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宋代温州盐业的生产、流通与发展，因历史原因及地理因素的影响，出现过榷卖、引钞及私卖现象，特别是这一时期附着在盐业中的商品因子，形成了温州盐业本身具有的社会效应。本文试就北宋早期、中期、后期及南宋温州盐业的买卖、流通表象中，渗透着的古代封建官府衍附在盐业商品经济上的某些社会效应做些阐释，以梳理宋代温州盐业的发展脉络及盐业生产流通情状。
[关键词]温州；宋代；盐业；脉络
温州宋代盐业生产从起步到发展，盐业流通中所融注的榷卖与钞引形式推动着温州宋代盐业的发展，盐利作为商品因子早在这一时期就推动着温州经济的发展。温州宋代盐业的发展脉络显示，盐业生产流通中的商品经济远比某些西欧国家早得多。温州宋代盐业买卖与流通现象中出现的中国封建官府对付商品经济的某种社会效益，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本文试就温州宋代盐业的发展脉络谈点管窥之见：
一、北宋前期沿袭榷卖制辅以钞引盐分销
宋初温州盐业管理延续唐朝榷卖制发展，出现了天富南北监及密鹦、永嘉二盐场，盐业规模及产量也得到了提升。据乾隆《平阳县志》卷六《贡赋・盐政》载：“唐刘晏始有永嘉等十监之名。南唐李氏有国时，制为盐丁之额。吴越仿之，宋不改。宋置温州天富南北监，而平之盐政始此。”宋至道末年温州天富南北监及密鹦、永嘉二场盐业产量达七万四千余石，与当时盐业生产历史名场杭州场等量齐观。《宋史》卷一八二《食货下四？盐中》：“（至道三年）其在两浙曰杭州场，岁鬻七万七千余石，明州昌国东、西两监二十万一千余石，秀州场二十万八千余石，温州天富南北监、密鹦、永嘉二场七万四千余石，台州黄岩监一万五千余石，以给本州及越、处、衡、婴州。”其中“以给本州及越、处、衡、婴州”，就是辅以钞引盐分销方式供给浙江内地的依据。
二、北宋中期二者在互为主次的变异中反复不定
宋天圣年前尤其是大中祥符四年后，河北、山东等地发生虫灾和水灾，并有饥荒。此时，北宋财政的困难局面已经开始出现，三司使丁谓要求停止一些地方浩大的赋税，宋统治者出台了一些减免赋税的措施，无形中也挫伤了盐官管理积极性，但海盐生产流通中的商品色彩逐渐显现，无形中也加大了钞引盐甚至是私盐的分销流通功能。天圣年间温州盐业出现管理者疏于管理而欠税较多的现象。“仁宗天圣二年十一月上封者言：温州天富南、北两监自大中祥符四年后，逐界积欠盐课甚多，所差使臣多不用心，今请依杭、秀州例，下三司及制置转运司举三班使臣或州县职官监当。从之。”
（3）说的就是这种社会效应。温州盐官疏于管理盐税欠课较多，无形中促进了盐业产量的提高，也促进了温州盐场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商品利润的出现，商品流通色彩进一步加剧，也因此天圣年中温州盐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温州盐业史上的“一监三场”局面。《宋史》卷一八二《食货下四・盐中》载：“天圣中，杭、秀、温、台、明各监一，温州又领场三。而一路岁课视旧减六万八千石，以给本路及江东之歙州。”这里的“温监一”即天富南北监，“领场三”疑即双穗、密鹦、永嘉。
（4）
由于位处东南沿海，史上蛮夷之地成分较浓，商品因子一旦被激活，其商品利润及流通领域便被扩张。北宋中期，只要官府榷卖制有所削弱，与东南沿海一样，温州的钞引盐分销甚至私盐交易就极为活跃。宋熙宁年间，温州与杭州一样出现了盐价苦高的现象。“熙宁以来，杭、秀、温、台、明五州共领监
六、场十有四，然盐价苦高，私贩者众，转为盗贼，课额大失。东南盐利，视天下为最厚。盐之入官，淮南、福建，西浙之温、台、明斤为钱四，杭、秀为钱六，广南为钱五。其出，视去盐道里远近而上下其估，利有至十倍者。”
（5）这说明宋熙宁以来，由于官府加强了管理，二者在主次变异中，温州各盐场得盐最多，名噪一时。“熙宁五年，以卢秉权发遣两浙提点刑狱，仍专提举盐事。秉前与著作佐郎曾默行淮南、两浙询究利害。异时灶户鬻盐，与官为市，盐场不时偿其直，灶户益困。秉先请储发运司钱及杂钱百万婚以待偿，而诸场皆定分数：钱塘县杨村场上接睦、款等州，与越州钱清场等，水势稍浅，以六分为额；杨村下接仁和之汤村为七分；盐官场为八分；并海而东，为越州余姚县石堰场、明州慈溪县鸣鹤场皆九分；至岱山、昌国，又东南为温州双穗、南天富、北天富场为十分。盖其分数约得盐多寡而为之节。自岱山以及二天富炼以海水，所得为最多。”
