陋俗文化是指特定时期内体现于风俗惯制上的并为传统人伦文化所认同的文化糟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陋俗文化并没有随着剥削制度的覆灭而消失，依然残存在新中国的各行各业中，严重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风尚的树立和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为移风易俗，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更好地开展文化建设，新中国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造陋俗文化的运动。这场运动涉及而之广、参与人数之多是前所未有的。知识分子作为传统文化保存和传承的主体，他们积极参与、投身这场运动，并把改造陋俗文化与自身改造相结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大批合格的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各类人才，彻底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残余，确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思想意识领域的领导地位。要完成这一任务，新中国就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文化建设。然而，封建色彩浓厚的陋俗文化依然存在，对新中国的国家安全、文化建设、社会新风尚的树立都非常不利。在广大城镇和农村，娼妓制度或明或暗地存在着，性交易现象依然存在;有些地方吸食、贩卖鸦片烟毒的现象还很严重，众多林立的烟馆照常营业;社会中重男轻女、男尊女卑、歧视妇女、包办买卖婚姻现象还大量存在;淫秽、色情图书刊物依旧暗地里流通着。据资料显示，1949年初，仅上海一地注册的妓院就有800多家，妓女多达9000余人，人口之比高达1:37。全国吸食鸦片烟毒的人约有2000多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4.4%。其中烟毒危害最严重的西南地区就约有烟民600余万，占全区总人口的8%还多。上半年，在全国所有的民事案件中，婚姻案件占了绝大部分，许多的妇女由于自身权益得不到保障而轻生。此外，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土匪、甚至国民党特务往往选择妓院作为藏身之所，利用这些场所藏污纳垢，肆无忌惮地从事制毒、贩毒勾当，严重地扰乱着新社会的治安，甚至威胁到新政权的安宁与稳定。低级、淫秽的图书刊物传播着大量反动思想和腐朽的生活方式，毒害着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和儿童。新中国要开展文化建设，移风易俗，树立新社会风尚，就必须革除陋习、改造陋俗文化。这样，一场由新中国各级政府发动和领导、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的改造陋俗文化运动由此展开，其作用也随之显现。鉴于篇幅，本文主要探讨知识分子在改造陋俗文化运动中的作用。
一、支持、参与废除娼妓制度行动
娼妓制度是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的特殊产物，在中国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危害社会秩序的公害。新中国成立前，全国有妓院近万家。妇女沦为娼妓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为生活所迫、婚姻不幸、被人贩子拐骗、自甘堕落等。由于娼妓制度是封建制度特殊的产物，存在的历史很长，新中国要废除娼妓制度不仅仅是将妓女从娼门中解放出来就能彻底解决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废除娼妓制度从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开始，主要有两种方式:北京方式和天津方式。北京方式是人民政府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摸清妓院的情况，集中力量，统一时间，采取果断措施，集中封闭妓院、分别处理妓女和老板。1949年1月北平解放，在完全接管政权后，北平市政府将妓院列为特种行业，采取措施进行限制和管理。3月，政府发布对妓院进行强制管制的若干暂行规定。之后，又先后成立处理妓女委员会和封闭妓院总指挥部作为禁娼运动的领导机构。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做出《关于封闭妓院的决定》。当晚，正式封闭全市妓院224家，拘留、惩处老板和领班424名，收容妓女1288名。天津方式是采取寓禁于限的方针，在相对长的时间内，通过行政管理，限制妓院的发展和妓女人数的增加，使这一行业逐步萎缩，在适当的时候封闭妓院。1949年8月18日，天津市公安局拟定《天津市政府公安管理乐户及妓女暂行办法草案》，限制乐户经营范围。11月，天津市政府做出《关于管理乐户及妓女的指示》，指出对于乐户及妓女，在寓禁于限的原则下，政府给她们提供生活出路，采取加强管理、鼓励转行、逐步消灭的方针。与此同时，大张旗鼓地宣传旧天津娼业的罪恶史，宣传新政府的政策、法令、法规，保护妇女的地位和权利，并对窑主展开调查，严惩恶霸窑主。到1952年5月底，天津市的妓院和妓女完全绝迹。
