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汉时期，并州北部四郡一直是朝廷增兵戍守的要地，加之是军队出兵漠北的重要集结地和出征地，军队出入频繁，故而粮食供给是否到位和充足，成为中原王朝戍边战略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西汉时期，并州北部四郡的粮食主要依靠内地转运和屯种等多种途径，经过转运，源源不断地输送至边郡，保证了边防将士的粮食供应，对维护西汉北部边境的安宁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西汉；并州北部四郡；粮食供给
古代战争中，粮食在整个军需供应系统中占有中心地位，是军队作战的基本保证。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管仲认为“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管仲将粮食视为军队守卫疆土、抵御敌寇来犯的必备物质条件，是战争中的攻守之本。西汉著名政治家晁错也向汉景帝进言：“‘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他们的论述充分表明了粮食的供给与运输对古代战争的决定性意义。
并州刺史部（简称并州）为汉代诸州之一，始置于汉武帝统治时期，当时并州刺史的主要职责是巡察上党、太原、雁门、云中、定襄、代郡六郡。雁门、云中、定襄和代郡四郡位于并州北部，地处边陲。属汉王朝缘边郡县，是中原王朝和塞外游牧民族争夺的焦点地带和战争的前沿阵地，因此受到西汉朝廷的高度重视，成为朝廷大规模军事武装的集结地和出发地，而缘边屯田并不能满足军队的粮食需求，故而粮食的供给是否到位和充足，是西汉政府面临的一项巨大挑战，成为戍边战略能否成功的关键。
一、西汉并州北部四郡驻军状况
汉代。国家的武装力量分为不同层级和类别，主要由以下军种构成：中央军、地方军和出征军。中央军，主力是南军和北军两支部队，主要驻扎于京城内外，负责保卫中央政权稳定、拱卫都城安危。地方军，主力来自各郡国的地方武装力量，主要负责维护地方安全和稳定。出征军，主要是奉命随时出征，负有防御作战之国防重任的军事力量。西汉一代，由于北部边疆不断受到匈奴的威胁，匈奴势力南下侵掠之事时有发生，为了应对来自北边游牧民族匈奴的挑战。汉王朝不得不在沿边各郡建立起一整套严密的军事防御工程体系，并委以重兵屯戍。当时规模强大的边防部队，屯戍于绵延数千里的边防线上，或守备作战，或屯田耕作，或侦察报警，或从事军需供应，各有专责，对保卫边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拱卫西汉都城长安无虞，保障内地社会安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并州北部四郡的驻军主要由地方兵、属国兵和因战争需要的屯驻部队组成。
1.地方兵
西汉时期，无论郡县或王国，都普遍建有与之相适应的军队，这在当时统称之为“郡国兵”，实际上是分布在各个郡、国的地方军队。当时全国的地方兵，占整个国家军队的比例最多，规模最为庞大。地方兵的兵源一般来自本郡的戍卒，但边兵由于肩负国防重任，还有一部分来自内郡征调的戍卒。地方兵的吏卒主要由各郡（国）地方长官――太守统帅。边郡地方长官都以兵、马为主要政务，每郡平均拥有上万左右的骑兵，“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烽火追虏”，该部队主要职责是明确的，即进行军事侦察和对敌防御作战。并州北部四郡因地处边境，为了对付塞外游牧民族匈奴等的南下，地方兵主要是骑兵。
2.属国兵
属国兵是由当时归附的各边疆部族的武装力量改编而成，由朝廷统一派驻的属国都尉统帅，将士平时且耕且守，战时随地方兵一起参与作战，保卫国防。因属国兵较为彪悍和善骑射，是并州驻军的精锐之师。
3.驻屯部队
西汉时期，并州一带经常有大规模的军事武装力量驻屯，驻屯部队按屯驻时间的长短，分为将屯兵和屯田兵。将屯兵，也称出征军，一般是因边郡战况吃紧，由中央任命军队的最高长官，兵源也是随时抽调，可从其它郡国地方部队抽调，也可从南、北军中抽调。汉武帝时，为了打击匈奴，霍去病奉命出征，皇帝允许他可从中央军中挑选合宜人选，组成一支将屯军，开赴前线。将屯兵的出征和驻屯，视战事需要，随时奉命开赴前线，或驻屯或参与作战，没有固定的驻屯期限和屯守地点，有事则出征、屯守，事毕部队即可解散，聚散进退皆灵活机动。其状与后世的野战军类似。将屯兵屯驻始于汉文帝。文帝四年（公元前174年），匈奴大举入侵上郡、云中等地，对都城长安构成了很大威胁，文帝立即调遣军事武装力量屯边备战。景帝时继续文帝政策，“发车骑材官”屯驻雁门，以防御匈奴。作为征战部队，出征军奉命出征，打击来犯，是西汉一代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是中央王朝国防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并州等缘边郡县边防兵的重要支柱和骨干，为保境安民，巩固边防起了重大作用。