（6）两浙提点刑狱卢秉权的盐业管理，彰显出北宋中期温州盐业概况。乾隆《平阳县志》卷六《贡赋？盐政》也有佐证：“熙宁五年定诸场得盐分数，温州双穗、南天富、北天富为十分，立温州检校批验所。”也正是宋中期二者在互为主次的变异中使得温州盐场盐业产量逐渐得以提高。
三、北宋后期钞引盐替代了榷卖制的主导地位
随着盐业的发展，宋代盐利不仅在中央财计中占居很高的比重，而且，它在地方财计中也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至少北宋后期在许多时期和相当大地域的路州，盐钱是漕计、郡计的主要利源。北宋中后期朝廷不仅认识到盐业在通商中的利润率，也认识到盐业商品流通让利于民，是朝廷拽夺地方财计的有效手段，崇宁初出现的“罢官卖盐”让利于盐民，正是钞引盐逐渐替代榷卖制的典型表现。《宋会要辑稿》（第六册五二二六页）载：“宣和七年二月六日诏曰：‘崇宁初罢官卖盐以利天下，立法修令，走商贾于道路，惠及百姓，行之二十余年，客人有倍称之息，小民无抑配之害。’”实施钞引盐之后，温州的盐场数又有增置。史料记载，政和年间温州又置长林盐场，就是这一发展趋势的体现。“宋，乐有天富北监。政和间，又置长林场（元、明皆因之。南渡后，属槽司（《隆庆志》）
（7）”这，应该是钞引盐分销制加强后，温州出现盐业扩大再生产的社会效应。此外，宋宣和年间的诏令，也体现了这一效应，“去岁措置新价文钞务济亭户，以便商贾”，并且“盐仓用新钞对带旧盐旧钞，两浙已降指挥，令揭往温、台州请盐”，“两浙令揭往温、台州请盐，仍每州除全用新钞外，日支所带新旧文钞，共不得过一千五百贯，更不加饶。庶新钞各无坊阙，余依见行条法”
（8）宣和七年，朝廷为促进温州盐业商品流通，更是层层加码。“是年三月十八日尚书省言，宣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朝旨：客算温州盐，每十袋增给一袋”。
（9） 资料显示，宋代盐利在国家岁收钱数中的比重，不仅呈渐增之势，而且，还以北宋后期和南宋前期为最多。其最高比率44%，的确近半。
（10）盐利在朝廷和地方岁计中如此重要，中央和地方争夺盐利的冲突便势不可免。北宋后期温州盐业从官府榷卖转向钞引盐制，正反映了中央政府对盐利控制的加强趋势。
四、南宋盐业从供不应求到私贩成群再到供过于求
南宋时期的海盐收益，在财政岁收中越发突出。按高宗绍兴十二年的说法，“今国用仰给煎海者，十之八九”。这“国用”，是指朝廷当时的实际收支，不包括地方未送缴中央的“赡军”钱财。而温州盐场大都在近海之滨或海岛上，随着北方战事吃紧及钞引盐法的进一步强化，温州恰逢天时地利顺势成为南宋盐业生产最为重要的生产基地。
淳熙年间，由于温州海盐供不应求，而事实是官盐常贵，私盐常贱，利之所在，法不能禁。我们可以从《朱子大全集》文十八《奏盐酒课及差役利害状》之《朱子奏议》一文中证实：“浙东四州滨海……贩私百十成群，大船搬载，巡尉不能呵，州郡不敢洁，反与通同，资以取利。除明、越两州稍通客贩，粗有课利，温、台全不成此第，民间公食私，客人不复请钞，至有一场一监累月不收一袋、不放一袋者。”时值朱熹为两浙盐提举，故有此奏。绍兴年间，乐清尉吴明可严厉劾免盐越境者，从另一个时间段证明了温州海盐供不应求中确实出现了私贩成群的局面。《朱子集》八十三《龙图阁直学士吴公神道碑》之《吴明可乐清之政》载文即是实例：“登绍兴二年进士第，始为温州乐清尉。濒海细民以负贩鱼盐为生业，属更定法。有私以盐越境者，尉皆劾免。旁县迹捕纷然，公独若不闻，曰：“此贫民之失业者，吾其忍以一身之病而愈整之耶？”。
海盐生产一旦盲目以逐利为诱导，便逃脱不了商品流通的陷阱，南宋末年温州海盐出现大量积压，便是商品供过于求现象的生动表现。绍兴末年温州有产盐“十九万石”的记录。
（14）当然《宋会要辑稿》（第六册五二五五页）所辑，更有温盐积压的情状陈述：“绍兴二十九年九月九日浙东提盐都洁言，温州岁出盐三万五千余袋，而支发止及一万五六千袋。缘本州水路多由海道，陆路则经涉山岭，自来客人少肯前来请贩，致诸场积盐数多。欲乞今后客人支请温州钞盐，如指本路州、县住卖者，每十袋加饶一袋，若指别路州、县住卖，每十袋加饶二袋，庶几盐可发泄。候支发通快日，依旧榷货务看详。欲权依所乞，候降指挥到日，立限半年加饶。若只于本州、县住卖及今降指挥之前，客人已算盐钞，更不加饶。从之。”
温盐积压，除了盲目生产之外，亦与温州商贸盐道艰辛及温州以外盐业生产的逐渐正常有关，在此不作叙述。当然，之后的宋隆兴初温州“盐展限加饶给卖”，宋乾道间温州罢置州仓，宋淳熙初温盐积剩减额并灶，宋嘉定间裁减温州盐官，均是温州积盐的卖钞盐的谋求出路与改革需要罢了，改变不了温州盐业发展的总体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