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作为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形象学主要研究文学作品中对异国形象的描述和塑造。在《比较文学概论》中，巴柔对形象学有以下界定:形象学是在文学化，同时也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由于对异国认识的总和常常是一种持续性存在的印象，因而，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授艾伦惠廷(Allen Whiting)进一步提出套话学说。他指出:形象指对一个人、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所预设的套话。这些套话来自于对历史、经验和自我形象的一种选择性的揭示。按照惠廷的套话理论，人们在对异国形象进行观察和建构时时往往带有一种预设的框架和定义，因而得出选择性的认知。这正和美国文化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的形象理论不谋而合。在引入后殖民理论的形象学著述《东方学》中，萨义德深刻剖析了西方人眼中他者化的东方形象: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
对于美国人创造的中国形象，文学、戏剧、大众传媒形式的相关研究一直颇受世人关注，从姜智芹的《镜像后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认同:英美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到李睁的《美国早期戏剧与电影中的中国人形象》、从周宁的《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再到李渝凤的《他者的再现:质疑好莱坞电影中的华人形象19801999 》，这些学者都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将中国作为一个由美国近代文学、戏剧、电影、传媒等话语叙事机制所建构的语言表象进行研究。不过，甚为遗憾的是，对于教科书的考察却少见人付诸纸端。教科书作为一种独特的，经过精心选择的文本，是每个国家向青少年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塑造合格的社会公民的基本的、重要的载体，其目的绝不只是向学生传授知识技能，更要使学生获得符合社会需要的情感体验和价值观，对一国知识的传播和国民意识的形成影响深远。并且，在教科书中，对他国的描述或他国对本国的描述也直接关系到青少年他国或本国形象的塑造，从而对未来各国人民间的相互理解与交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这两点而言，美国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更能体现出近代美国通过教育希望向下一代传达的价值观，也更能体现国家权力通过教育在确立民族认同的过程中的作用与方式。
一、古代中国:理想的他者
西方的中国形象出现于1250年前后，受《马可波罗游记》、《曼德维尔游记》和《中华大帝国史》等的影响，欧洲人对东方异国情调的热忱和向往前所未有的高涨。与当时相对落后的欧洲而言，中国作为高尚道德、昌明秩序和富庶经济的象征而存在，这样的中国形象在几个世纪中通过教会修士，旅者、文学家所创作的史志、书简、通商指南、小说诗歌等经典文本流传下来，并不断在教科书中得到加强。作为与欧洲文化一脉相承的美国，文明古国也成为其国其人中国观的重要标签。美国普伦蒂斯霍尔教育出版公司(Prentice Hall)旗下的经典教材《世界历史:与今天的联系》在美国中小学教材中占据约30%份额，影响巨大。该书在中国古代史部分介绍道:到公元前256年，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幅员辽阔、经济富庶的文明中心，在中国文明的辐射之下，几乎整个东亚如朝鲜、日本和越南都接受了儒学。当时世界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深受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除了对中国的文官制度以及儒家思想推崇备至之外，该书还详细介绍了中国人民的制丝、青铜铸造、造纸、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术等古老发明，并评论说:文官制度对西方政治思想，尤其是英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影响深远除此之外，中国的先进技术逐步向西传播，其改良版至今仍然发挥巨大作用。最后，作者以积极的口吻总结道:中国文明是世界上迄今仍然存在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在四千多年的时间里，从未中断。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人民为人类科技的进步和知识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之下，虽然中国古代史所占篇幅仍然微不足道，但是这些历史或社会学教科书都对中国古代文明的产生、发展状况、对外传播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肯定了中国古代文明对其他国家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反映了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古代文明的了解与认同。
