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先秦时代的古典儒学处处将人类的情感放在首要位置，追求人的自然情感的满足与施展，而不应受到阻滞。一个互助共存、温情脉脉的世界是孔子所着力追求的理想国。这一重情的追求与礼一样，根源于氏族社会的传统。而这一传统之所以成为先秦儒家的追求，原因在于中国思维方式具有直观观察、诉诸内心情感体验的特点。
[关键词]儒家；伦理；先秦；论语
一、古典儒学的情的传统
孔子将西周时代的礼看作人类社会伦理原则的典范，寻求恢复它。因此，在孔子以后的儒学中，对礼的论证和倡导成为一个重要传统。本文认为，在礼的传统之外，还存在一个重“情”的传统，即儒家寻求人的自然情感的通达与满足，人的情感有所施展，不受到压抑和扭曲。
和法家的利益合理化的追求不同，儒家在社会治理方面以人的情感（自然情感）的满足和通达（戴震谓之“其情比和易而平恕也”）为价值目标。孔子对宰我讲，“汝安，则为之”，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并且儒家以孝为重要价值，都体现了其以人的自然情感（主要是基于血缘而产生的情感）为社会治理的归宿。汝心安理得，则为之，追求的是心安，即情感的通达，内心的无愧。父母子女，是人伦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是人作为生物而言最自然的关系。因此，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成为儒家最重视，最着力探讨的关系。礼乐之类的制度性的东西，是为内心的情感“仁”服务的。“仁”是一种基于同类意识（或可成为族群意识）而产生的亲爱、援助之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也是一种生物族群中的自然情感，又可理解为氏族社会中基于血缘关系而有的一种风俗或习惯法，因此也是人的自然情感。我们可以看出，儒学一向都是立足于人的自然动物性来探讨人的社会性。同时，儒学也立足于人的日常生活来探讨伦理原则，伦理原则从不脱离日常生活成为悬空的纯粹思辨理论（这在中国思想传统中叫做“体用无间”，日常生活中的人类具体活动叫做“用”，而这些活动与现象所体现的伦理原则叫做“体”）。此外，孔子后学的著作《中庸》大讲喜怒哀乐、已发未发，着力讨论意识与情绪，从孔子学说中，实可窥见其源头。
总体来说，先秦时代的古典儒学情的传统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人伦情感是自然而有的，是自发的内在要求，不是有感于物而得的异己力量。第二，这种情感应该被满足，得有所施展，不应被压抑和阻滞，也不应被抛弃。
以下试举《论语》中的内容证之。
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
曰；“安”
“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制爱于其父母乎！”
（1）
李泽厚将此章视为全书最重要的一章，并称“儒学第一原则乃人的情感”，礼，“即以心理情感作为最终依据”。
（2）故本文亦将其置于首要位置讨论之。
李泽厚对“汝安，则为之”的解释是：“这样，就把整套‘礼’的血缘实质规定为‘孝悌’，又把‘孝悌’建筑在日常亲子之爱上，这样就把‘礼’以及‘仪’从外在的规范约束解说成人心的内在要求，把原来僵硬的强制规定，提升为生活的自觉理念，把一种宗教性神秘性的东西变为人情日用之常，从而使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融为一体。”又说，“由神的绝对命令变为人的内在欲求和自觉意识，由服从于神变而为服从于人，服从自己。”他认为这一转变“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3）
李泽厚先生是从道德的他律与自律两个方面的不同立论的，他的观察视角主要是在于中国的伦理从“他律”转向“自律”，这是他一贯采用的对中国思想的康德式解读。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孝悌的道德原则，建立在亲子之爱上，而亲子之爱是人类自然发生的（因为亲子关系是基于生物性的繁殖活动而发生的关系）情感，孔子讲这种情感提高到很高的位置上。
