来审视和观照，希望可以找出最后救治的途径。于鲁迅这样的斗士而言，疾病与疗治几乎构成了其全部写作的一个喻象。如果说“疾病”就是以鲁四老爷为代表的封建宗教的罪恶，那么治疗无疑就是对其大加批判和责难，最后可以警醒世人。
就此而言，鲁四老爷又是首当其冲的被批判的对象，“麻木”“冷漠”“自私”“虚伪”“道貌岸然”成了鲁四老爷无法脱下的外衣。那么鲁四老爷如何才能是不“麻木”“冷漠”“自私”“伪善”“道貌岸然”的呢？难道是鲁四老爷应该不忌讳作为寡妇的祥林嫂，忽视其作为佣人的可用价值，心甘情愿地收留并为其养老送终？试问谁可以做到，恐怕就是连以“开明”自居的现代人也无法做到吧。那么为何唯独对鲁四老爷如此苛刻呢？诚然，祥林嫂死在除夕之夜，鲁四老爷因此断言她的谬种性，但他也不过是说出了一句正当其时的鲁镇人都会认可的断语而已，毕竟谁愿意在祝福时节听闻一个人死了的消息呢？在这个过程里，可以说，鲁四老爷以及他的家人并不比同等情形下的任何一个普通家庭做得更过分，鲁四老爷一家对待祥林嫂的态度代表的正是社会的主流风尚：谈不上更恶，也没有更好。
的确祥林嫂终其一生是可怜的。早年丧夫，继而被卖，接着再嫁，后来子亡，并且还要在周遭人或热或冷的询问中、或真或假的同情中努力寻得一席之地。这确实是遭遇了人生的莫大悲哀，体会了人世的莫大悲凉。对她，我们们可以“同情”可以“帮助”，可是却不可以轻言“拯救”。对她我们做不到，鲁四老爷也做不到。因为像祥林嫂一样身世悲惨的人在我们这个世上还有很多，而导致他们苦难的也不仅仅是“传统”那么简单。
可是“拯救”却恰恰成了我们言说新文学最习惯用的术语。可在此我们忽视一个关键的因素，即这种“拯救”所依靠的是对传统历史文化的虚构假想和单一批判；也就是说如果不去想象、建构以及解构出那些摧残个体生命尊严的中国传统文化，那么“拯救”也就无从谈起。所以，必须“建构”出一个鲁四老爷，然后再将其进行体无完肤的“解构”。唯有这样，我们才能顺利地完成一次“拯救”仪式，满足“改造和进步”的乌托邦夙愿。所以我们所做的只不过是为“现代性”造一个人，再为“现代”杀人！
当然，在此我们并不是要怀疑鲁迅作品中“启蒙”和“拯救”的寓意，只是想表明：与其说鲁迅是追求文学“现代性”书写叙事的标志，还不如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某种“现代性”诉求将鲁迅的形象强行拉上了它的运行轨迹。这种诉求包括“革命”“民族国家意识”“反传统”“纯文学”等等。在此情况下，鲁迅的形象已日渐模糊，当我们认真地说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家时，我们又能指什么呢？当我们说鲁四老爷是传统的，我们又能明白无误地表达什么呢？特别是20世纪上半期的文学，诸如鲁迅到巴金再到路翎的作品，几乎都是在这种解读思潮中生存。但不得不说的是，如果我们囿于“现代性”书写叙事的这种非此即彼的解读逻辑，以一种绝对的武断的方式来处理文学和历史，那么由此造成高度简化将会不可避免，而历史和文学的复杂性、丰富性也会在逐渐的缩减中散失殆尽。
{2} 鲁迅：《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
{4} 鲁迅：《〈浮士德与城〉后记》，《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9页。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 张克.颓败线的颤动――鲁迅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
[4] [墨西哥]奥・帕斯.批评的激情[M].赵振江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5] [美]弗莱德里克・卡尔.现代与现代主义――西方文化思想的历史转型[M].傅景川，陈永国译.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
[6]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凤凰传媒出版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
[7] 耿传明.轻逸与承重之间――“现代性”视野中的新浪漫派文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