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自然生发的新阶段，也是当下中国文学世纪转型的典型显现。这一转型既是中国新文学突破旧文学传统，介入现实、关切当下现代文学精神的延续，也彰显出世纪之初文学书写在题材类型、叙事方式、精神姿态等诸多领域的世纪新变，其中文学与启蒙、文学与乡土、文学与底层、文学与政治等等新文学初期几个经论争、困惑、复返的问题，历经一个世纪后再次集中涌现，这是新文学未竟的事业和当下文学面临的时代课题。近几年，随着新世纪时间长度的增加，文学传播意识的增强及文学创作的勃兴与壮大，新世纪文学的入史意识亦渐趋明显。新世纪文学本身已初具断代特征和研究基础。
但是，新世纪文学是否已与新文学一样乃一种历史性的命名，作为正在生长和壮大的新阶段文学，其与中国新文学传统的精神联系何在?如何恰当地定位20世纪中国文学视域下的新世纪文学?如何评介诸如新世纪文学中的新乡土文学、底层文学,网络文学、青春写作、生态文学等驳杂的文学形态对新文学传统的续接和突破，又以怎样的价值判断切入当下社会状况，传递中国经验?即在新世纪文学的批评和研究中，建立一种当下性让释的评判依据和后果性评价的理论参考，以打开新世纪文学的研究空间，凸显当下文学的世纪新变，最终建构中国文学精神的自足与自信，就显得非常有必要。
一、历时性世纪跨越与共时性当下转型
在新世纪文学仍处于命名的合法性争议过程中，新世纪文学研究也开始走向专题化和深细化，有关文学史资源、文学语境的世纪转型、新文学坐标中的新世纪文学等领域成为批评界热议的话题。这些话题较为真实地体现了新世纪文学在世纪之初正经历的历时性世纪跨越与共时性当下转型的时代难题，即新世纪文学如何跨越线性的文学史时间，确证共时空间内文学的当下性审美特征。
第一，断裂论。在介入新世纪文学与新文学传统关系的论述中，断裂论是一种典型的新世纪文学史观。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南京作家韩东、朱文、鲁羊等50多位作家在20世纪末以断裂为题，开展了质疑既有文学传统、挑战现存文学秩序的活动，特别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公开挑战，以预言新世纪文学必须重新想象中国。这一观点有意标举新世纪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差异，即与过去决裂。断裂论者认为我们要划分的是一个空间概念，即同一时间内存在两种水火不容的写作，如果我们的写作是写作，那么一些人的写作就不是写作我们必须从现有的文学秩序之上断裂开来。断裂论是一种决绝的文学行为，并以一种非此即彼的、冰火不容的写作方式确立此后文学将是一种全新的新生代、新状态文学，而不是其他。这一极端的断裂宣言，事实上直接催生了新世纪文学青春写作、网络写作等新状态文学的繁荣。在新世纪文学的合法性命名时期，姚晓雷、张颐武、邵燕君等批评家也在世纪初断言:网络时代的当代文学是新文学传统的断裂，即基于现代理性基础的新文学传统和以理想和想象彰显自身的文学精神已荡然无存，即使阎连科、韩少功、北村等知名作家的信仰叙事和理想叙事，也只是一种纸糊现象，新生代作家郭敬明、李傻傻、张悦然等的写作姿态乃是一种精神爬行，这一论断意在显现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从总体上已显现对五四新文学以来中国文学表现本土社会历史文学传统的断裂。如果说，韩东、朱文等作家的断裂带有一种决绝的反叛话，姚晓雷、张颐武等评论家的断裂论则是对价值理性溃败的担忧。同时，与断裂论相关，程光炜、南帆、龙扬志等批评家亦有意识地介入这一论题，并对上述两种断裂价值取向进行回应。自此，新世纪文学与新文学传统何以断裂，能否断裂等等讨论逐渐深入到文学传统的承续与断裂的文学史观。
