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八大山人的艺术成就璀璨，让人敬仰。同时，他的人格价值也是为人称道的。本文着重探究八大人格中的魏晋遗风，客观辩证地分析八大人格的历史局限性，肯定八大人格价值的独创性。
关键词：八大山人；魏晋时代；人格
对于一个书画家的研究，书画史学界重视“人品”的考察，从这一大传统来说，在中国有“人品即画品”的说法。对于八大山人的人格，很多学者、画家也多有所述，多有所仰。确实八大山人的人格就如同他神秘的生平和艺术一样，闪烁着诱人的光彩。
八大山人这个饮誉海内外的艺术家是我们民族一个出类拔萃的优秀人物。他和他的艺术的出现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贡献。但是八大山人是当时社会历史的产物，其人格必然打上时代的烙印。在中国封建时代，人格是由自然性、社会性、精神性三方面相统一的。在当时，人们没有大生产的先进和优越的环境，人们的社会性也不强，人们主要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方式满足他们的自然生理的需要，因而自然性占有很大的比重。八大山人所处的混乱历史环境必然决定其转向隐逸山林，谈玄论道，以及从宗教等精神领域中求得安慰，因而精神性也占有很大的比重。自然性比重大，决定八大山人最识自然美，可以“花溅泪，鸟惊心一，可以做到“我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精神性比重大，则决定了八大山人人性美的必然流露，思想升华，多有顿悟。自然美与人性美的完美结合，这就构成了卓绝惊人的艺术。
所以一部中国古代史多有动乱，也多有艺术精神。李泽厚说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中国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寓于热情和创造的一个时代。”就是在这样的极富艺术精神的时代产生了风流倜傥然而又是苦涩辛酸的魏晋风度，这种风度造就了顾恺之、宗炳，也影响了八大山人。
总之，八大山人的创造精神，他的人格价值是众所周知和广为称道的，我这里也不想赘述，仅着重谈谈他人格中的魏晋时代遗风及其历史的局限性，力求客观地分析一个历史人物；再则八大山人对于魏晋人士特别雅好，这其中的原因，需要探析。
（一）八大人格与魏晋人格
为什么魏晋人的生活以及诗文书画艺术向来为后世的山林之士所景仰？为什么竹林七贤遗世独立的作风，王羲之父子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曹操父子以及建安各家的诗文，亦僧亦道的支循的佛学，好酒的刘伶，还有很多脾气古怪、不肯与世浮沉的奇人逸士，都和八大山人气味相投？这是值得深究的问题，这里，我们且先分析一下魏晋人格风范。
以魏晋人士为模式的人格，我且称之为魏晋人格，从理论上来讲，我们中国有独特的传统人格模式。在历史上，各种思想流派从迥异的思维框架和价值系统出发，都有自己所推崇的人格，不过总起来讲都属于儒道互补人格的大范畴。儒道互补是一个犹如酸碱中和的文化现象，随酸或碱的加强，平衡被打破，进而这种人格也呈现一种不稳定状态，人格属性从一极走向另一极，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环境下的不同表现，即是儒道互补到某一特定程度的表现。而魏晋人格风范则表示这种互补在某一历史时期的“道”的倾向。道家人格模式很有渊源，《周易》描绘“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吉”，到先秦道家正式形成了“形随俗而志清高，身处世而心逍遥”的理想人格，这与儒家的理想人格有一交合点，就是“道济天下”与儒家的用世精神相洽合，在“内圣外王”的认同中找到了交合契机。所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儒道互补的箴言大行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这种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以“道”的面目出现的魏晋风范的人格，其最奉献的东西，一言以蔽之，就是出世，就是超脱现实。其特征有三：时代动荡的特征、浓厚的老庄和玄学思想的特征以及魏晋行为的特征。