（4）但至少可以肯定，孔子讲这种人的自然情感当作一种重要的价值追求。人与人之间的自然情感的满足与施展，是孔子的古典儒学所着力寻求的理想之境。是孔子的情感理想国。
“女安，则为之”是孔子对宰我的责备。“如果你能做到心安理得，就这么做吧。”可见孔子认为礼不是什么多余的东西，不是追求表面文章的华丽场面，而是人的情感自然流露后的表现。人的情感有很多种，有的是自然本有的，比如亲情、族人之间的感情，以至于推己及人的“不忍之心”。（有人将这些情感的产生归于动物本能或同类意识，也有人以心理学观点、生物学观点讨论之，这些结论是否正确，我们暂且不置可否，至少从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中可以观察到亲情、族人感情的根深蒂固的存在。因此可以认为这些感情是自然而有的，用古代中国的话说，是类似“天命之谓性”层面上的东西。）有的感情则是后天产生的，可有可无的，比如对艺术品的喜爱。孔子很重视前一种自然而有的感情，并将这种感情的流露当作一个合格的人应有的反应和表现，将这种感情的满足和舒展当作重要的价值追求。“女安，则为之”，即是说这种感情通过礼的外在形式而得到对象化，得以抒发出来，得到满足和归属，然后就会达到“安”的状态，而不是将这种感情抛弃，也不是陷入迷狂而不能自已的状态。古典儒学“情”的传统就在此处体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清儒戴震也主情（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指出，“人生而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又认为，“不偏，则其情比和易而平恕也。”），似乎可得圣人之学的精要。
今儒钱穆云：“宋儒说心统性情，毋宁可以说，在全部人生中，中国儒学思想，则更着重此心之情感部分，尤其胜于其理知部分。我们只能说，自理知来完成性情，不能说由性情来完成理知。”钱穆认为“完成性情”乃是儒学的追求，“绝不许人寡情，绝情乃至于无情”，
（5）也颇合古典儒学情的传统。 为政2・7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止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为政2・8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6）
“色难”与上章“敬”相呼应，此两章宜合起来讨论。孔子主张和悦的容色态度。提供优越物质生活，能让父母衣食无忧，却不能保证父母心情舒畅。只有和悦的容色态度，才能使家庭成员之间温情脉脉，其乐融融，父母之爱得以施加给子女，子女之爱得以用来侍奉父母。这两章也很重要。李泽厚说：“这两张章再次说明，‘孝’必须首先是一种心理情感的培养和展现。”“所以重要的在于获得这种情感体验，这不是外在的他律行为”
（7）
李泽厚认为此章主要在说明道德条目必须落在心理情感的具体活动之中，脱离了情感体验的道德或“理”，则成为外在于人的异己力量。这一论点已超出了本文讨论的问题。但本文认为，此章讲“孝子之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乃是人之自然亲情通达无滞的表现，子女以和悦的神色表现对父母的爱，这种温情脉脉的情景正是古典儒学的追求。
子路13・18叶公语于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其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8）
此章颇受持启蒙立场者诟病，本文不揣冒昧，提出一点看法。
朱子云：“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矣。”
（9）“天”有绝对如此的意味，即在说父子之情，乃自然而有。
程树德集解引程瑶田云：“是天理人情之至，自然之施为、自然之等级、自然之界限……无意必固我于其中者也。如其不私，则所谓公者，必不出于其心之诚然。不诚，则私焉而已矣。”这除了说亲情即“自然之施为”外，还认为，如果他不隐瞒，那一定不是真心的愿望，即不是“心之诚然”。