当然断裂论更多显现出的是一种求新求变的急切，是以新文学传统为参照，寄寓新世纪文学一种实现表现社会历史深度的理想。但是在启蒙文化受压抑、资本与市场合谋、消费文化盛行的复合语境下，考察新世纪文学是否与新文学传统断裂，无法回避的问题则是，如何重回当下语境，而不是一种想象的预设。所以断裂论有意切断新世纪文学与此前的文学史的关系，显示出一种超越过往的功利意识，是一种以时间概念的断裂性否定历史概念的连续性的文学进化论。表现出新生代作家彰显自我的世纪末焦虑，也是新锐批评家意欲确证新世纪文学自足性和排他性的主观意愿。诚如程光炜所言，断裂将是一种难以立足的文学史概念。
第二，整体转型说。同样在新世纪文学仍处于命名的合法性争议过程中，雷达、砖可训、张未民等批评家曾不约而同地从新时期文学与新世纪文学是一个整体的角度为新世纪文学正名，而孟繁华、贺绍俊、张清华亦倡导以新世纪文学为跨世纪的新阶段文学命名，并将新世纪文学的命名上溯于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观。在这里，批评家们立足于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长度中定位新世纪文学，而不是将其孤立。比如雷达、张炯、张未民曾借重陈思和的新文学整体观的宏观理论，以现代性烛照观、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论等观念，提出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一个整体，新世纪文学是一种自然生长的文学常态，是对1990年代以来文学状态的延续等观点。可见整体观研究，以时间概念的宽泛性和学理含义的整体性将新世纪文学纳入新文学整体发展的范畴，力图在其与新文学传统之间寻找一个恰当的逻辑契合点。与整体观相近的立论则是将跨世纪的文学阶段作为社会文化转型与文学形态擅变的互动结果。进一步说整体观强调历时性的关联转型说则强调共时性的连续，并以此确立新世纪文学的自足与新质，其文学史功绩自有不可替代性。同时，在新世纪文学创作的跟踪批评过程中，丁帆、孟繁华、张颐武、李兴阳、李林荣等批评家，一方面立足于新世纪文学的转型与擅变，以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为背景，对比新世纪文学中的乡土叙事、进城叙事、城乡书写，等文学形态的内部关联，并进行了专题研究，强调其转型过程本身的连续意义，以确立新世纪文学回应当下中国现实的世纪转型意义。这一方法比较及时地拓展了新世纪文学与新文学传统专题研究的新空间。
另外，与专题性的整体关照相关，陈晓明、张颐武、孟繁华等前沿批评家，仍然强调世纪末文学与文化转型中新世纪文学的结构性意义。论者认为，新世纪文学不再像辉煌的20世纪文学一样成为中国社会文化想象的中心，而只是文化想象不可或缺的一种构成，而现实主义写作也在世纪初开始了再一次本土化的文化转向，这是中国文化内部出现的、最重要的文化转型完成的标志。这也昭示了审美与媒介转型的重要性。
从上述有关新世纪文学转型和跨越的文学史观来看，传统的文学场域与新媒体文学的交汇、传统的文学价值与新生的社会语境遇合，必将在新世纪产生一种有异于新文学传统的审美方式和艺术形式。文学转型在物理时间的跨越与共时空间的文学范式之间的矛盾，均已显现出新世纪文学以新文学传统为参照来确立其新质的历时性跨越与共时性转型的世纪焦虑。在得出这一结论时，另一个问题也随即产生了，即当新世纪文学要面对这一个世纪难题时，我们是否应该追问:新世纪文学究竟在参照、回应怎样一种新文学传统呢?
二、确认传统与对话传统
上述新世纪与新文学传统关系的建构性表达，是以文学表征为出发点，以时间变化为逻辑关照点进行对比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为新世纪文学的自足性和科学性提供了理论参考依据。但是，由于新世纪文学创作时间较短，文学作品经典化的程度仍不够高，此前的批评预设和建构行为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比如既然要关照新文学长度视域中的新世纪文学，那么我们该如何确认其与新文学传统的关系，二者能否对话，以怎样的姿态对话?