在中国的古代文明中，孔子的道德哲学成为近代以来众多美国学者极为推崇的内容。著名汉学家、美国东方学会前会长顾立雅在《孔子与中国之道》一书中提出:在欧洲，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发展中，孔子哲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通过法国思想，它又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民主的发展。美国著名政治家、哲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高度评价孔子为对人类产生伟大影响的、著名的东方改革家、致力于教育上层人士。在此思潮影响下，孔子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代表人物出现在各类教科书中也就不足为奇了。美国教科书作者秋花。罗巫婆雪尔在9年级的《世界历史》中有专门的篇章介绍孔子:孔子早年就致力于教育事业和公共服务有教无类，学子数千。他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大力宣传孝道，认为孝顺父母高于一切。孔子认为人的区分在于修养和境界，上位者必须作为人民的表率。在政治上，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死后，他的思想渗透着中国的每一个领域。随着中华文化的传播，数以亿计的韩国、日本和越南等人民接受孔子思想。而在另一本为全美中文学校教育研究发展委员会所广泛采用的教材《中国古代史》里，对孔子的介绍则更为感性。该书以故事叙述了孔子的教导方式以及他与村民互动的情形:我们看到他的牛车来到村落，他就是孔子，当今最伟大的导师。孔子说: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才能和别人和平相处。他说:我们必须以礼对待我们的家人、邻居和统治者。在家庭里，我们必须尊重我们的父母及祖先，我们必须以义行事，选择做符合义理的事，而不是以什么会带给我们利益来做选择的标准。博岱在《人间乐园》一书中指出:欧洲人与非欧洲人之间的关系，总体上说是由两方面因素决定的，互不相关。一方面是物质因素;还有一种内在精神的冲动，更强烈更有力，它产生于一种深层的、理想化的、怀旧的情绪，对体现着创世的真正意旨的终极和谐的向往。这种理论同样可以套用于美国与中国文化间的关系:美国文化在一个现实的或非现实的同时代的世界里，追求完美的和谐的进程中，想象中所有的外在世界，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了理想特征，中国一度成为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审美教育的乌托邦，而以孔子为典型的中国形象也作为文化他者参与塑造西方现代文化的自我。
二、近代中国:文明的反面
18世纪晚期的欧洲，尤其是在英国，一种新文明一一挑战全球的工业文明正在萌发;一场伟大的革命一一最终改造整个旧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正在进行。发生在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工业革命、科技革命为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而航海技术的发展与地理大发现，使洲际间的交流变为可能。1793年英使马嘎尔尼访华，其助手斯当东爵士回国著述《英王派往中国皇帝使团的真实记录》。在这部《真实记录》中，斯当东大肆渲染中国疲软的军事力量、落后的技术水平、肮脏的城市街道以及严重的女婴杀戮。该书在欧洲流传颇广，在其片面的认识和偏见的影响下，由传教士和启蒙哲学家们共同塑造的理想中国已经渐渐地被半蛮夷化，成为被蔑视，甚至被摈弃的对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的战果让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强趋之若鹜，落后挨打的局面使得中国形象日益凋零。在19世纪末的美国文学中，中国人渐渐被看成是一个庞大和饥饿的民族，数以百万计的人濒于死亡，悲惨、疾病和乞丐，瘦骨嶙峋的儿童竞相争夺船上抛弃的垃圾，到处是饥饿、不足温饱、文盲、物质、迷信。这些负面的主导观念也成为美国教科书作者认知的预设框架和滤镜，中国形象江河日下，而与此同时，美国也在与中国这个他者的对比与阐释中不断凸显和确认了自身作为最先步入近代文明先进者的民族身份。
由菲利普J阿德勒尔领衔编写的美国中学历史课本《世界文明》在谈论鸦片战争时说:欧洲国家只想跟中国进行贸易往来，将工业制造品卖给中国人。一开始，中国人不愿接受，不过英国首先强迫中国就范，其它国家接连效仿。很快，欧洲国家控制了中国大部分的主要工业。中国那些老式冷兵器，在船坚炮利的欧洲人手下，不堪一击。此书对于战争轻描淡写，对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和创伤避而不谈，两次鸦片战争仅用强迫二字一笔带过。相比《世界文明》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另一本教科书《中国的文化博览》对鸦片战争的解释则更加本末倒置，黑白颠倒，书中说: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因为中国的因循守旧和不愿开放特定贸易口岸，英帝国和法国部分使用了武力。鸦片战争更为准确的称呼应是争取外交平等之战。所谓的不平等条约应该是保证国家之间平等的国际关系新模式。与此书异曲同工、遥相呼应的是罗兹莫非主编的《东亚新历史》对于鸦片战争的剖析:虽然直接导致两国开战的导火线是鸦片，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在近代世界各国贸易往来加强的大环境下，中国闭关锁国的后果。对西方国家来说，中国拒绝贸易开放，是逆世界发展之大潮流。西方人之所以付诸武力，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使用武力将中国纳入近代工业社会深有必要。纵观美国当代教科书，西方中心论的优越思想一览无余: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坎坷被公式化地理解为拒绝跟随西方开拓新潮流的结果，西方列强对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得到完美的粉饰。