（10）
孔子认为，“其父攘羊，其子证之”不可称之为“直”，只有父子相隐才可称为“直”。父子关系是人的自然亲情，是生而有之的，常人面对此种情境的本能反应就是相隐而不是揭举（先秦儒家对这种本能的最终依据缺乏严密的论证，他们是在生活经验中随处指认这种本能的存在，这或许是古典儒家的理论薄弱之处）。因此，如果去揭发，则违背了人的本能，不是“心之诚然”，不是服从内心的情感，而是压抑着情感去做。李泽厚说：“从心理学说，这是重培养情感高于其他。”
（11）其说允当。
二、古典儒学重情传统的根源
20世纪以来的儒学研究认为，儒家思想传统是对古代社会中氏族传统的整合与理论化表述。杨宽、李泽厚等学者认为，“礼”的根源即氏族血缘社会中伦理、风俗习惯的延续。“孔子对周礼的态度，反映了对氏族传统体系和这种体系所保留的原始礼仪的维护。”
（12）“礼”的传统深深的植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形态特点之上。这一唯物史观的见解给我们提供了认识儒家传统的正确视角。
既然“礼”根源于古代氏族传统，那么上面所述的儒学中重情的传统是否也植根于古代社会氏族传统中呢？我认为可以做此解释。情的传统和礼的传统一样，是古代氏族传统的延续。
（13）
与“礼”的传统一样，“情”的传统也来自对古代氏族传统的整合与描述。孔孟等先秦儒家对古代氏族文化有细致的研究（孔子对古代文献的整理），对氏族社会的生活情景与风俗比较熟知。他们将氏族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脉脉的关系。共存共容的世风，财产的共有等各种先民风貌当作理想的范本，加以理论表述，向当时的人们宣传（今文家以为孔子为汉代立法，其实圣人所立之“法”，实非向壁虚构，更非天授，而是有真实的历史社会素材）。也就是说，先秦儒家的一个特质是，将古代的实然当作今天（春秋以降）的应然，将“古代人们是怎么做的”，当作“今天人应该怎么做”。我们可以由此看出儒家在构建理论时的思维方式是采取直观的观察方式，将直接观察到的东西当作应然的规范而确定下来（思维方式的问题后文还将进一步讨论）。
古代（本文的古代均指春秋以前的保留氏族社会遗风的社会）人很重视亲情，父母子女之情，同族之谊。在先秦儒家眼里，古代人的人伦情感从没有收到压抑和阻滞，都能自然地施展，不像后来春秋以降那样，子弑父者有之，臣弑君（中国古代的“君”的观念不同于16世纪以后的西欧绝对主义君主制，中国的“君”带有血缘色彩，君权是父权的延伸。在战国地域制国家出现之前的部族小邦国林立的时代，情况更是如此，因为每个小邦国或方国就是一个血缘共同体。因此，“弑君”行为受到伦理道德层面的谴责）者有之，人与人之间尤其是同一国、同一族的人之间还爆发了激烈冲突，竟至视亲情、同族之情为陌路，这在孔子等先秦儒家，是无比无比沉重的现实，将其指为“仁义充塞，率兽食人”。他们认为在这种社会中，人的自然感情的流露受到了很大的压抑和阻滞，既没有“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的率真情感流露，也没有“君子坦荡荡”的世风，到处是追逐利益的权谋和伪善的行径，人类自然而有，自天命而得的情感完全被抛弃。
（14）
我们可以说，孔子反对人情感的压抑，要求情感（尤其是亲情）的满足与施展，追求人人的情感有所归属。古典儒学去古未远，研究古典儒学必须将其与上古社会传统结合起来看待，而不能像研究近世儒学那样只注重思想的内在逻辑结构。
三、从“情的传统”试论中国思维方式的特质
情的传统体现了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儒家价值观（情的传统）产生的原因。古代中国人观察世界与人类社会的方式有其独特之处，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直观观察，二是重视观察者内心的体验（孟子的“孺子入于井”和“不忍人之心”其实就是诉诸内心体验的结果
（15））。直观经验的观察还表现在孔子等先秦儒家对前阶级社会氏族风俗与规范的确认。氏族社会中人与人的相亲相助，基于血缘关系网的亲近与保护。作为观察者的儒家，将他们直接看到的这种直观面貌、社会的画卷记录下来，没有进行细致的分析，直接将其确认为伦理规范。
