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过一篇《母亲的奖章》，记述的是母亲当县里劳动模范的事。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该写一写父亲的纪念章了。父亲是一位抗战老兵。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他的子女不提起他，恐怕没人会记得我们的父亲了。
以前，我从没想过要写父亲。父亲1960年去世时，我还不满9周岁。父亲生前，我跟他没什么交流，父亲留给我的印象不是很深。因为我们父子年龄差距较大，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觉得父亲已经变成了一个老头儿。他不像是我的亲生父亲，像是一个与我相隔的隔辈人。不熟悉父亲，缺少感性材料，只是我没想写父亲的次要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长期以来，父亲给我的心灵留下的阴影太大，或者说我对父亲的历史误会太深。别的且不说，就说我初中毕业后两次报名参军吧，体检都合格，一到政审就把我刷了下来。究其原因，人家说我父亲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当过军官，属于历史反革命分子。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儿子，人家当然不许你加入革命队伍。我弟弟跟我的遭遇是一样的，他高中毕业后报名参军，也是政审时被拒之门外。在当时强调突出政治和阶级斗争天天讲的情况下，国民党军官和历史反革命分子的说法是骇人的，足以压得我们兄弟姐妹低眉自危，在人前抬不起头来。
对于父亲的经历和身份，我们不是很了解。让我们不敢争辩的是，我们在家里的确看到过父亲留下的一些痕迹。比如有一次，惯于攀爬的二姐爬到我家东间屋的窗棂子上，在窗棂子上方一侧的墙洞子里掏出一个纸包来。打开纸包一看，里面包的是一张大幅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人穿着板正的军装，光头，目光炯炯，一副很威武的样子。不用说，这个看上去有些陌生的男人就是我们的父亲。看到父亲的照片，像是看到了某种证据，我和大姐、二姐都有些害怕，不知怎样处置这样的照片才好。
母亲也看到了照片，母亲的样子有些生气。像是要销毁某种证据一样，母亲采取了果断措施，一把火把父亲的照片烧掉了。母亲的态度是决绝的，她不仅烧掉了这张照片，随后把父亲的所有照片，连同她随军时照的穿旗袍的照片，统统烧掉了。后来偶尔听母亲讲起，烧毁与父亲相关的东西，不是从她开始的，父亲还活着时自己就动手烧过。父亲刚从军队退休时，每年都可以领取退休金。领取退休金的凭证是一张张卡片，卡片上印的是宋美龄抱着小洋狗的精美图案。卡片是活页，连张，可折叠，可打开。折叠起来像一副扑克牌，一打开有一扇门板那么大。随着国民党政权撤离大陆，退居台湾，无处领取退休金的父亲就把那些卡片烧掉了。
那么，父亲的遗物一件都没有了吗？一个人戎马一生，可追寻的难道只是一座坟包吗？幸好，总算有两枚父亲佩戴过的纪念章被保存了下来。也许因为纪念章是金属制品，不大容易烧毁。也许母亲不知道纪念章往哪里扔，担心被别人捡到又是事儿。也许因为纪念章比较小，隐藏起来比较方便。不管如何，反正两枚纪念章躲过了一劫或多劫，一直存在着。纪念章先是由当过生产队妇女队长和县里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二姐保存。二姐出嫁后，趁我从煤矿回家探亲，二姐就把两枚纪念章包在一方白底蓝花的小手绢里，交给了我。我把纪念章带到工作单位后，把纪念章夹在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本工作证里，仍用原来的手绢包好，放在箱底一角。之后我走到哪里，就把纪念章带到哪里。1978年开春，我从河南的一座煤矿调到了北京，就把纪念章带到了北京。