第一，新文学传统的确认及其可阐释性。通过上文对新世纪文学在场批评者介入状况的梳理可以看出，尽管断裂论转型说等诸种观念均已意识到新世纪文学与新文学传统乃至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的重要关系，但是对于新文学传统观本身的梳理和确认尚不够明晰。作为一种丰富多义的历史文本，新文学传统到底怎样，有没有一种直接为我所用的传统，或者应该以怎样的阐释进入传统，这在新世纪研究领域仍是一个有待探究的难题。
从新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春新文学传统观的形成是在五四新文学革命时期，其新最初体现在反传统的立场层面，即在语言、文体、思想等方面相对于中国古典文学而彰显的标新立异，此后在不同的社会语境和回望传统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评判中，有关新文学传统的内质界定几经争论和辨析，逐渐形成了四种新文学传统的学说，即周扬、冯雪峰、王瑶、支克坚、黄曼君等学者的革命说李泽厚首倡，朱寿桐、杨春时等学者发展的启蒙说王瑶、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朱德发等学者的现代说，以及温儒敏、洪子诚、陈晓明等学者提出的新传统说。四种学说，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或强调新文学中思想革命与社会革命传统，或侧重启蒙、救亡以及超越启蒙的理性精神，或强调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张力，或主张在新的文学语境中重新阐释新文学传统，其目的在于反观和建构其对于不同时代、不同价值系统的文学意义。比如，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以启蒙为主的人的文学传统和关注无产阶级大众的人民文学传统，前者侧重于对人的发现与解放，是缘起于从五四开始的人民文学运动，沿着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并以接近群众的语言描写现实生活和斗争的人民文学，这是出于革命现实主义文艺合法性的阐释，在客观上又促成了人民文学新传统的形成。已故文学史家支克坚在论述这两种新文学传统的关系及意义时认为，学术界一般认同的新文学传统就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多把目光集中在西方文学的刺激与启迪方面，注重知识分子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强调以精英立场启蒙大众以完成社会改造的文学理想，忽视了人民文学，的历史价值。而陈平原认为，新文学是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因为中国是一个自身不断变化的实体，具有自己的运动能力和强有力的内在方向感。，
第二，动态阐释，作为对话传统的传统观。诸多肯定新世纪文学与新文学传统关系的论述，仍局限于就传统论传统，是一种理论的演绎，其价值判断要么肯定传统的功用，放大新文学传统的当下价值，是一种静态的文学传统观;要么有意阻断当下正在生成和新变中的文学传统，缺少对话传统的意识，其结果是封闭了文学资源和文学传统，难以对新世纪文学做出恰当的当下性价值判断。所以，与怎样的传统观对话新文学传统事关新世纪文学观念根基的形成。诚然，新世纪文学与新文学精神一脉相承，这已是定论，但两个阶段的历史语境迥异。比姐底层书写、新乡土叙事、网络文学等呈现出与20世纪中国文学某种连续与断裂，这一系列文学形态的社会、文化环境与新文学传统之间的区别首先在于表达形态，这在很多论者那里都有所体现，也容易得到认定，难的是如何在两个不同时期的文学表现方式中作宏观的文学史辨析，并对两阶段文学书写的文学史意义予以深度分析，如果仍停流于在20世纪中国文学资源中截取某一种思潮或话语片段，并与新世纪文学作对比、比附式的关联性链接，缺乏一种宏观的文学史视野和当下性让释的开放眼光，也就很难将新世纪文学置于新文学传统及其精神资源序列当中作出细致的考量。
