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龄人工流产和反复人工流产，让一个个不该担此重负的“霞芳”们增加了健康风险，青春的人生也因此抹上阴影
“很多大人一看别人的气色，就知道那人打胎了。真的这么容易看出来吗？有什么可以避免让别人看出来？多少天可以恢复到之前的正常样子？”在做人工流产手术前，小美（化名）在网上匿名发帖询问。
《t望东方周刊》记者遇见她的那一刻，19岁的她正脸色蜡黄地坐在医院的休息室里。
“没有想象中的疼，但是让人很害怕。”小美说，“我之前在网上看了点人工流产后应该注意的事项，刚才医生和护士也跟我讲了。”
她没有告诉别人自己流产的事，“我怕家长骂我，怕朋友们议论我。”
低龄人工流产和反复人工流产
17岁的霞芳（化名）坐在手术室外，这是她第二次意外怀孕。“必须得流掉，我还没结婚，也不见得就跟他结婚，不能生下来。”她说。
“为什么不做好避孕措施呢？”本刊记者问。
“你有男朋友吗？你要是有了男朋友你就知道了。”霞芳苍白着一张脸，苦笑说。
在做了十几年妇产科医生的汪富蓉眼里，像霞芳这样低龄未婚先孕的例子并不“扎眼”。“我接触的病人中，最多的一个做了11次人流，最小的年龄只有13岁。”
16岁的小燕（化名）曾来向汪富蓉求助。“她来的时候，已经超过了做人流要求的时间，只能做引产。”汪富蓉说。
所谓“人流黄金时间”，是指怀孕35天到50天，此时孕囊不大也不小，适合做人流手术。
伤害显而易见。如果过早做人流，因胚胎刚刚发育，还很小，很容易发生空吸或漏吸，造成手术失利或人流不彻底，需要再次进行清宫。如果过晚做人流，孕囊已经发育得较大了，出血量会增多，对子宫的伤害会更大。
汪富蓉试着给她在医院妇产科工作的医生朋友打电话，希望能够帮小燕的忙，但是入院引产要求开“证明”，而小燕又因为不敢让家里人知道没办法开证明。
小燕能做的，是上网找到一家网页广告看上去还算不错的民营医院，偷偷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这些年轻的女孩来说，错过“人流黄金时间”还不是最糟糕的情况。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中国代表处青岛你我健康服务中心的医生王立君向本刊记者介绍，她上个月帮一个女孩做过人流手术，并且千叮咛万嘱咐术后注意事项，但是，“一个月之后她又来找我，再次怀孕。”
低龄人工流产和反复人工流产，让一个个不该担此重负的“霞芳”们增加了健康风险，青春也因此抹上阴影。“每次女孩儿都一脸泪，每次男孩儿都一脸歉意”，但却没有减少年轻女性（25岁以内）人工流产的数字。
其后发布的《报告》显示，在未婚妊娠的女性青少年中，90.9%有过人工流产的经历，有19%的怀孕女性青少年有过多次流产经历。
每年到底有多少人次流产
曾经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婚前性行为，已然没有了闸门。
《报告》显示，中国未婚青少年中，约有60%的人不同程度上接受婚前性行为或持模糊态度，22.4%曾有性行为，男性青少年性行为比例高于女性。其中大多数在性行为时未使用任何避孕方法。
“不能笼统地说中国的人流率持续上升。但是我们要意识到未婚青年的人流率居高不下，这是个事实。对于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计生专家发出了担忧的声音，还有一个声音来自于辅助生育的专家，因为发现很多不孕者做过人流，并且做过多次人流。”国家人口计生委研究员、避孕节育专家吴尚纯对《t望东方周刊》说。
中国每年到底有多少人次流产？
1300万人次是一个被广为引用的数字，不过，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原卫生部统计的数字。而目前按照《中国卫生年鉴》的数据，每年有600多万例的人流手术。一些人认为，这显然不是全貌，因为许多民营医院的数据并不全，更不用说其他隐蔽的无法统计的黑诊所。
尽管人工流产的手段是成熟的，但不意味着不会给女性健康带来危险和伤害，可能导致盆腔感染、宫腔黏连、输卵管阻塞、子宫内膜异位症、月经不调等，会大大增加女性不孕的几率，甚至导致习惯性流产、继发性不孕、早产等。
未婚人流率缘何居高不下
“知识匮乏是源头。大多数人获取信息是通过网络，不准确，而且人工流产危害知识太匮乏，知识质量也有问题。”吴尚纯对此很焦虑。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胡玉坤向本刊记者分析，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青少年固然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接触一些“性”的内容，并获得只鳞半爪的知识，但其知识是残缺不全的，很多人对于避孕只是一知半解。
“譬如，有的人把流产当避孕措施，把紧急避孕药当常规避孕药用，有的人不能正确使用避孕套，而有的仅仅依靠安全期或其他更不可靠的避孕措施。”胡玉坤说。
造成未婚人流率居高不下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性生活变早了，而结婚的时间在推迟。这客观地拉长了婚前避孕的时间长度。”吴尚纯说。
2013年，世界避孕日中国调研报告显示，37%的年轻人初次性行为发生在19岁以前，64%的年轻人有婚前性行为。
从初次性行为到结婚，其间的时间，成为中国计生工作的空白期。
避孕教育的中外差距
“避孕本是性健康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目前，对艾滋病教育已得到普遍认同，但对避孕教育仍存在阻力。”胡玉坤解释说，“境内外许多经验事实表明，不论是主张婚前禁欲，限制谈论性和避孕，还是限制获得避孕药具或流产服务，其结果有可能适得其反，只能使青少年放弃避孕而不是性活动本身。”
现实是，在激活了的妇科市场，以经济收益最大化为目的民营和私立医院占据了重要位置。从表面看，它们对青年人比较“友好”，但其商业化取向不可避免地导致收费较高。由于医患信息不对称，无收入或者低收入青少年有时“挨了宰”还得接受过度治疗。所谓“无痛”、“微创”、 “可视”或“超导”人流的商业广告与虚假信息铺天盖地，令青少年无所适从。
“如此高的未满足的避孕需求和未婚人流比例，昭示了避孕信息与服务的缺失和缺位。值得关注的是，年龄越小，在性事务上越缺乏知识或经验，因而也越易失败。这不仅凸显了性教育的困境，也昭示了生殖健康服务的匮缺。”胡玉坤遗憾地表示。
美国也曾经历过人流年龄降低、重复流产率攀升的年代，因此开展了“全国防止少女意外怀孕运动”，不断教育青少年男女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同时也敦促政府出台采取负责任的政策。
英国的青少年未婚先孕比例提高后，英国政府通过法律规定，必须对5岁的儿童开始进行强制性性教育。
“荷兰瑞典等国家与中国的计生工作重点不同，他们主要对未婚人群提供免费的计生工具，而对于已婚者则需要自费。”吴尚纯说。
“青少年的安全而健康的性活动，不仅需要增加其知识，改变其行为，更需要改变社会规范和创造支持性的社会环境。所以，靠任何一个部门‘单挑’都是无济于事的。”胡玉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