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功先生的小说意蕴丰厚，视野宏阔，题材风格多样，这次我们呈献给读者的《暂行条例》是一篇政治寓言小说。所谓政治寓言小说，就是用虚构的人物形象和看似荒诞的故事情节，曲折地隐喻政治生活，往往带有强烈的讽喻性和批判性。读者读到的是寓言，想到的却是现实种种。
对于稍微年长一些的中国人来说，所经历的政治运动之频繁，是一生中难以磨灭的记忆。《暂行条例》中无中生有地虚构了一个叫做“语言管理局”的职能部门，这个“语管局”的横空出世，几乎就是中国式政治运动的一个缩影。先是追根溯源、引经据典地阐明语管局的重要性必要性，把语言上升到“社会的神经，时代的经纬，发展的工具”之高度，调动一切宣传手段，各种标语口号花样繁多铺天盖地，而标语上的内容更是耸人听闻，真有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架势。然后是一哄而上的人海战术，老人小孩上街宣传，盯梢行人……让人惊讶的是，这种情景好像从来没有从社会生活中淡出过，这样的氛围一直裹缠着我们，每有政治运动到来，总有人把这套程序当成致胜法宝，乐此不疲，而且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形式主义愈演愈烈。再看小说中描述语管局成立之后各行各业的变化，公交车售票员如何笑容可掬彬彬有礼，商场服务员如何笑驻唇角脉脉含情，公民们如何回报以微笑以致面部肌肉酸痛紧张要借助于面肌松弛霜消除疲劳，让人忍俊不禁。更有意思的是这样一段话：
随着语言的美好化，出现了市场繁荣购销两旺家庭和睦夫妻恩爱学风端正铁路畅通举重再破纪录电冰箱质量大幅提高废品回收工作迈出了新步伐……这都是语管局提供的材料，在报纸上得到陆续报道。
把那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一股脑儿拼凑起来往语管局脸上涂脂抹粉，一切都与政治关联，这样的表功方式，在我们历来的宣传报道中似乎屡见不鲜，而且至今尚未绝迹吧。
读少功先生的小说，就像在欣赏一幅幅漫画，他总能抓准破绽，闲闲落笔，一路写来摇曳生姿，读起来痛快淋漓。且看小说对官场上那些溜须拍马之徒的描写：M局长与手下三员科长之间的闲聊中，那种肉麻的献媚，一本正经的表忠，争先恐后的表演，胡乱排比，废话堆砌，叠床架屋，互相吹捧，像脱口秀一般妙语连珠，以玩弄语言冒充文化而自鸣得意。炮制这样的句式，早已成为某些官员或秘书的看家本领和拿手好戏，充斥于各类文件文稿之中，表面上冠冕堂皇，气势恢宏，实则是毫无意义令人憎厌的假话、空话、套话、虚话。莫言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更为可怕的是，长期的虚伪形成了习惯，使我们把虚伪当成了诚实；我们明明满口谎言，却并不因为说谎而产生一点羞赧之心。语管局领导的这场去贬义词、去刺激性、去不文明化、去个性化的语言革新运动，促进了“人际关系良化”，尤其是用高科技手段对官话闲话情话黑话笑话昏话私房话的严密监控，以及“禁语膏”、HP-401喷枪的应急使用，迫使人们说假话，玩虚伪，努力发掘语言的歌功颂德功能，千人一腔地唱赞歌、拍马屁，这样的祥和太平的景象，到底是可喜还是可悲？读《暂行条例》，我们会联想到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前不久看到一则资料，讲到老舍先生1949年对《1984》的一段评价。老舍说，“最近一个英国人写了一本书，叫做《1958年的英国》（他把书名记错了），那一本小说是描写英国共产化了以后的情形的。照那位作者说，在未来一点自由都没有，即使你在家里写日记，政府都能用无线电给探查出来……全书就是充满了这样的惊险的幻想，充满了阴森的谣言……”老舍先生对新中国充满感情，对政治的理解有着自己的幻想，自然不能接受奥威尔巫师一样窥见地狱般的预测。《暂行条例》中写到用定向声波遥测仪监测人们的悄声细语，与老舍提及的《1984》中的那个情节，或有某种巧合。老舍先生为他的幼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暂行条例》所呈现的种种情景，但愿只是小说家的想象与戏说。
小说对于官僚体制弊端的揭示更具杀伤力。我们见证了语管局是如何迅猛膨胀起来的。从语管局进而成立语言监察总署，配备语言警察大队，再扩展以“来信处理科”、“错案甄别科”和“整顿办公室”；接下来语言管理学会以及下辖的《语言管理》学术丛刊编辑部应运而生。机构臃肿，人员庞杂，无论是上班、开会还是公务活动，或者其他公私场合，各色人等无不追腥逐臭，尸位素餐，奢靡淫逸，人浮于事。语管学会首届年会的召开，参会人员成分之复杂，素质之低下，学术交流之假大空，会期之漫长艰巨，完全处于一种失控状态，甚至连厕所也人满为患，M局长被憋成尿道中毒紧急住院。当他一月后康复履职时，惊见语管局再度膨胀，升格总局，办公楼直插云霄，故旧们弹冠相庆，自己却大权旁落，被“杯酒释兵权”，沦为一个打苍蝇的勤杂工。如此庞大的机构里，个个都是官老爷，只剩一个小群众，扯皮拉筋的结果，是不得不由这唯一的群众坐上主席台，执掌决策大权，官员们反过来削尖脑袋想方设法地降格为群众，以便继续享受特权。干群比例严重倒挂到如此程度，官僚体制腐败腐烂到如此程度，这是多么可怕的现实！小说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那是最具精神变革的时代，自上而下的思想解放运动与自下而上的新启蒙运动，带来了空前的思想活跃，社会文化呈多元化态势，但是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依旧潜在着冲突和异化。那几年，国家针对社会上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暂行条例、暂行规定、通则等，用以指导各项工作。政治体制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邓小平反复强调，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或许这就是少功先生创作这篇小说的时代背景吧。
少功先生的笔锋利无比，但是整个作品的调子却充满了游戏色彩，他不疾言厉色，不痛心疾首，不拍案而起，他像一个语言大师，从容不迫，不厌其烦，尽情调侃，收放自如，把幽默、荒诞、娱乐玩到极致。他说着好玩的故事，写着好玩的人物，编着好玩的细节，逗着我们开心。然而在会心一笑之后，心底的那份沉重，却是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