事实上，传统既可以是一棵大树，供后人纳凉，也可能是一个包袱，使后人囿于既成惯例。所以，对文化传统的认知意义在于文本自身具有的结构性特征与阐释理解文本的辩证运动中，正如雷蒙威廉斯在《文化分析》所在一个整体社会中，在它的全部活动之中，文化传统可被看作对先人的持续选择和重新选择，一个社会的传统文化总是倾向于与它同时代的利益和价值系统保持一致，因为它绝对不是作品的总和，而只是一种持续的选择和阐释。威廉斯注意到时代的利益和价值系统对传统选择的重要性，以具体时代的价值系统对传统的选择和建构，即一种动态的阐释传统观。
若能在动态的文学传统观中关照新世纪文学与新文学传统的历史生成与当下新变，在启蒙、革命、后革命的转移的复合语境下，择取底层文学、乡土叙事、网络文学、城市文学等新世纪勃兴的文学形态，确证新世纪文学与新文学传统之间的承继与扬弃，或关注二者之间对话与潜对话，既可以丰富和阐释新文学传统，也可以在新世纪文学传统溯源中主动参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建构。
三、激活传统与创化传统
文学史观念中的断裂观也好转型说也罢，在新世纪文学领域，根源于世纪之交当代中国文化出现的新格局，也折射了新型文化的内在冲突，这标志着现代性的建构仍是中国文化当代发展的根本性任务。那么，我们能否以新文学传统的生成与流变为背景，以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发展与演变为参照，考察新世纪文学的生存语境，客观分析诸如乡土文化、消费文化、网络文化等新世纪文学的典型形态与典型文化之利弊，评估新世纪文学题材选择和书写方式的常与变，并在新世纪文学的价值选择中分析中国文学当代发展应然的价值取向呢?我们不妨以新世纪文学中的底层文学和新乡土小说这个影响深远的文学思潮和文学形态为例，分析其对新文学传统的激活和创化。
第一，底层的自我表述与新文学传统的激活。在底层文学成为新世纪最大的文学思潮时，即被部分论者认为底层关注古已有之，至少是五四新文学为人生，文学和写血与泪文学传统的当下延续，同时又是左翼文学、文化在当下的复兴;也有部分论者将其置于新文学单一的启蒙话语，对新世纪文学的资源作集体向后看的传统追认。犯从新文学与底层民众的关系来看，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之初，就已经确立了与底层民众沟通与对话的方向，这是新文学的一个可贵传统。但是，五四文学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恰J哈是启蒙底层民众，以期民众的自我觉醒，而后者更是五四知识分子的困惑和心结，正如鲁迅曾言:在现在，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这是另外的人从旁看见平民的生活，假托平民底口吻而说的。犯在鲁迅看来，真正的平民文学要等到平民得到真正的解放，因为现在的文学家都是读书人，工人农民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难题在新文学初期并未能得到解决，鲁迅的愿景也未能在其有生之年实现。历经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当底层文学同样面对质疑者表述/被表述的责难时，我们看到了两个世纪几乎共时的难题，即平民(或底层)能否自我发言，若不能，作家(或知识分子)代言的合法性和限度何在?一个鲜明的倾向是，代言最有可能使作家陷入自我身份确认的道德焦虑，或因此有意制造底层状况而引来道德归罪，最终仍然成为知识分子自我价值焦虑的言说方式。
新世纪文学在回答底层能否说话，底层能否自我表述的一系列问题时，是否仍是五四平民文学传统的线性延续呢?当然不是。从书写姿态来看，将文学与现实人生发生密切关系，并将创作主体置于自我审视的地位，既是鲁迅等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自我审视的一种途径，也是我们以此反思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的切入点。在这种关切点中，人道主义的深刻的理解与同情与个人主义的消遣与欣赏是区别文艺的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的分水岭，也是中国新文学能否将底层作为与自己相关的集体并将自己也燃烧在里边(鲁迅语)文学观念的明显界限。具体而言，就是以谁的眼光和视角看待底层，以何种价值观来定义底层，这是新文学与现实血脉相连的价值所在。在这个意义上春底层文学即是对启蒙文学的承续。但是，新世纪底层文学的新质更多体现在作家群体对现时代复合语境下实践自我表述和底层突围的新的文学精神。
