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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余姚邵氏王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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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余姚邵氏王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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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邵曾可师从沈国模、史孝咸,将王学引入邵氏家学,成为家族学术的一部分。邵廷采兼采各家学说,丰富发展王学思想,博采众长达到顶峰。邵晋涵考据时不离“良知”本体,由性理到训诂,以史为重。虽然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对性理的探讨逐渐减少,但,王学作为邵氏家学的一部分,随着社会的变迁,以其他的面目呈现出来。

[关键词]余姚邵氏;王学;家学;特点

明末清初时,王学在余姚邵氏家族内部传播了一百余年,由于社会状况的复杂多变以及个人志趣和认知的不同,在每个阶段都呈现不同的特征。邵曾可忠于阳明本意,以讲究性理为主,要求“提撕本原”,“详经略史”,同时对余姚当地王学家的言论加以收集汇编,勤于讲学,将王学在家族内传播开来;邵廷采则扩大了王学的内涵,吸收朱熹的治学笃实,崇拜刘宗周,强调“慎独”是入学的根本,推崇黄宗羲,认为“致良知”中的“致”就是“知行合一”的“行”。同时,邵廷采对经世之学极为提倡。余姚邵氏王学在邵廷采时期得到了集大成式的发展。邵廷采在姚江书院讲学十七年,对王学在余姚当地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邵晋涵时期,性理之学渐渐被训诂之学取代,尽管邵晋涵被认为是清代的史学家,邵晋涵本人依旧坚持着王学的世界观,对史学和经学的考据仍然不离“良知”本体,身处于清朝的朴学浪潮,依旧能够用王学的眼光看待史学问题,在“道问学”的同时仍不忘“尊德性”。

以家族和血脉相维系的邵氏王学具有以下的特征。

第一,推崇王阳明、刘宗周,思想博采众家。

邵曾可、邵廷采和邵晋涵虽然分属于不同的时代,但他们对于这两位王学大儒崇拜的热度从未消减。作为余姚邵氏家族的一份子,他们都在少年时期就熟读王学经典,对“良知”之学了然于心。他们皆推崇王阳明的文治武功和刘宗周的忠义慎独。

邵曾可所处的时代王学倍受争议,邵曾可讲习王学的同时,用朱子家法理家,并不是一味排斥其他学说。邵廷采的王学思想更是兼采各家学说,以王学为宗,并且对刘宗周的“慎独”学说推崇备至,私淑黄宗羲,尽可能弥合程朱陆王的沟壑。邵晋涵的思想,除坚守王学的世界观外更是博采众长,“闻见迥异于人”

(1)。

第二,对“致”的强调。

受史孝咸和管忠圣的影响,邵曾可的王学思想较为笃实,早期他以“主敬”为主,后来“深谙致知”,邵曾可终生恪守师说,只在“良知”上下工夫。对外在的学问,他秉承着王阳明的态度,认为那不过是“百戏之场,戏谑跳踉”

(2)。所以他将收集整理王学典籍作为“致”的一部分。邵廷采则明确说明了“致良知”三字,实合致知存心于一功,即在注重认知主体素质培养的前提下,强调认知主体对于客体的极致活动。到了邵晋涵时期,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对于客体极致的追逐更是达到了巅峰。邵晋涵对薛居正《旧五代史》的反复考异,就是“致”的表现,这时,邵晋涵将“格物”与“致知”在史学的范畴内和谐的融合在一起。他以内在的“良知”去把握外在的“格物”,从而在当时的考据史学的浪潮中形成了一片别样的风景。

第三,讲求经世致用。

经世致用在邵氏王学中体现在他们对待实学和史学的态度上。在邵曾可时期,由于社会背景的动荡不安,邵曾可在乱世中难以寻得一方净土,邵曾可追求的是心灵的安稳,所以他选择“良知”作为心理的慰藉。他对于实学并不是很热衷,甚至告诫儿孙“莫思经济”。在史学方面,邵曾可的贡献侧重于学术史的整理汇编,他整理了余姚当地王学家的文献资料和姚江书院的学术会议记录,这为后来邵廷采编著《王门弟子所知传》和《姚江书院传》提供丰富的资源。邵廷采的经世致用则表现在他编写了王学学术史,同时对正史中没有记录的南明小朝廷进行了详细的记载。邵晋涵在经世致用方面可谓是达到了极致。邵晋涵身处于朴学的浪潮中,于经学、古音韵学、金石学等无所不通。他参与编写《四库全书》,作《史部提要》,辑佚《旧五代史》,力辩《魏书》非“秽史”,以实践量虚实。

通过分析邵氏王学的特点也能看出邵氏王学的变化趋势。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良知”与“致知”两方面在他们思想中比重的变化。在邵曾可时期,“良知”是第一位的,他将“良知”作为立身之本,万物之源,“专守良知”四字能看出邵曾可将“良知”的毕生的守候。而对于“致知”方面,邵曾可由于当时所处的动荡的社会环境下,所采取的“致”是对内心安稳的追求,对儿孙的教育也是多详经而略史。邵廷采对于王学的这两方面则是选取了一个较为平衡的点。在经历了刘宗周和黄宗羲对王学的修正之后,邵廷采进一步将王学在家学中增添了美妙的一笔。邵廷采的王学思想很贴合王阳明的本意,他既守“良知”又用心“致知”。他的生平虽不及王阳明那般光彩闪耀,也是丰富多彩的,游学击刺,马出潼关,考察边防,用心海务。他用一生诠释了,“儒者之学,固以经世务为验也”

(3)。邵晋涵则是用“良知”作为考据的根据,在著书修史的过程中,将“心”作为主导。在“致知”方面,邵晋涵是邵氏家族中最为勤奋的一个,他于经学、金石学、古文音韵等无一不通,用功之勤可见一斑。他在治学中不像当时的朴学家一样仅局限于文字本身,而是能够如同他的父祖那样用统观的眼光看待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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