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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词学观对常州词派的启迪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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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词学观对常州词派的启迪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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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四库全书总目》在浙西词派衰落常州词派崛起的过程中起了桥梁作用,为常州词派的理论起了启蒙作用。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词学观;常州词派

清代中前期,统治者对文化采取两种政策,一方面实行文化高压政策,大施文字狱。一方面采取怀柔的抚慰政策,礼遇文士,编修丛书、类书。《四库全书总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编撰修成的,当时一统词坛的浙西词派也是这种文化政策的产物,追求词的形式上的艺术美,讲究词藻典雅,音律和谐。而浙派的词学发展的清中后期其创作却步入狭窄,其作品大多注重于艺术技巧的琢磨与研习,内容空洞乏味,回避现实,n废委糜。至嘉庆、道光年间,常州词派以反对浙派末流的“淫词、鄙词、游词”为出发点,批评浙派的弊端,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从而形成常州词派,为词坛注入新的生机。

常州词派,开声于张惠言,成熟于周济。张惠言按照其论词的标准,校录了唐宋以来的各家词,编成《词选》。并将当时的常州派词人黄景人、左辅、恽敬等十二人词六十三首,作为附录,来倡导其词论。因为开一时之新风,理论别树一帜,很快受到当时人的欢迎,一扫浙派的空洞萎靡,形成了“常州词派”。

常州词派的理论表面上虽大力批评浙派词论的空洞无味,实际上却是对浙派词论做了批判性的吸引,可以说是在浙派论词的基础上创造性的发展起来的,而从浙派至常派起了桥梁性作用的正是《四库全书总目》的词学批评观念。做为盛极一时的官修图书,《总目》编成之后一直受到文人学者的注意,而《总目》的选词论词观念也对这清后期的常州词派产生了启迪性作用。这种影响体现在常州词派论词核心的“寄托比兴”之上。

常州词派的开创者张惠言最早提出这一观点,他在《词选》之序中系统全面的阐述了他的词学观:

“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遣。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回要眇,以喻其志。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然以其文小,其声哀,放者为之,或跌荡靡丽,杂以昌狂俳优。然要其至者,莫不恻隐盱愉,感物而发,触类条鬯,各有所归,非苟为雕琢曼辞而已。……宋之词家,号为极盛,然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渊渊乎文有其质焉。其荡而不反,做而不理,枝而不物,永、黄庭坚、刘过、吴文英之伦,亦各敢与诗赋之流同类而风诵之也。”(张惠言:《词选:附》,南京大学出版社)

张惠言在这篇序里很鲜明的表达了词不是“小道”,而是文学的一种。他引《说文》“意内而言外”一词来说明词所包含的真正内涵和意义即词是要有深远的寄托,词的内容是“道贤人君子幽约怨剧不能自言之情”,词的艺术价值在于“低菀眇以喻其致”,词与其他文体一样可以“与诗赋之流而同类而讽诵了”。同时对唐宋词人的评价也十分苛刻,赞同温庭筠对词的贡献,将豪放派的苏辛与婉约派的周姜并列而称其为“渊渊乎有其质焉”,批评柳永、吴文英等人“荡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的缺点。

张惠言强调寄托的词学思想只是常州词派理论的开端,真正将这一理论成熟发展起来的是常派中期词人周济。周济在《论词杂著》中谈到“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宜,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夫词,非寄拖不入,专寄托不出。周济将张惠言的“寄托比兴”形象化,论词讲究将词人内心深处的细腻幽微的难言之情得以曲折隐约的表达出来,词应该反映社会现实,作词要言之有情,述之有物,使词意幽微绵邈。这就解决了张惠言词论容易流于表面,强于附会的弊端。

常州词派这种“寄托比兴”的词论的雏形在《总目》中已经初现,而其对唐宋词人的批评也深受《总目》的影响。

首先,常州词派的“寄托”的词论是《总目》论词一个出发点,《总目》在吸收阳羡词派的词学理论肯定豪放词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同时将浙西词派“雅”的词学形式杂糅进去,形成了一种用曲折隐晦的手法来表达词人真情实感的词学批评方法,也就是“寄托”的萌芽。试看:

《山中白云词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宋张炎,“炎生于淳v戊申,当宋邦沦覆,年已三十有三,犹及见临安全盛之日,故所作往往苍凉激楚,即景抒情,借写其身世盛衰之感,非徒以剪红刻翠为工。”(《山中白云词八卷》,第2799页)

《总目》在评价张炎的词时用到“借”,用词中所绘之景来写家国身世之情,寓情于景内,这就是“寄托”的一个意思。在这里的景与物不在是单单的吟咏对象,而是词人一种情感的写照,将家国之情融入景中,才有苍凉激楚之感。

《总目》的这种批评观念在对曹贞吉的《珂雪词二卷》表达的更为清楚直接:“其词大抵风华掩映,寄托遥深,古调之中,纬以新意。不必模周范,学步邯郸,而自不失为雅制,盖其天分于是事独近也。”(《珂雪词二卷》,第2802页)

《总目》对珂雪词的批评是一种全新的批评方式,《总目》认为曹氏作词脱了以往论词的窠臼,不在云间、阳羡、浙西各派之中,易不单综婉约或豪放,在沿袭作词尚典的基础上,将各体的精神融入作品中,使词有了深远的含义。这大大提高了词的境界与空间,是词的一种新的形式。这可以说给了常州词派极大的启迪与影响,周济的“比兴”理论,在词中讲究各体情感的抒发,强调词应该反映社会现实正萌于此。

其次,常州词派对唐宋词人的评价也沿续了《总目》的观点。常州词派并重苏辛与姜周,这也《总目》观点如出一辙,尤其是在对周邦彦的评价上,《总目》肯定了周邦彦的艺术价值,较下了浙派一味轻北宋的倾向。而常派词人周济更是对周邦彦大加赞扬,李剑亮先生在《试论词籍提要的词学批评成就》中指出“周济以浑厚、浑化论词,推崇清真,显然与《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对清真词的批评有着密切的联系。”(《试论词籍提要的词学批评成就》,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

《四库全书总目》在浙西词派衰落常州词派崛起的过程中起了桥梁作用,为常州词派的理论起了启蒙作用,并对常州词派以及日后的词坛起了深远的影响,发挥了重要的过渡作用。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3]永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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