新世纪底层文学所面对的是消费时代盛行、资本与市场合谋、阶层严重分化等复合社会语境，其书写对象是这一现实状况中的新阶层。在这一阶层中，既有一些不能言说的沉默的大多说，更有开口说的少数而后者的出现，是新文学在百年发展历程中的一种全新内变。打工文学、留守日记，以及候鸟叙事、城中村叙事等文学类型和叙事形态，已经开启了自我言说的文学新历史。尽管他们的表述不及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启蒙和自审意识深刻，但足以触动当下社会迟钝的神经;他们在进行自我言说时，打破了知识分子代言的想象，比如王十月、郑晓琼等，他们不刻意想象血与泪，而更多描写现代机器生产拉(线)上沉重的叹息，在闷罐车里焦急的乡思;当他们在异乡的水果摊上看到被挑拣的苹果，就想到和自己同为漂泊者的命运;作为建设社会大厦力量的主力军，他们能用笔墨写出自己的思念、孤独，甚至仇恨。那个无声的世界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所有这些，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个时代一个庄严的时代命题。
这种表述，从主体到客体，没有中介，没有他者想象，而是一种真切的自我表述。这一表述的出现是普通民众(平民)将自己作为心灵主体的伟大实践，也是鲁迅所期待的平民开口和自我表述的文学行为，更是文学审美现代性的典型显现。所以，新世纪底层文学中的打工文学、留守日记以及贱民歌唱、草根自述等文学样式和文学形态，一方面从底层主体言说的层面开始部分地饯行五四一代作家启蒙理想的终极关怀，同时又激活了启蒙的、革命的历史话语。在历经一个世纪后底层文学使新文学初期未完成的启蒙得以继续，也使人的文学未竟的文学现代性得以远距离续接。这既是一种历史主体获得解放的社会进步，更是新文学中为人生的启蒙话语、为艺术的审美话语、为政治的革命话语在新世纪文学中的当下新变。
从历史主体解放的角度看，新世纪底层文学、打工文学等文学形态是被启蒙的民众在自我表述中自我突围、自我救赎的书写方式，是新世纪文学对新文学传统的延续、突破与创化。
第二，乡土叙事的当代变迁与新文学传统的创化。新文学初期形成的乡土叙事传统，其思想根基建立在作家对乡土社会以血缘、家族为静态结构的审美判断上。1920年代周作人、鲁迅等首倡的乡土文学传统中的乡土叙事，通过鲜明的人性和道德的尺度控制人物和事件;在叙事伦理层面表现为对新旧社会变革中的道德批判、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这既是中国新文学初期形成的乡土审美经验，也是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传统在1990年代式微后能够再度复苏的思想起点。.这一审美经验的改写发生在城乡关系壁垒被打破、城乡互动真正形成的过程中。
首先，新文学传统中的城乡关系。19世纪后半叶，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开始兴起，传统农业国家逐渐出现了城市与乡村的分野，并形成了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形态。中国新文学在发生期已表现出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的强烈冲突，凸显了作家体验、回应现代性时复杂的价值取向，这是五四时期乡土文学出场的历史语境。而新世纪的乡土书写，特别是新乡土小说的根基是建立于1980年代的农村题材的小说和1990年代逐渐成型的多元价值。这一书写逐渐跨越了对静态的乡土社会的审美批判，更多呈现出城市与乡村的交往，农民与城市的博弈，这里有对异质化的空间变迁的把捉，也有对落后与先进、愚昧与文明二元结构的理性辨析，更有对乡村文化伦理和城市文化伦理的交往融合的切身关照。这一变化是百年农民心灵史在新世纪的历史节点上的飞跃，也是新语境下文学自身审美表达的历史使命。