知识分子在这场行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利用自己掌握的文化知识教育妓女，帮助她们认识娼妓制度对社会和自身的危害。妓院乃旧统治者和剥削者摧残妇女精神与肉体，侮辱妇女人格的兽性的野蛮制度和残余，传染梅毒淋病，危害国民健康极大，而妓院老板、领家和高利贷乃极端野蛮狠毒之封建余孽。通过教育，妓女们逐渐认识自己所从事行业的巨大危害，愿意接受政府改造，希望重新做人，并燃起追求新生活的信心和勇气;第二，利用掌握的知识，组织和参与政府为妓女开办的各种文化学习班、疾病治疗小组，提高她们的文化知识水平和健康水平。旧社会，妇女沦为妓女主要原因是文化水平不高，不能很好地维护自身权益。沦为娼妓后，往往身患各种疾病又不能得到及时治疗，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痛苦万分。妓女们通过文化学习和疾病治疗，身体健康状况大大改善，从而增强了对新社会的认识，她们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之中;第三，帮助她们学习技能。缺乏生存技能是旧社会妇女沦为妓女的重要原因。知识分子利用自身掌握的专门技能，教妓女们学习各种技能。掌握技能之后，她们重新回归社会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
二、参与清除鸦片烟毒的斗争
自鸦片烟毒传入中国以来，一直是毒害中国人民肉体和精神、危害极大的一种毒品。近代以来，中国政府多次发布禁止鸦片烟毒的法令。还在清朝雍正年间的1729年，清廷就发布上谕，规定:凡贩卖鸦片之人，处枷号一月，并分发近边充军开设烟馆者，处杖一百，并流三千里。之后不管是清政府、太平天国农民政权、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颁发了一系列禁烟、禁毒的法令、法规，并在一定程度上付之于实施。然而一直未能禁绝。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国种植婴粟而积高达100多万公顷。仅西南地区就达1545多万苗，烟民600万。以制毒、贩毒为职业的达30余万人，几乎遍及全国。鸦片烟毒在中国大地盛行，既严重地摧残了中国人民的体质，又影响了人民的生活、精神状态。新中国成立前后，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往往利用制毒、贩毒牟取的暴利来拼凑经费，猖狂地从事反革命活动。制毒、贩毒成为各类反革命分子破坏革命事业的手段之一。为此，禁绝烟毒就成为建国初期新政府为确保人民体质健康、巩固新生人民政权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政务院在1950年2月24日颁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开始规模空前的禁烟禁毒运动根据《通令》精神，各地政府制定了相应的禁毒条例，成立专门禁烟机构，在辖区内开展没收鸦片烟毒、查封鸦片烟馆、围剿鸦片毒犯的专项运动。知识分子积极参加反对烟毒的宣传、查禁活动，曾吸食鸦片烟毒的从自身做起，主动戒掉烟毒，带动周围的人戒烟，并检举、揭发、打击毒贩。知识分子发挥作用主要体现在配合政府开展禁种、禁运禁售和禁吸三个环节之中。禁种是禁烟禁毒的第一步，也是从根源上断绝烟毒来源的关键步骤。在农村，农村知识分子首先参与当地政府宣传烟毒危害的活动。他们从自身做起，积极响应政府改种粮食作物不再种植鸦片的号召，发挥了示范作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他们的行为带动了周围的农民;其次是批评教育身边种植鸦片烟的农民。对不遵守法令、批评教育无效、仍然我行我素种植鸦片烟的农民，政府采取果断的措施，铲毁已种植的鸦片烟苗。由于各级政府强有力的领导，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禁种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甘肃省从1950年3月到6月铲除烟苗11万亩，1951年全省铲除烟苗14.7635万亩。福建省据福州、莆田、平和等25个县市统计，1950年至1951年共铲除鸦片烟苗1676亩，又4万株。禁运与禁售鸦片是杜绝烟毒的重心。只要卡住烟毒的流通环节，让毒贩在光天化日之下曝光，就可以使种植鸦片烟的农民没地方可卖，那些瘾君子没地方可买，从而有效地控制毒品再危害人民。1950年9月内政部发布《关于贯彻严禁烟毒工作的指示》，全国开展严惩毒贩行动，关闭所有烟馆，一律没收烟具、烟毒，惩办开设烟馆人员。根据《指示》精神，各地政府开展严惩鸦片毒贩和烟毒销售者的行动，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禁吸是禁毒的最终目标。各地政府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一般采取逐步禁吸的方法。大多数烟民经过干部耐心的教育后，他们自己可以戒除，有的由干部监督戒除，少部分经教育还是不能戒除的烟民，往往采取处罚或强制戒除的办法。政府将烟民登记在册，举办烟民学习班，建立戒毒所。同时，卫生部门研制戒毒药丸，帮助烟民戒除毒瘾。
在禁种、禁运禁售和禁吸三环节中，知识分子利用自身知识、信息等方而的优势积极参与宣传活动，除了执行政府的号召不吸烟毒、不种婴粟之外，还教育周围的人不吸、不种鸦片，并积极参与揭露、打击毒贩，劝告、帮助身边的烟民戒毒。在人民政府的领导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支持、参与下，到1952年12月，新中国共处理毒犯5162名，缴获毒品3396056两，制毒机235部又15716套，各种贩运藏毒工具263459件。新中国仅用了三年不到的时间就彻底禁绝横行百年、多次禁而未绝的烟毒。
三、帮助妇女获得解放、提高妇女地位
改造陋俗文化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解放妇女、提高妇女的地位。《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而，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份为实现男女平等提供了法律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于1950年4月30日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男女双方都有选择职业、参加工作和社会活动的自由，对家庭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和处理权，夫妻双方都有互敬互爱、互相扶持、互相帮助、和睦团结、劳动生产、抚育子女、为家庭幸福和新社会建设共同奋斗的义务。为更好地贯彻《婚姻法》，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在1952年11月和1953年2月，两次发出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把1953年3月定为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号召全国人民行动起来，广泛而积极地宣传《婚姻法》，监督《婚姻法》的具体执行情况。