相对于战争侵略性质的轻描淡写，几乎所有的教科书对义和团运动均是大书特书，且都不约而同采纳Boxer Rebellion这带有明显贬义色彩的翻译。《东亚新历史》中说:中国人憎恨外国人。其中一个中国地下帮会，叫做义和团，策划起义，要除掉外国人。这个义和团屠杀了200多名外国传教士和3万多中国平民。欧洲列强快速反击，组织了一支国际联军，击垮了义和团的叛乱。该书首先把义和团运动的起因说成是狂妄自大的中国人无法接受欧洲强大的现实。其次污蔑义和团滥杀传教士和平民百姓，从而暗指八国联军使用武力是正义的。与此相反，该书对于八国联军杀人掠夺、火烧圆明园等残暴行径只字不提。另一本由迪康德所编撰的社会科学教科书《美国外交政策史》则对义和团评价如下:义和团，又称拳匪，主要为敌视外国而秘密结社的农民。在慈禧太后的暗中支持下，拳匪们残杀基督教传教士，围攻外国公使馆，旨在铲除外国在中国的影响。美国哈佛大学韦斯利学院的保罗柯文教授是西方史学界研究中国义和团运动的泰斗。他指出:美国民众一般倾向于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一场中国农民迷信排外，反对基督教的落后运动，排斥外国一切先进的东西，是一股破坏力量。拳民形象曾占据20世纪早期美国人有关中国的想象，而在现代美国人心目中，有关中国的负面形象之一就是拳民形象。形象拥有惊人的生命力，一旦产生就会长时间地影响人们的思维。在这一负面形象的塑造中，教科书起到推波助澜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大量被任意裁剪，肢解，甚至扭曲的历史事实中，斯特恩斯主编的《世界文明史》得出如下结论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文明在内外交困下轰然倒塌。仅仅几十年间，中国人在屡战屡败中，不得不改变他们自以为是的世界中心的观念。而打败他们的，正是他们从前看着野蛮人的西方人对于中国人来说，要像夷人学习，就必须对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有一种新的认识，而那正是许多中国人所以不愿意迈出的一步。由此，贯穿在美国教科书中的近代中国形象呼之欲出:拒绝加入席卷世界的近代商业及工业革命浪潮，夜郎自大、固步自封。它展示给世人一个落后荒蛮的面目，这样一个被迷信与专制所束缚，而不能在科学、艺术与精神与西方同步的国家，早已经走向文明的反面。福柯认为:客体需要主体，不是去理解对方，而是去验证自身。在众声喧哗的西方中心的论调之下，强大富有、文明高贵且欣欣向荣的西方形象在穷困潦倒、野蛮荒诞且毫无生机的中国形象的塑造过程中反复得到自我认同、维护和发展。
三、现代中国:多变的异端
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勇气和事迹激起美国公众的同情，美中进入短暂的赞扬与结盟时期。但随着蒋介石的垮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以及冷战时代开始，美国对中国共产主义产生不安与焦虑。随后朝鲜战场上的交锋更是加深了美国人的恐惧，双方互相低毁和攻击，这种对峙一直持续到1972年，因此18世纪晚期的黄祸论再次复活，衍变成为红色威胁论。虽然，在中美建交之后，双方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保持了克制，关系明显改善，但其后到1989年以后又出现诸多反复。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历史背景下，美国的教科书开始全盘为国家意志服务，共产化成为美国教科书中描述新中国的关键词。《世界史:与今天的联系》中，作者将美国拒绝给与新中国外交承认的原因归结为:时值冷战，而中国是苏联集团的一分子。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历史学家威廉杜伊科尔、杰克逊斯皮尔沃格尔所著教科书《世界历史》中，朝鲜战争被冠以标题一一朝鲜战争是中国的不幸。书中说: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朝鲜战争是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新扩张。战争导致其后20年间，中国无法获得任何来自西方世界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不得不完全依赖于苏联。教科书作者巫婆雪尔编写的《世界历史》一书中，是这样描述大跃进的:到了1958年，中国开始自行其是。毛泽东宣告了一项令人眼花缭乱的加速度发展计划原意是超过苏联，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可是盲目热情加上落后技术给中国带来的只有灾难。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世界史:与今天的联系》说: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技术人员和干部接受劳动改造，学校和工厂关闭，经济发展滞缓，人民陷入狂热的内部争斗。可以看出，编撰者不惜浓墨重彩来描述朝鲜战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复杂的历史事件并用非常醒目的图片加深学生对这些问题的印象，在客观上突出了中美意识形态的分歧。