我没有忘记纪念章的存在，但我极少拿出来看。父亲的历史不仅影响了我参军，后来还影响了我入党，我对父亲的纪念章有一些忌讳。我隐约记得纪念章上有文字，却不敢辨认是什么样的文字。我的做法有一点像掩耳盗铃，好像只要我自己不去辨认，纪念章上的文字就不存在。纪念章的事情还考验着我守口的能力，妻子跟我结婚40多年了，我从来未对妻子提及纪念章的事，更不要说把纪念章拿给妻子看。妻子的父亲当年参加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跟我父亲不在一个阵营。若是让妻子知道了我父亲的历史，我怕妻子不大容易接受。
进入2015年以来，随着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声浪越来越高，随着报刊上发表的回忆抗战的文章越来越多，随着一些网站发起的寻找抗战老兵活动的开展，5月17日那天下午，望着办公室窗外的阵阵雷雨，我心里一阵激动，突然觉得到时候了，该把父亲的纪念章拿出来看看了。
我终于把父亲的纪念章看清楚了，一枚纪念章正中的图案是青天白日旗，纪念章上方的文字是“军政部直属第三军官大队”，下方的文字是“同学纪念章”。另一枚纪念章的图案是一朵金蕊白梅，上方的文字是“中央训练团”，下方的文字是“亲爱精诚”。纪念章像是被砖头或棒槌一类的硬物重重砸过，纪念章背面的铜丝别针，一个扁贴在纪念章上，一个已经没有了。可纪念章仍不失精致，仍熠熠生辉，像是无声地对我诉说着什么。
亏得有这两枚纪念章的存在，我才能够以纪念章上的文字为线索，追寻到父亲戎马生涯的一些足迹。父亲刚当兵时还是一个未成年人，在冯玉祥的部队当号兵。冯玉祥的部队被整编后，父亲一直留在冯玉祥当年的得力干将之一孙连仲的部队。孙连仲是著名的抗日战争将领，率领部队在华北、中原一带的抗日战场上转战，参加了良乡窦店、娘子关、阳泉、信阳、南阳等抗日战役。尤其在台儿庄大战中，孙连仲两万余人的部队在伤亡14000多人的情况下，仍顽强坚守阵地，为最后的大捷赢得了时机。孙连仲本人也因此名载中华民族抗日史册。
可以肯定地说，我父亲作为孙连仲部下的一名军官，听从的是孙连仲的指挥，孙连仲的部队打到哪里，我父亲也会打到哪里。曾听随军的母亲讲过抗战的惨烈。母亲说她亲眼看见，一场战役过后，人死得遍野都是，像割倒的谷捆子一样。热天腐败的尸体很快滋生了密密麻麻的绿头大苍蝇，有一次，母亲和随军转移的太太们乘敞篷卡车从战场经过时，绿头大苍蝇蜂拥着向她们扑去。为了驱赶疯狂的苍蝇，部队给每位太太发了一把青艾。她们的丈夫们在和日本鬼子作战，她们在和苍蝇作战。到达目的地时，她们把青艾上的叶子都打光了。经过那么多的枪林弹雨，父亲受伤是难免的。听二姐说，父亲的脚受过伤，大腿根也被炮弹皮划破过。父亲没有死在战场上，算是万幸。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正月，母亲在部队驻地新乡生下了我大姐。有了大姐不久，母亲就带着大姐回到了我们老家。此时，担任了河北省政府主席的孙连仲，把他的部队从新乡调往北平。父亲本可以在北平继续带兵，但由于祖母对我母亲不好，母亲让人给父亲写信，强烈要求父亲退伍回家，如果父亲不回家，她就走人。为了保住妻子和孩子，父亲只好申请退伍。
父亲叫刘本祥，在部队时叫刘炳祥。在国民党的军官档案里，应该可以查到我父亲的名字。父亲生于1909年，如果活到现在应是106岁。要是父亲还活着就好了，他有可能会领到一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还有，我会让他好好跟我讲讲他的抗战经历，他的儿子手中有一支笔，说不定可以帮他写一本回忆录。然而，父亲已经去世55年，他已经走得很远很远了。
父亲，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您注意到了吗？您留下的两枚纪念章，我怎么还给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