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722.211 [文献标识码]：A
秧歌剧是中国现代革命艺术的典型，透过这一艺术形式，可以感性的看到中国革命的内在动因以及取得成功的必然性。《历史舞台上的秧歌剧》就是以“镜子”来阐释中国革命文化道路的著作。该书是辽宁社会科学院徐明君副研究员主持的辽宁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文化领导权与鲁艺秧歌剧的审美意识形态研究”成果。全书分为秧歌剧发生的时代背景、秧歌剧形成的社会动因、延安秧歌剧的意识形态、东北秧歌剧的文化启蒙等四章。该书通过社会大舞台来探寻秧歌剧产生意识形态功能的美学原理，并还原了秧歌剧发生的历史环境。
全书首先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到民间去”的五四传统、国统区左翼文艺的时代精神、苏区红色戏剧的艺术积淀，这都为秧歌剧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这本书通过对延安秧歌剧艺术形式的分析，总结延安秧歌剧对定县乡村戏剧的创造和其现代性因素。可见，该书以“到民间去”为主线，在国统区与解放区双重背景下研究鲁艺改造秧歌剧的文化意义。在此基础上，该书以前现代的民族形式和后现代环境戏剧的多维视角，阐释广场秧歌剧超越审美与现实界限的审美意识形态功能。戏剧性格导致中国大舞台的形成，并在乡土中国基础上形成了戏剧中国图景。在天地大舞台中，秧歌剧延续了国统区街头剧、茶馆剧等左翼短剧风格，也是对苏区红色戏剧实践的延伸。
其次，该书从定县秧歌剧的文化探索、文艺民间化的时代要求、抗日战争中的延安鲁艺、解放战争中的东北鲁艺等角度探索了秧歌剧发生的社会因素。定县乡村建设中文艺教育包括平民文学、艺术教育、乡村戏剧，这与鲁艺的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的学科设置有某种程度的内在联系。定县乡村建设中“文艺教育”的“平民文学”项目搜集了秧歌、民谣，“农村戏剧”项目进行了熊佛西的乡村戏剧实验。在《讲话》精神指引下，鲁艺不仅继承了乡村建设知识分子的民间立场，更借鉴了熊佛西领导的作为定县乡村戏剧实验文化成果的农民话剧艺术形式，进行了延安秧歌剧的艺术创造。
再次，该书论述了抗战初期的延安戏剧状况与延安秧歌剧的假定性、现代性与民族化特点。该书首先从艺术史角度，以鲁艺在整风前因“演大戏”被批评为“关门提高”的现象为突破口，总结延安戏剧作为一个整体具有现代、前现代、后现代多元化特征，考察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两种不同大戏的形成。《雷雨》等剧场戏剧借助“第四堵墙”实现了一种真实的角色体验，而广场则具有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化”特点，从而具有了意识形态性。在中国戏剧史上，曾领导“国剧运动”的熊佛西在河北定县开展乡村戏剧实验的“露天剧场”和解放区秧歌剧的“天地大舞台”都是广场戏剧的典范。
该书论述了秧歌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以西方戏剧理论为参照，作为广场戏剧的秧歌剧体现了环境戏剧特点。而环境戏剧的表演体系也是建立在批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基础之上的。延安新秧歌剧和与环境戏剧关系密切的人类表演学以及社会表演学有共同之处，这解释了延安秧歌剧对现实政治的鼓动功能。现代化是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延安新秧歌也以重塑传统的方式走向了现代化之路。在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民间起到了积极作用，作为小传统的民间经过改造后就具有了现代性因素。延安秧歌剧通过对去除色情成分，保留语言特色以及进一步的民族形式的探索和文化符号的象征性运用，来实现政治认同。
最后，该书对东北秧歌剧的艺术内涵、民族主义与审美价值进行了论述。在东北，这个中国的“东方社会”，容易形成以南方汉族地区为主要活动区域的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文化观念。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民族矛盾转化为阶级矛盾。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解放区扩大影响。东北秧歌剧的主题主要是对共产党的认同，以此服务于解放战争。在土地改革中，东北秧歌剧对民众进行了思想启蒙。土地改革是一种政治暴力。在流亡、救亡的历史语境下，东北秧歌剧的暴力叙事由于地域和时代特点，具有战争暴力和政治暴力的双重特征。翻身和启蒙、救亡一样是五四后中国现代文学对人的发现，东北秧歌剧的暴力叙事表现为土地改革后的政治翻身，这也形成了东北秧歌剧的现代性因素和时代特征。
该书从列宁提出的“两种民族文化”理论出发，诠释了东北秧歌剧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内涵。
在抗战时期，作为民间文化的秧歌剧不仅启发了民族歌剧《白毛女》，是文艺大众化、民族化、地方化的产物，代表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秧歌剧恢复了左翼戏剧的阶级维度，并对左翼戏剧进行了民族化发展，实现了秧歌剧的意识形态功能。当然，该书在资料的完备性上需要进一步完善，但在理论性上则体现了一定学术价值，具有创新性，其研究方法也具有前瞻性，是一部较为有价值的学术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