对于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教科书作者们都对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进行了简单概括，但却不约而同地对经济发展进程中的衍生问题，如:国有资产流失、贫富差距、人口问题及环境污染等做了相对详细的描述。一些教科书更是无视新中国在政治体制和民主建设方面的巨大进步和积极探索，对中国的内政和人权状况指手画脚，横加干涉。以历史教科书《世界史:与今天的联系》为例，该书在西藏问题上有失偏颇，说:中国正在镇压西藏的藏传佛教文化。在宗教问题上，对曾经的邪教表示同情，并指责我国政府镇压和迫害法轮功。另外，在台湾问题上，作者更是将台湾和中国解释为两个等同的政治实体概念，说:台湾是四个新兴工业化国家之一。在章节末尾，还向学生提出思考题:你认为台湾是独立国家还是叛乱省?可以想象，这样有悖历史事实，并且相当具有误导性的观念，将极大危害美国学生对中国现状的正确认知和对客观中国形象的塑造。
可喜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军事的复兴，中国的大国地位正渐渐获得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认同。美国大学历史教科书《世界历史》如此评价当代中国:在过去的30年，中国的自我认同感以极其惊人的速度在不断地改变:从内向型文化转向世界事务最积极的参与者，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经济灾难到经济奇迹。从前的封闭状态已经彻底开放，从而引发了一阵阵消费文化形成的巨大浪潮。时髦的衣着，开放的性观念和性行为，西方音乐和其他大众娱乐，使得中国社会变成了一个多面体。可以说，20世纪以来，受全世界风云变幻的政治格局影响，美国人对中国形象的认识在同情与反感，家长式的爱护与恼怒，钟情与敌视，热爱与憎恨之间徘徊。正如英国著名汉学家雷蒙道森所说的那样:西方人对中国的观念在某些时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趣的是，这些变化与其说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不如说更多地反应了欧洲知识史的进 中国更恰如其分的象征是变色龙，而不是龙。
四、结语:他者认识与文化利用
正如梵第根所言:整个比较文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刻画出经过路线。在对美国教科书中中国形象的梳理中，中国形象作为一个难以言说却又让人诉说不止的在场，于不同的时空、语境、话语主体中流传。对于一个表述中国的美国教科书作者而言，他不可能忽视或否认他自身的现实环境:他与中国的遭遇首先是以一个美国人的身份进行的，然后才是具体的个人。法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巴柔教授这样说道: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在个人(一个作家)，集体(一个社会、国家、民族)，半集体(一种思想流派、意见、文学)的层面上，他者形象都无可避免地表现为对他者的否定，对我及其空间的补充和延长。美国教科书中的差异化的中国形象包含着美国人对中国这个他者的理解，隐匿于其后的则是进行着主体选择接受的自我，而这背后则反映了两者各自所处文化与意识形态空间的差距，并凸显出本土文化心理的调整。
因此，美国当代教科书作为文化的传承和延续的重要载体，作为社会变革的产物，反映了特定时期的社会思潮、文化传统、科技水平、民众心态等多种因素的综合。通过对美国当代教科书中中国形象的分类整理，我们可以看到，理想的他者、文明的反面以及多变的异端，这些都绝非客观事实的中国，而是被集体想象后建构的中国。为教育社会化这一目的服务的教科书并不是纯心理的，更是政治的，社会的，它体现了社会不同阶段，不同种族，不同团体，不同宗教，不同性别相互斗争相互妥协的政治过程。正是这种斗争而又妥协的政治过程，决定了美国教科书论说中国的话语模式:即将中国视为与自身相异的他者，把中国想象为与西方不同的文化可感物。美国学者吉福特指出:美国人看待中国时，一直存在两派极端观点的人:第一类人称为拥抱熊猫，即认为中国现在发生的几乎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好的;另一类人被称为屠龙者，认为中国的现状是可怕的，中国是对世界的威胁，中国取得的任何积极进展都不过是橱窗秀。所以形象不仅仅是接受者对他者表现出的一种喜怒好恶，还是一种象征性的语言。书写形象的过程，其实不是一个编程的过程，而是企图将一种文化或者更加复杂难言的东西抽象成具体文字的过程，也就是符号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必然会失却许多复杂丰富性以及有机联系性。
在新世纪的国际话语平台上，不同文化间平等对话的基础，是观察者和被观察者、建构者和被建构者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交流。美国要承认这个中国他者同样具有言说自我的能力与权力;而中国应该注重现代性与本土性的紧密相关，提升全民的价值修为和文化素质，重塑具有独特魅力的自我形象。只有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西方那些关于中国的套话和套话式思维才能销声匿迹，教科书传递给青少年头脑中的中国才能从一个断裂、碎片式形象进化成为一个客观、整体式的中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