这种魏晋风范形成的必然性因索，是中国历来重文治，半部论语平天下，以圣经贤传维系社会人生，“将一生有用的精神尽消磨于无用之八股之中”所致。在这种空气中养成了文人的小全面的人格，因此中国文人阶层显得异常懦弱。他们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能力普遍差，与乱世格格不入，在大灾难到来时显得特别无能为力。但因为有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僧侣经济，这就保障了所谓潇洒超脱的魏晋时代的经济基础。
为什么八大人格是魏晋时代的呢？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第一，八大山人人格是动荡社会的产物，具备了魏晋人格的时代特征。
对八大人格的考察不妨先从时代着手，动乱可以产生触及灵魂的深刻影响。一个时代有其风尚，有其精神，也有其人格时代，这种时代是带有浓厚时代特征的集体人格模式。翻开一部历史，我们看到无论魏晋之际，明清之际，还是什么别的动乱时代，都整整影响着一个社会群体，这祥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群体有其特殊的思想体系和行为规范，而这正决定着这个群体的人格，形成特殊的人格模式。魏晋时代人格就是典型的动乱人格模式。生活在明末清初这样一个大动乱时期的八大山人之辈，其人格自然免不了打上时代的烙印。当时一些敏感的哲人如黄宗羲。王夫之等不约而同地用“天崩地解”、“灭崩地裂”等惊人心魄的字眼描绘自己所处的时代。八大弱冠遭变，弃家隐于奉新山中，瘫发为僧。不久，清王朝取代了明王朝。且看选一堆自号，就可从中领略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风雨烟云：“垢道人”、“朽民”，“岂贤”、“活死人”，“愚道人”、“龙眠愚者”，“废者”、“髡残”，“白秃”、“瞎尊”、“无智”、“驴”，等等。
我们民族固有的悠久文明可决定这种时代源远流长，独领风骚以千年计。商周之乱有伯夷不食周粟肇其端，先秦之乱产生了老庄及其学说，此为后世树起了隐逸的大旗。至魏晋之际，五胡竞逐，八王之乱，天无宁日，“运极道消”，中国大地一时几许人称王，几许人称霸，此乃乌烟瘴气时代，烽烟不息，血污遍野，“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出是名士们深感人生无常，乱世无为，魏晋时代遂为后世典范，其后乱世文人纷相仿效，有其理论，有其楷模，不绝于于余年的历史记载。
八大山人和魏晋人士一样。身处风雨飘摇的时代之舟，这就决定了八大山人必将有魏晋时代风彩的人生航程。 第二，八大山人具有浓厚的老庄和玄学思想，这是魏晋时代人格的精神特征。
八大谈玄论道习气的养成是从他少年时代肇端的，陈鼎说他少年时代就“善诙谐，喜议论，娓娓不倦，尝倾倒四座。”，可见清流玄谈的功夫已相当深了。明末文化环境遭糕透顶，陆王心学传衍并且进一步禅宗化，其未流滋长了玄谈心心性的陋习，一些名士清流，自相标异，专立门户，玄黄互战，一味迷恋于暝想，游谈，“以无端之空虚禅悦，自悦予心，以求妙道”，士大夫则乐道存理灭欲的谰调，极少有人注意社会实际问题。朱舜水总结明亡教训时说，明亡于清“亦中国士大夫之自取之也”，顾炎武也认为士风颓败致天下亡。因此八大山人于鲍鱼之肆，自然难免其臭，身在典型的封建家庭，祖父辈影响可想而知。明亡之后这一大批只会玄谈别无他法的士人必然是“手足无措”，然而由千积习难改，对于谈玄论道毋是乐之不疲。不过以前表现为附庸风雅的消谴，以后则是带着眼泪的玩世不恭。八大的大量的“世说诗”洋溢着对道禅玄理的向往，满纸都是玄味。邵长蘅说：“予见山人题画及其题跋皆古雅，间杂以幽涩语，不尽可解，见与澹公数札极有致，如晋人语也。”难怪许多学者说八火山人的《世说诗》晦隐难解，就是最有造诣的训诂专家也要头痴。
历来士人际逢乱世辄觉人生无常，乱世无为，感到正常的社会生活无力维持，这是封建文人软弱的本性决定的。于是他们被迫到老庄哲学巾求得自己的精神归宿，这就有了“贵无为”和“法自然”曲魏晋玄学，而这正是这种人格的精神支柱，土大夫文人在动乱年代无能进行礼法下的“正常”生活，但又不能完全放弃伦理和纲常，于是变态现象产生了。他们利用《周易》、《老子》、《庄子》中的消极思想及神秘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再看，由于“处天地之将闭，平路之将破，时将大革，而居不失其正，动不失其应，艰而能贞，不失其义故无咎也”。这是说在世乱时艰之际，这种人格有明哲保身，免灾消祸、葡且偷安之意义。基于两方面的意义，魏晋人士和八大山人朋辈虽然时代相距遥远，但仍有共同语言。
“儒墨兼宗道，云泉结旧庐。”总之，八大山人的自然、宗教、艺术诸观念无不与魏晋人士相仿佛，尤其是对于自然的向往，和魏晋人士一样几乎到了崇拜的程度。宗炳图山水于壁，“名山恐难遍游，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八大山人和宗炳，都是亦僧亦道，可谓肝胆相照，“春山无远近，远意一为林，未少云飞处，何来人吐心”，“薄暮云云中，颇觉山家少”。
