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个救助中心
圣诞节的时候，我一个人在英国旅行，住在伦敦一家廉价青年旅馆的6人间里。
我到达时是平安夜，屋里已经住进了两个人。一个是黑人小哥Prince。我问他来自哪里，他立刻把肯尼亚护照、意大利护照和英国政府签发的工作许可证拿出来给我看，我被这种直接掏证件的自我介绍方式震撼了。另一个是善良的威尔士小伙子Jason，他是来伦敦为Crisis这个慈善组织做义工的。
Crisis在英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每年圣诞节，他们会在几个主要城市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一周的食宿。食物、场地以及水电费都依靠社会募捐。
伦敦有7个救助中心，Jason所在的中心大概有300名无家可归的人，每天有三班义工，每班大约70人。Jason是晚上11点的班。
我好奇地问：“什么样的人会去救助中心呢？街上的流浪汉吗？”
Jason点点头：“我们称这些人为客人。有一些客人确实是在街上风餐露宿的，但也有些客人只是暂时无家可归。比如说，有的人一直睡在朋友家的沙发上，但是圣诞节期间，朋友的家人都来团聚了，他就显得有点多余，所以这一个星期他就没有地方住。再比如说，昨天晚上我碰见了一个牛津的毕业生，你会想，顶尖大学的毕业生怎么会落得如此潦倒的境地呢？他的解释是，他已经和房东签了合同，1月17日才能搬进去住，所以在1月17日之前，他都无家可归。”Jason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言之隐，如果他们不愿意说，义工们也不会主动去问。
我问Jason可不可以和他一起去，他说可以帮我问问负责人。第二天上午快9点时，Jason回来了，他高兴地告诉我，他们很欢迎我的加入。
做义工的圣诞夜
于是，圣诞节当晚，我便坐上了来接我们的罗马尼亚姑娘的车。大约40分钟后，车停在了位于伦敦另一端的一座弃置厂房前。一个老头儿坐在门口为报到的义工登记，Jason说这个老头儿每年圣诞节都来，已经为Crisis工作了20多年。
我领到了一个徽章，这个徽章是用来区分志愿者和客人的，必须佩戴在明显的位置。徽章上有佩戴者的名字和国籍，方便义工之间互相问候。几位资深的负责人在一个大房间里为义工们进行简单的讲解，讲解的注意事项包括：不能在客人面前使用手机，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手机，会对他们造成刺激;不能答应帮忙照看他们的个人物品;避免告诉他们自己的联系方式;不能拍照。
这里的志愿者大部分都是英国人，我在心里对他们还是颇为敬佩的，毕竟这是圣诞夜啊，他们放弃了烤火鸡和葡萄酒，无偿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服务，实在是精神可嘉。
夜班的义工们每过一两个小时会换岗一次，所以我有机会体验到不同的岗位。
我的第一个岗位是守厕所。我的搭档是一名中年男工程师，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不时查看厕所，确保内部干净和卫生用品的供应。我们还负责分发牙刷、剃须刀等个人用品，并且要避免同一个客人反复索要同一件东西。此时，客人们正准备结束一天的活动去睡觉，人流量很大，和我的搭档相比，我要轻松很多，因为客人中男性居多。
这时我才意识到徽章的重要性，因为这些客人和中国人想象中的“无家可归者”完全不一样――他们大多着装正常，只是有些人的衣服搭配比较怪异。有人戴着眼镜穿着风衣，看上去非常斯文的样子，如果不是因为他没有徽章，我可能会以为他是某大学的教授。
我的搭档告诉我，客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国人，来自非洲或者经济衰退的罗马尼亚、希腊和西班牙，他们没有工作，也没有足够的钱支付回国的旅费。有的年轻人一副神采奕奕的样子，飞扬跋扈、呼朋唤友地从我们面前经过;有的人一直自言自语，不知所云，有时候停下来和我们鸡同鸭讲一番，我和我的搭档会立刻堆起满脸笑容，拼命点头说“yeah”。我想，如果Prince把他带来的钱用完了却还没有找到工作，明年大概就会在这里见到他了。
我在二楼的睡眠区里轮了三次岗。这是个非常开阔的区域，暖气异常充足，地上摆放着一排排的简易支架床和防潮垫，鼾声此起彼伏，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轻微的酸臭味――有些客人虽然看上去衣冠楚楚，但能够洗澡的机会却不多。一对对义工搭档就安静地坐在黑暗中守护着他们。如果有人起床上厕所，我们还要确保这些人没有因为睡迷糊而认错了床。睡眠区的尽头是巨大的落地窗，窗外闪烁着夜伦敦流光溢彩的点点灯火。
路过彼此的世界
26日我睡了一整天，醒来后到Crisis的官网上登记了29日早上7点开始的班次。
这次我选了离青年旅馆比较近的一个救助中心，自己坐公交车去。一杯热咖啡和例行公事的讲解后，我和一个黑人姑娘被分到了一组。我们的任务是坐在咨询台前向客人们提供信息。
我告诉客人们在哪个房间可以领取捐赠的衣物，几点钟开始提供剪发服务，以及什么时候关闭澡堂。客人们来去自由，到了饭点时，总是有大批的人涌入。
下午4点有参观国家艺术馆的活动。一个义工在前胸和后背挂着宣传板，在大厅内不停晃荡，每看见一个客人，都热情地发出邀请。令我没想到的是，大多数人都没有兴趣，他们的眼中空无一物，脚步却显得颇为匆忙。
咨询台边上有几个房间，房间内有专业的咨询师为客人们提供关于就业和住宿的建议，我和我的搭档负责为前来咨询的客人排号并分配不同的咨询师。大多数客人前来咨询的都是住房问题。一个义工告诉我，他们因为没有固定住址所以找不到工作（在英国，住址是所有表格的必填信息），然后又因为没有工作所以没钱租房子，从而没有固定住址。还有些领救济金的人不愿意按照新政策把大房子换成小房子，他们宣称老房子里充满了家庭回忆，最后被停了救济金，流落街头――这些都是多么怪异的逻辑啊！
这一天的义工服务是以饿到胃痉挛告终的。救助中心只给客人们提供食物，并没有给义工们准备填肚子的东西，而我恰好什么吃的也没带，于是在整整8个小时中，我只喝了几杯速溶咖啡。
冬天的伦敦，夜幕早早就降临了。我回头看了看当晚就要关闭的救助中心，大厅里依旧灯火通明，最后一批扫尾的义工刚刚到来，互相热情地寒暄着。明天，他们又成为律师、医生、专栏作家;明天，客人们又回到桥洞下、公园的长椅上、朋友家的沙发上，而我的背包里，放着一张返回中国的机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