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重庆寒衣分会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成立的一个为前线将士和难民募集御寒衣物的机构。作为一个公办的社会振济机构，重庆寒衣分会有它特殊的组织制度和运行机制。笔者通过对此制度和机制的分析来探究重庆寒衣征募运动取得成功的原因以及重庆寒衣分会对中国抗战事业的贡献。
[关键词]抗日战争；重庆寒衣分会；征募寒衣运动
重庆寒衣分会，即全国征募寒衣运动委员会重庆分会，它是全国征募寒衣总会在重庆设立的区域分会，主要负责重庆市和重庆卫戍区的寒衣征募工作。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共同组成的机构，重庆分会既具有政府部门的权威性和组织纪律性，同时又兼具社会力量的广泛性和草根性，这两种力量的融合使得它所开展的寒衣征募工作无往而不利。目前，学术界对重庆分会的研究尚属空白，因此笔者希望以重庆分会内部运行机制为视角，探索民国时这种公办社会振济机构的发展之路，同时希望为当今我国的社会公益机构运行制度的完善提供借鉴。
一、重庆寒衣分会成立的背景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为求“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于1938年3月颁布《抗战建国纲领》，《纲领》提出“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抗战建国纲领》的颁布，为发动民众运动支援抗战提供了良好的氛围。抗战初期，由于国民政府准备不足，调度失灵，致使前线抗日军队经常要面临装备落后、补给不足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地方杂牌军身上表现的尤为突出，川军出川时仅着布衣单鞋，凉席斗笠，行军途中没有补给站，无法得到正常补给。随着冬季到来，士兵如何御寒就成了后勤补给的头等大事。另外，随着战争范围的扩大，难民也逐渐增多。这些难胞在遭受侵略时，不惜毁家赴难，寒冬降临，亟需为他们早筹御寒衣物。
为解决这个难题，国民政府决定开展寒衣征募运动，依靠民众力量募集寒衣。1938年9月经国民党中常会批准，国民政府决定成立全国征募寒衣运动委员会，总会设在武汉，负责为前线将士和难胞征募寒衣。为充分发挥各地区的人力物力的潜力，“在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贵阳、广州、长沙、南阳、西安、吉安、金华、兰州、福州、屯溪、上海、通化、香港、新加坡等地成立分会。”[1]重庆寒衣分会即在此时成立。
二、重庆寒衣分会的组织建构
重庆寒衣分会是寒衣总会的直属分会，在组织建构上不可避免的带有浓郁的总会烙印。但是总会组织大纲又规定“请各省政府推动组设分会”[2]，即重庆寒衣分会由重庆市政府负责组织成立，这就使它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三、重庆寒衣分会的运行机制 由于重庆寒衣分会是一个联合办事机构，各单位之间互相掣肘很多，如果没有合适的运行机制，很难发挥其功用。基于此，重庆寒衣分会形成了常委会负责制度、会议制度和会议决议执行督促制度来保证分会各组成单位可以协同工作，共同推进寒衣征募运动。
常委会负责制度。重庆分会委员会组成之后，由委员推举产生六至九名常务委员、一名主任委员和两名副主任委员，负起分会的领导职能。首先，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常务委员的产生是看其能否对重庆分会的工作起到促进作用，或者说能否使寒衣征募运动得以顺利开展。因此，常务委员多由重庆市党政军要人担任，像刘峙（重庆卫戍区总司令）、贺国光（重庆市市长）、吴国桢（重庆市市长）、洪兰友（重庆市党部主任）等人都曾担任重庆分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刘峙自1939年始一直到重庆分会解散一直担任重庆分会委员会主任委员。由这些党政军要人担任重庆分会的领导职务，不仅能起到号召的作用，更能令重庆分会各成员机关首长畏服，不敢对重庆分会的命令阳奉阴违。其次，重庆分会常委会对寒衣征募运动的领导还体现在决定重庆市征募寒衣代金具体数额和办公经费上。