（16）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妨将儒家和法家的思维方式稍作比较。以更好的理解儒家的思维方式。法家观察世界的方式就多了一些推理和分析，少了直观与体验。在他们的理论中，因果律和利益分析变得十分重要，他们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会提到君臣之间的相互利用，提到民众只有在奖赏的刺激下才会去行动，因为惩罚的威慑，人们才会去守法，君王不要过分亲为，否则会被臣下看透。总之，人的一切活动都有其动机和目的。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无缘无故的恨。多么理智而冷静的分析，其中夹杂不下一点人的情感的因素，也不会被情感影响了利益的判断。这与儒家沉浸于温情世界和君子境界的中的说教很不相同。此外，儒家颇讲求境界问题，从古典儒学的“君子泰而不骄”，到宋儒的“孔颜乐处”，都是只能以“体道”的方式而求得的精神境界，而不是可以严密逻辑论证的理论。此种境界问题，恐怕是缺少直观与体验的申、韩诸公所不能涉及的。这样进行比较，儒家的思维方式的特质就更好理解了。
（17）
从儒家的这种理论思维的特质，我们可以看到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别。中国的思想自有独特的表述方式。首先，中国人在情感世界中把握现实世界，处理人伦关系，中国的哲学、美学和艺术到处显示着这种特点。其次，中国的理论思维不发达，当中国人在面对世界时产生的思想，是一种直观的、图式形式的表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汉代的宇宙图式。后来宋明时代张载、王夫之的气本论也是这种形式。简单来说，他们的文章所描述的内容，所传递的信息，让人读后如看到一幅图画，很直观很生动，很形象，是一种画面是的呈现。想必不会有人读了柏拉图的“观念”与“分有”等论述后，还会有画面感。这说明，我们中国的思维方式不重逻辑推理，而是以图像形式的呈现为主，而不是如西方哲学家那样以严密的逻辑和推导为主。（按：有人认为玄学已经是本体论形态，比起汉代宇宙发生论，是中国理论思维的一次提升。对此，冯友兰先生有精辟的见解，他认为玄学和理学的思想内容确属本体论，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和宇宙发生论的区别，也就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思想是本体论。由此可见，中国人确实不如西方人那样擅长在形上学中的思考世界。）
四、余论
儒家与道家有着相同的根源：他们都是对氏族社会生活状况的肯定和整理而提出的理论。他们都是将古代社会的状况当作法则与理想承认和确定，并提倡它们。他们的根源都可以追寻到古达氏族社会中。不过，他们各自肯定可古代社会的一个方面而已。儒家肯定了血缘纽带的传统，而道家肯定了氏族社会中，无阶级状况下，人与人之间少有冲突的状态。儒家将“情”放在了很高的位置，而道家则重视虚静。
中国思想的根源有两个：第一，氏族传统的长期存在。第二，中国特有的思维方式。前者是中国思想的素材，后者是中国思想的结构形式。
本文所说的中国特有的思维方式是重直观现象，不是指缺乏想象力，而是指缺少抽象力和思辨色彩。也可以说是缺少“理论化”的思维方式。这种特有的思维方式产生了一种特有的表达方式，即直接描述一个世界的图景，比如汉代的宇宙图式即是一个典型范例。也可以说，我们中国的这种重视直观，缺少理论的思维方式只会产生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图式，而希腊人的思辨色彩浓厚的思维则会创造出巴门尼德的“存在”这种哲学概念。
在如此短的篇幅内，要对儒家重情的传统与中国思想的特征之关系做一个详细的梳理是无法完成的。本文的最后部分只是就儒学传统与中国思想的特征之关系、中国思想所受的限制提出一点意见，而这一点意见本身也受到作者自身思维方式的限制。思想是有限的，而思想的活动却是无尽头的，这不仅是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现象，更是治思想史者的应有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