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剧团编导、演出了体现新爱情观念的戏剧《王贵与李香香》，宣传、倡导新的婚姻观。各地根据本地情况编演了反应新爱情观的戏剧。如:湖南省郴县专区郴县湘剧团就自编自演了湘剧《三毛健打鸟》。随着科学文化教育的不断推进，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婚姻观念逐步树立。《婚姻法》颁布以后，广大青年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由衷地拥护《婚姻法》，主张婚姻自由，反对包办买卖婚姻。据河北省《婚姻法》检查组1955年5月的抽样调查资料显示，在定县帅村，1953年结婚29对，其中自主婚23对，包办婚6对;1954年结婚28对，其中自主婚26对，包办婚2对;1955年上半年结婚11对，其中7对自主婚，4对自由婚。同时，政府宣布废除事实婚姻，建立婚姻登记制度。婚姻登记制度的推行，既承认和保护了合法婚姻，防止包办买卖婚姻、早婚、骗婚等现象发生，又有效地保护妇女，促进美满幸福家庭的建立。
为让广大妇女真正获得解放，党和政府要求妇女们走出家庭，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为自身的解放创造条件。为实现此目的，政府专门开办了各种各样的妇女学习班.提高她们的文化知识水平和技能。为鼓励女童上学，政府让她们免费入学，同时吸收超龄的女生入学，甚至还允许她们背着弟妹来上学;对于成年妇女，则通过举办扫盲班、识字班、夜校，让她们脱盲。知识分子利用自身优势，不仅充当教员，还动员自己的家人参加学习与培训，学习文化知识和技能，提高自身素质。
建国之初，妇女要走上领导岗位、担任领导职务往往会遇到很大的阻力，特别是农村妇女。中国传统社会是个男尊女卑的社会，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女不如男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后，妇女不如男子的思想依然存在。当时社会上就流传着妇女管家事还可以，管国事就不行、那有妇女领导男人的道理?等不正确的说法。为此，政府就需要做大量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政府的领导下，知识分子特别是女性知识分子参与其中，率先垂范积极参政。在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和身边事例教育之后，人民的思想状况开始改变，妇女参政议政的积极性逐步提高。1949年，晋绥地区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很多妇女被选拔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上担任职务。被选举到区以上政府和机关中任职的女干部有257人，加上原来已有的共615人。土地改革以前县级女干部只有26人，1949年则有132人。一般村人民代表会议中女代表约占15%。
四、参与、配合处理反动、淫秽书刊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就把打击和处理各种反动、淫秽的图书画报当成是阶级斗争，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对待。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问题和关于加强对私营文化事业和企业管理和改造的指示》、《国务院关于处理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图画的指示》等文件，为各级公安机关和文化主管部门开展图书清理工作提供指导性意见和政策支撑。各级公安机关和文化主管部门通过查禁、收换和保留等方法收集了许多不健康、甚至反动的书刊、图画。在旧社会，知识分子曾是旧书刊的保存者和传播者。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大力配合、参与这项运动，不仅主动交出自己收藏的书刊、图画，还动员熟悉的人员交出所收藏的书刊，提供旧书刊藏身的线索，使得这项运动能够顺利地展开。为彻底打击和处理各种反动、淫秽的书刊，文化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采取对所有回收下来的旧书、旧连环画，全部进行了整理，清理出样本8套，分送文化部、文化部所属版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市文化局、上海市卫生事业管理处等单位保存。除内容反动的图书交有关部门保存作为资料备查外，其余全部送造纸厂作纸浆销毁的办法。为断绝这些书刊的来源、流通，政府还对与图书出版发行相关的私营出版业、期刊社、印刷业、发行业和书铺书摊进行清理、整顿和改造，加强对这些行业的领导和管理。倡导出版社尽可能多地出版适合人民群众阅读的书刊、通俗读物和少儿读物。从事出版、传播行业的知识分子积极参与，严格执行政府的指示。由于政府措施的得力和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使得大量有毒的书刊被清理出来并得到及时处理，为新中国彻底改造陋俗文化、传播社会主义新文化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综上所述，建国初期知识分子在改造陋俗文化中自身的思想觉悟和政治参与意识不断提高，起到了典型示范、积极促进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架起了党和政府与群众联系与沟通的桥梁，为新中国移风易俗，树立新社会风尚、开展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