在历次寒衣征募运动开始之前，全国总会会确定每个分会所担负的寒衣代金数额，但是各分会的具体征募额度则由各分会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决定。以重庆分会而言，1940年所应担负50万元的寒衣代金数额，但因重庆被轰炸难胞须要振济，故当年度重庆分会常委会“决定征募100万元，以50万元慰劳前方抗战将士，50万元救济本市被难同胞。”[6]由于重庆分会不属于重庆市政府常规的办公机构，因此重庆市财政预算中并无重庆分会的办公经费。是以每次寒衣征募运动开始后，都会由重庆分会常委会议决本年度办公经费的筹措办法。1939年重庆分会的经费“暂定1000元”[7]，并由相关机构分摊；1940年重庆分会第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决议“本会经费暂定6000元”[8]，并制定筹措办法。
会议制度。重庆分会的运行主要是实行会议制度，会议召开的时间主要集中于八月下旬到十二月下旬，也就是寒衣征募运动期间。会议报告制度和会议讨论制度是会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议报告包括会议主席报告和分会工作报告，前者是会议主席对会议的期待，在1940年重庆分会第一次常务会议上，会议主席刘峙对各参会委员提出“集中讨论、积极工作、不管轰炸”三点希望；[9]后者则主要是对过去工作的总结报告，如重庆分会1940年工作总报告书[10]，是对1940年重庆征募寒衣运动工作的总结。会议讨论的内容则涵盖重庆市征募寒衣运动的方方面面，大到讨论重庆市寒衣征募运动办法、重庆分会委员会组织方案，小到确定办公时间、办公地址。正是会议讨论制度的存在，使会议真正起到了集思广益的作用。总而言之，会议报告制度可以使人们从整体上对寒衣征募运动进行了解，而会议讨论制度则可以管窥重庆市寒衣征募运动，因此这两种制度可以说是会议制度的精华所在。
此外，重庆分会会议制度下固定的三种类型会议是：重庆市各界征募寒衣运动筹备会议、全国征募寒衣运动委员会重庆分会委员会会议和全国征募寒衣运动委员会重庆分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筹备会议在寒衣征募运动开始之前举行，委员会会议和常务委员会会议则与历次寒衣征募运动相始终。这三种会议所讨论的议题很多都与重庆市寒衣征募运动的制度方针有关。以笔者所搜集到的73项议题为例，其中26项是制度、办法类议题，如议决重庆分会人事问题、讨论重庆寒衣征募运动的办法以及寒衣征募奖励办法等；5项是讨论重庆市寒衣征募运动所募捐款的分配问题；5项是讨论分会经费问题如何筹措和核销；3项是关于征募手续如何履行的指示，如寒衣捐册如何处置、关防印信在征募结束后如何缴存等；1项是对如何执行蒋介石手谕的讨论；其余33项议题则是与重庆分会附设购置委员会有关。筹备会议、委员会议和常委会议不仅是固定召开的会议，而且会议内容直接指导着寒衣征募运动工作的开展，因此这三种形式的会议是会议制度得以存在的支柱。
重庆寒衣分会所组织的寒衣征募运动，不仅汇集了重庆的人力物力支持中国的抗战事业，而且进一步促进了重庆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提高了思想觉悟。寒衣征募运动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全民族抗战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重庆分会将抗战与捐献寒衣紧紧联系起来，“多捐献几件寒衣，多杀几个鬼子的头颅！”[16]日本侵略者非我族类，侵略中华民族，就应该坚决的予以打击。重庆分会的这种宣传方式虽然直白，但却是最能激发人的血性和民族意识。据1939年《中央日报》报道“日前渝市征募寒衣分会，收到擦皮鞋某工友血汗所得十余元，全数捐作寒衣；又有某邮务工友将其积蓄30元慷慨捐献。”[17]对于自给尚且困难的底层民众来说，他们拿出自己的血汗钱支援国家，不仅体现了他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也表明重庆人民在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面前，先顾大家后顾小家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