这些题画诗都表明八大山人和魏晋人士有着一样的自然观，他希望在“人少神仙住”的地方，“可得神仙”对于儒，释、道各家教义，八大山人无所谓仰，而是“淡吐趣中皆合道，文辞妙处不离禅”，三家门前转轮来，“有时束道装，有时为缁侣”。这些同支道林沉迷于玄、道、禅、儒的情形极为相似。在艺术观念上，八大山人与顾恺之一脉相承之处。“顾长康而谢幼舆在岩中，人问其梭，曰：‘谢云，一丘一壑，自粥过之’。此子宜置丘壑中”，八大自这里继承，超然、淡泊，并且发展了凄清冷峭。
总之，八大山人和魏晋人士一样把老庄哲学贯穿于人生，艺术、宗教、自然等思想领域中，浑然一统。他的这种对于魏晋入士的浓厚兴趣和刻意模仿，必然决定其头脑中有着蒂固根深的老庄和玄学思想，决定了他魏晋人格的精神特征。
第三，八大山人有合乎魏晋时代的行为特征。我们可以从八大身上看到许多魏晋人士的影子：对自然山水的痴迷；对书画艺术的沉湎；对酒的崇拜；行为的放荡不羁等，且集诸种行径于一身。无论民间传说，还是不多的史籍记载，对于八大的放纵行为都是津津乐道的。
八大山人“裂其浮屠服而焚之”，“独身徊徉于市肆间，曳领袍，履穿踵决，拂袖翩跹行”，这些有竹林七贤的潇洒，而八大“于人堂中遗矢”的绝招，则是魏晋人士所不及的。还有“伏地呜咽”，“仰天大笑T踊跃，鼓腹高歇混舞于市”等等。诸如此类的行为，构成了八大山人魏晋人格的行为特征。从这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动乱年代，人们的放纵行为是他们对自身价值的变形估量，他们通过放纵来演泄自己的怀才不遇或贵族地位沦丧的情感，以此满足自己心理平衡的需要。
（二）八大人格评价
对于八大人格的估价，我们既要看到其正向值，也要看到其逆向值，这才是辩证的，客观的。
首先对于玄逸出世之消极取向，我们要有清楚的认识。应该说这是历史赋予八大山人的局限性。这种人格取向历来就为那些积极向上的人们所非议，即使八大同时人，也有讥言：“达人高士，涉世即倦，往往确托而逃”。在此之先，赞密也曾痛陈玄言出世之害、“何补于国何益于家！何关于政事！何救于民生！”至近世鲁迅更是一钟见血地指出“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实，向来就没有正视的勇气”，“中国的不敢正视社会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是正路”。鲁迅斯言之亍八大山人人谓入木三分。八大的逃世方法可谓多受，于宗教中求麻醉，于自然甲寻超脱，于艺术中求陶醉。我们且来考察一下其人格的形成。以此加深对八大的认识。
人格的形成有个体素质、时代环境、文化环境诸因索在起作用。个体素质方面，“八大山人者，明宁藩宗室，性孤介”，“父某工书画，名噪江右，然暗哑不能言。甲申国亡。父随卒。人屋亦暗哑”，这些“孤”“哑”记载，表明八大个体本身就有某些因素，对将其纳入社会化的轨道极为不利。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人格的形成过程就是人的社会化过程，这些个体素质的不利因索导致他的心理危机和情绪障碍，形成不健全的人格，这也就当在情理之中。
社会文化环境方面，理学进一步禅宗化，空谈心性的文化空气，八股取士对文人的束缚等，决定了八大山人对于社会适应能力的缺乏。理想的“天入台一”的人格在动乱社会观实中必然衍生出一科畸性人格。
由此可见在八大人格的形成过程中，不良因素在其中有着深远影响，这些不良的东西形成了八大山人不健全的人格。
但是，我们说八大人格的不健全指的是他社会性方面，不可因此而否定他的人格价值。相反，社会性的不强就是个性的强，如果以此体现子一个深有造诣的艺术家身上就将是一个空前丽辉煌的成就。我们可以此来解释八大山人艺术的“独辟蹊径”，从这种意义上讲，八大的人格与画格高度完美地统一了。通俗一点说就是他的“怪”，无论是他的艺术还是他的个体本身。八大本身就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杰作”，“人品”和“画品”统一起来了，他的艺术和他本身都成为我国文化史上令后人捉馍不透，值得永久品味的“珍品”。所以，我们说八大的人格价值就在于他的独创，八大精神就是精神。（作者单位：八大山人纪念馆）
参考文献：
[2]朱良志.八大山人艺术的晋人情怀――八大山人实际征略之六[J].荣宝斋，2010（3）.
[3]傅明鉴.八大山人书法艺术浅析[J].东南文化，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