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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1933年抵制日货运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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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1933年抵制日货运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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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31-1933年的抵制日货运动,在持续性、全面性、广泛性、激烈性等方面,在中国近代历史上都是空前的。本文拟以1931-1933年抵制日货运动对中国经济影响进行分析,并对其产生的经济效果进行评估,进而探究抵制日货的政治目的能否实现。

[关键词]抵制日货;中国经济;效果评估

一、1931-1933年抵制日货运动

二、抵制日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抵制日货运动旨在通过不买卖日货、烧毁日本商品、拒绝装卸日本货物、不受雇于日人、断绝与日本银行来往、国人拒乘日轮、货物拒用日船装运等方式,达到减轻乃至消除日本对中国侵略的目的。从短期经济效果来看,在坚决的抵制浪潮下,抵制日货运动成效显著。

(一)抵制日货对中国经济的积极影响

抵制日货与提倡国货相伴而生,“我们要彻底的排斥劣货决不可尽靠西货,非自己努力制造国货替代不可”。因此国人在抵制日货的同时,采取各种方法积极振兴国货,使国货得到厚爱,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同时为抢占日本工厂在华的市场份额,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国货厂家争先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国货竞争力,从而激发本国产品技术革新。“抵货之道,自当搜求国内自制代用品及积极研究自制原料,如酸、酒精、硫磺等”[3]362。通过自主研发、改良产品、提高效率,1930-1933年我国部分原料产量均得到大幅增加。

抵制日货会使市场日货供应减少,其产品价格“泡沫”将破灭,进而引发市场同类产品价格总体下降。对消费者而言,在消费者对商品的评价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者购买商品时所愿支付的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之间的差额将扩大,从而带来消费者剩余的增加和扩大,提高消费者的经济福利。

(二)抵制日货对中国经济的消极影响

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国,抵制日货运动在大幅减少日货对华输入,促进民族工业发展的同时,日本各界也采取“反抵制”策略,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一些附带影响。

1.华货出口数量降低

2.国家关税收入减少

抵制日货运动对在华日资工厂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以棉纺织业为例,1930年日本在华建厂43个,总投资约1.3亿,“九一八”之后,这些工厂相继陷入停滞。随着日本公司放弃中国市场,包括相关关税在内的各种税收的征收随之减少。

另一方面《中日关税协定》签订,对中国进口日货的部分产品有明确规定:在一年至三年内不能改变现有税率。而这部分产品在日货进口中占据了大约30%左右,其中大多是棉纺织物和海产品。其他可以提高进口税的货物大多是中国民族工业园不能独立生产,或者产品质量达不到要求的种类[6](P408)。该协议的签订,明显限制了我国有竞争力商品的生产,使我国进口税收减少。

3.对民族经济造成偏激行为

抵制日货运动中,国人对专门经营日货的中国商家多采取焚烧、强砸、扣留、捣毁等方式,使许多商家损失惨重。以反日会扣留封存日货为例,焚烧、扣留、封存的日货大都是中国商人已经付过金额的货物,这些货物已经完全归属中国商人所有,毁坏这些货物必然损坏了中国商人的利益。同时,不许日本货物在中国市场流通,对中国商业环境产生某种程度不利影响。

三、抵制日货的经济效果评估

四、结语

这次运动持续两年多,涉及商界、工界、学界、农民、知识分子、妇女、华侨等社会各阶层,范围几乎波及全中国。此次抵制日货运动极大的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凝聚力,有利于民族品牌的自主创新和民族团结。在中国近代史上,“此次日货抵制运动的激烈化和全面化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但与以往的任何时期如出一辙的是,此次运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1933年5月《塘沽协定》的签定,标志这次运动并没有压垮日本经济,使中国崛起,很快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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