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玉文化独特且源远流长，东周时期是玉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在纹饰、类别和造型上都有巨大变化。玉器作用从礼仪性向审美性转变，创造出了一大批造型、图纹及工艺风格都焕然一新的艺术珍品，为中国玉文化谱写了光辉的一页。本文将从社会变迁的角度，论述东周时期玉器变化的原因。
关键词：东周；玉器；变化；原因
玉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一万年前便有了玉器制作，之后经过孕育期（包含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成长期（夏商周）、嬗变期（东周）、发展期（秦汉和魏晋南北朝）、繁荣期（隋唐五代宋辽金）和鼎盛期（元明清）六个阶段的发展而熠熠生辉。[1]玉器在东周嬗变期由之前的礼仪化向社会化、生活化和人格化转变，其中最主要的是玉器被赋予了“德”这一人格品质，使得玉器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与传统的人文联系在一起，代表了中国人一贯崇尚的人格及信念。玉器作为一种上层文化，它产生变化的原因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决定的，而东周由于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各诸侯国政治分立、军事争霸，影响了玉器发展新的方向，具体分析有以下原因：
（一）政治原因
东周时期，王室衰微，荒服不至，西周初年通过分封制、宗法制和礼乐制度来维系统治的纽带遭到严重破坏。平王东迁后，他的“天子”地位虽然得到了诸侯的一致承认，但已经没有实力驾驭诸侯，凡是惟“晋郑焉依”。[2]周王室已失去对诸侯国的约束力，甚至受制于诸侯国，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为“政自诸侯出”“政自大夫出”。社会政治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国内部宗族倾轧也愈演愈烈，最主要的就是卿大夫与公室之间的政治斗争，导致了大批宗族的消亡，宗族统治随之瓦解，分封制也失去基础。在这些国家中，最典型的要数齐、晋、鲁三国，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三桓专鲁，卿大夫掌握了政权有的甚至消灭了公室。周王室通过宗法制度、分封制度来维护统治的秩序被打破。
和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有一套社会和道德规范，统称为“礼”。这些礼被制度化和规范化，形成了一套具体的礼仪制度，形成了鲜明的等级分化，还用书本形式固定下来，如《周礼》、《仪礼》、《礼记》。但在春秋时期，随着宗族政治的日趋瓦解，传统的礼乐制度难以继续维持，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不遵循旧礼的现象屡见不鲜。以对周礼最为尊崇的鲁国为例，按照西周的礼制，贵族的舞蹈和奏乐，一般都是依据主人身份的高低来确定舞蹈者的人数，通常是八人一组，称为“佾”，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但在当时的鲁国，身为卿大夫的季氏本来只能用四佾的，却用了八佾，公然和天子的礼乐对抗，对于只有天子和诸侯才能祭祀的名山大川，季氏也是僭越而祭之。
由于礼乐制度的破坏，许多诸侯都显示了自己取代周天子的意图，因此，在对玉器的制作和使用中，也纷纷将这一特点显现出来。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诸侯对于玉器的使用逐渐脱离了周礼的控制，玉器的等级之分也被模糊化了。其次，就是一些玉器的类别和造型有了变化。作为周礼的六器，璧、圭、璋、璜、琥、琮在西周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但是到了东周，由于礼制的破坏，六器虽然仍作为礼仪用玉，但其意义却大大降低了；同时，这些玉器也开始摆脱礼制的枷锁，向装饰性玉器转变。最后，随着时代的变迁，玉器的商业价值开始提升，并逐渐受到众人的追捧。在东周之前，玉器基本上是只在王室之间流通，并没有出现在日常的生活中。但是到了东周，由于王室力量的削弱，已经不能控制玉器的流通，因此，玉器更多的出现在了商业流通之中，作为一种商品开始受到人们青睐，成为了财富的代表。
（二）经济原因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东周时期，诸侯争霸，列国称雄，然而当时分裂的政局面并没有阻碍经济的发展，反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各国为了能够在争霸和兼并战争中取得胜利，他们大力发展经济，因此，在东周时期，铁器代替了石器和青铜器，成为主要的生产和生活工具。当时的农民、手工业者都有多种铁工具。铁制工具广泛运用，使制玉工具也得到了显著的改进。砣具大大改进，旋转速度加快。阴线、阳线、直线、曲线、宽线、细线、镂雕、抛光、浮雕、镶嵌等技术借助工具，加上巧妙的艺术构思和熟练的制玉流程，使东周玉器在造型、纹饰方面具有令人惊叹的形式美，与前期玉器呆板、严肃的内容产生了鲜明的对比。最明显的就是龙形与龙纹的出现，在镂雕、浮雕等技术的雕饰下，龙形与龙纹变得更加的生动。除了工具的改进外，东周时期，玉的材质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东周战乱频繁，间接促使玉料流通方便，而不拘于地域，新疆和田玉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运用，使东周玉器给人以精彩纷呈、琳琅满目的感觉。
而另一方面，商、周以来，主要是由国家设置机构和职官来经营手工业，因此无论是玉器的形制还是种类都只能符合和映衬周王室的身份特点，流传度也是较为集中在上层社会。但到了东周时代，民营手工业开始出现并有了快速的发展。和官营手工业相比，民营手工业拥有更多的主动性、自主性以及创新性，因而在制造产品的过程中，会更多的融入身边的事物，创造更多的符合大众品味的产品，这也就形成了东周玉器的大众化和人性化。一些新的纹饰如谷纹和蒲纹的产生与利用，就是结合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产生的。
（三）文化原因
东周时期，由于社会经济、政治之间的变动，各国征战不断，间接促进了文化上的交流。《汉书・艺文志》说：“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行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之，取合诸侯……”，[3]这充分说明了当时思想文化的繁荣。另一方面，各国对内要求社会安定、富国强兵，对外要求生存、争霸权，因而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面都存在着问题，这就要求各国的统治者都在寻求治国平天下的方法，这才有了百家争鸣局面的产生。而在对待玉器的问题上，各家也都有不同的观点，如墨子表现出他节俭、爱民的朴素情怀，视用玉为奢侈。法家韩非子则从功利主义出发，虽然欣赏质美的玉器，但同时也认为不能实用的玉器还不如一件瓦器。大家各持己见，可见玉器渐从神秘的殿堂走向世俗的平台。在这关键时期，儒家重新阐释了自己的用玉理论，将对玉器的需求从外在的神权等级律令转向内在的道德追求，将玉器人格化，成为支配玉器发展的又一股新鲜而富有生命力的思想脉流。东周玉器玉佩饰的大量增加，呈现出日渐小巧化、精致化的倾向，也是受这一思想的影响。
东周玉器是在西周玉器的基础上发展的，但在纹饰、器类、形制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历史的变迁，审美观念和用玉制度的变化，使东周玉器由复杂化走向简单化，文化价值和道德观念大大提升。玉器在东周时期的嬗变，也正是随着礼制与人文的变化而发生的，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人们对玉的认识开始由感性走向理性。
（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参考文献：
[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隐公六年.北京：中华书局，1981.3.50
[3]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4.17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