尽管20世纪文学中的乡土小说、农村题材小说与新世纪新乡土小说具有同源关系，但二者已存在明显的差异多土文学叙事空间明显具有符号化特征，比如鲁迅的鲁镇、未庄，或者王鲁彦、许钦文、赛先艾等的故乡小镇、山地农村等。在新文学传统中，农村作为知识分子关注底层民众和社会进步的一个空间概念，仍然是作家回厄的、想象的精神家园，而不是变动的日常农村世界，在乡土文学的审美观念中，农村文化愚昧落后、狭隘保守。所以，在乡土小说中没有体现出两种文化的互动与交融，仍停留于一种单一空间的文化想象，甚至乡土文学作家提出避开都市题材，专写边远乡镇中的人物和风景。在很长一段时间，乡村与城市的隔离未能被拆除。虽然鲁迅的《阿Q正传》、老舍的《骆驼祥子》《离婚》，甚至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等小说从不同层面触及城一乡关系，但进城叙事在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为后来作家很好地继承。同样，城市书写也仍在相对封闭的都市空间展开，如1930年代的穆时英、刘呐鸥、施蛰存等新感觉派文学，在咖啡厅、酒吧、歌厅等现代性特征的局域空间里寄托了知识分子的现代体验:身居都市的孤独与落寞。在都市文学中，城市具有非人性道德和历史罪恶，而革命文学中的都市也最终成为革命和欲望的容器，这是现代作家对欲望化都市的集体表述。城市与乡村、都市与乡下等城与乡的空间互融的书写局限显而易见。
此后，由于战争和社会政治等客观原因，城乡互动关系进一步被历史性地制约和遮蔽，20世纪50 - 70年代，中国社会对城市、城市文化表现出相当消极的态度。城市与乡村书写没有突破此前的城乡隔绝与城乡对立。
其次，新世纪文学的城乡互动书写。近三十多年来，特别是新世纪初，制度层面的城乡流动壁垒进一步被破除，城市化进程加速，城乡一体化已成为时代巨变的风向标。城乡之间的物资交换、人口流动、文化交流等日益频繁，城乡空间成为一个最为重要的、对人民生活影响最为巨大的社会结构存在，也是当下中国社会正在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铁凝的《哦，香雪》，高晓声的《陈负生上城》，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标识了这一时代巨变。城乡互动已成为时代解冻的春之声。这为此后的城乡关系书写发出了信号。1980年代中后期，新写实小说中的《一地鸡毛》、《塔铺》等小说则是以历史和现实中的进城难题，表达了人在面临日常生活构成的生存困境时的无奈与尴尬。在新世纪文学中，进城叙事再次成为文学面对的重大命题，城一乡关系书写再度成为文学表现中国社会城市化、现代化的重要语码。首先，从符号化到具体化。新世纪新乡土小说立足于现代性视域下的乡村变革，将小说的叙事视域与叙事空间向城市甚至荒野扩延，出现了城中村空间叙事、农民市民化叙事、侯鸟叙事等动态的审美空间和交往叙事形态，作家开始以交往的眼光将乡村看成一个变动的现实空间，而不是静态的历史空间，这是对五四乡土新文学传统乃至新时期农村题材小说相对封闭的想象空间的突破，从而逐渐形成了文学世纪转型过程中新的审美形态和审美经验。其二，从想象化到经验化。新文学传统中想象化的符号乡村中，人物形象虽具有高度的典型特征，落后、愚昧、精神胜利，这一判断是现代性知识分子批判传统的利器。而新世纪以来的乡村逐渐显现出具体化、日常化、细节化的现实乡村景象，无论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中的回乡困境的原生态世相呈现，李洱《石榴树上结樱桃》中世俗化乡村生存难题等，还是极尽叙事技巧的《上塘书》(孙惠扮、《生命册》(李佩甫、《带灯》(贾平凹)等新乡土小说，或以细节带动叙事，或以日常生活呈现乡村社会在时代褶皱里的隐在变迁。这既是一种新的乡土小说审美，也是对新文学传统中乡土小说资源的激活与创化，显现了现实语境下社会转型及其表征背后隐含的当下性乡土经验，对发掘言说中国经验的表述方式有积极意义。
新世纪城一乡关系中呈现的日常化、琐碎化的叙事方式注重感受和体验的生活碎片，根源于转型期乡村社会遭遇的整体困境和城市生活制造的现代性碎片。从另一个侧面看，又是传统自身按照经验、习俗、惯例而自发存在的质性传统的连续和异变，也是新世纪文学应对当下现实的时代性显现。
总之，新世纪文学从命名初期即与新文学传统之间进行着对话与潜对话，但二者的关系并非不言自明。新世纪文学与新文学乃至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既不是一种断裂，也不是臣服，而是一种世纪转型语境下的承传、革新与创化。无论是新世纪文学历史根基的寻找还是以当下价值标准选择让释传统的努力，都是建构中国文学精神、铸造新世纪文学的思想和理论资源的重要途径。所以，重新发掘与建构二者的精神联系，立足当下，回望传统，确立新质，可为新世纪文学发展寻得创新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