除将屯兵外，驻屯兵还拥有另外一支武装力量，即屯田兵。与将屯兵有所不同，屯田兵是一支以兵营田、且耕且守、以战养战的军事力量。士卒由农都尉统一统辖，“边郡置农都尉，主屯田殖谷”。他们亦兵亦农，闲时种粮植谷，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战时则披甲上阵，出征杀敌。军队屯田，始于汉文帝。自汉武帝之后，随着与匈奴战争规模的扩大，西汉在西北边陲的屯田规模也渐次增大。不仅屯田地区广，而且一度规模也很大，屯田兵最多时竟达“六十万人”之众。军士屯田对于强化御边有着显著地作用，因为这既可以保障部分军粮的供给，也能够有效增强边郡的防御力量。故此，西汉名将赵充国在总结边郡屯田作用时即言：“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可见，屯田兵在御边中作用明显，是西汉边防力量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二、并州北部四郡粮食补给来源
西汉一代，一般情况下，边兵通常保持在30万左右，其一年所需粮食达800万石；而在汉武帝时，还临时调派了60余万参与屯田的官吏和士卒，照此估算，武帝时边防军数量高可达80万-90万左右。边郡将士在“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的艰苦斗争环境里，军队的粮食供给是否到位和充足，成为戍边战略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因而朝廷一直把并州等缘边郡县的粮食供应问题作为重大国事来对待，而当时边郡地区军队的粮食供给主要依靠以下几种途径。 1.内地转运
自秦朝开始。北方边境地区军队的粮食供应主要依靠内地转输。秦始皇时，大将蒙恬奉命屯兵戍守边境，“又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黄、睡、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西汉自文帝时，便有大规模输粟于边之议及行动。晁错就曾向汉文帝上书，提出“使天下人人粟于边”的建议，而“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边”。后晁错又建议，为防止边塞军民粮草不足，减免田租赋税，以稳定军心。文帝又采纳了晁错的建议。从晁错向文帝进谏之词可以看出，当时边塞戍守系统的粮食供给问题无疑是军队重中之重，输粟于边，以保证戍守用粮优于内地郡、县。自武帝大规模反击匈奴、开疆拓土的行动次第展开，边郡的戍守任务和军事进攻日益加重，粮食供给问题更显突出，输粟于边的规模和频率不断提升，不仅成为国家行政之重，也成为国家财政支出之大宗。
2.屯种
随着西汉对匈奴战争的接连取胜，西汉王朝疆域向北、西方向连续拓展，边防线也不断向外延伸，边防驻军的数量日益增多。并州地区北部自然环境恶劣，生产力水平较低，长期以来，如何有效解决并州等缘边地区粮食供应一直是困扰西汉政府的一个难题。于是，屯田戍边制度便应运而生：就地筹粮，节约运输开支，并利用屯军以加强边境战备力量。汉代边疆屯田分为两种类型，即军屯和民屯。屯田制度是西汉边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汉初以来数十年不断的实践和改进，军屯制度日益显现出重要的军事价值。赵充国在《屯田奏》中指出军屯的战略意义是“屯田得十二便”，对屯田制度的作用做了全面、深入的阐述。
3.仓储提供
粮食储备是军队供应体系的必备一环，对军队的给养起着重要的作用，墨子曾说：“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边郡生产的粮食和内地转运过去的粮食，到了并州缘边郡县后，统一存放于各种粮仓之中。汉代并州北部四郡仓廪林立。当时粮仓重叠设置，一般分为两个系统，各郡、县设有地方粮仓，军队设有军事粮仓。北部各郡均有常设之仓，郡设郡仓，县设县仓，以供存放粮食。汉昭帝时，为保证边郡粮食供给，还在边郡另设常平仓。储备军粮的军仓在当时作用重大，是边郡粮仓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军仓的类型有多种，主要有都尉仓、侯官仓、部仓和燧仓等。军仓里的粮食除供军队吏卒消费外，还负责养活士卒家属和军马。汉代边郡设置的这些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的仓储体系，充分保证了边防将士的粮食供应。
4.因粮于敌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故智将务食于敌。”意思是运兵作战不要运送两次粮草，粮草补充要从敌国解决，这样军队供应就会充足。在战争中利用敌国资财，以战养战，一方面保障军队需要，又减轻国家负担，另一方面还可以造成敌人供应困难，间接削弱敌方战争力量，加速敌军崩溃。这种补给方式具有较高的保障效益，因粮于敌是汉军战场补给的又一重要方式。
这种补给方法，主要适用于当汉军骑兵从边境出征，远程奔袭，深入匈奴腹地，后方补给无法及时转运，尤其是卫青、霍去病等所率领的汉军骑兵中的精锐之师，进军疾如闪电，后方粮草根本无法送达，故军食之维持，多以捕获匈奴军队之马、牛、羊及粮食为补给。
汉武帝元狩四年，鉴于河西已经平定，汉武帝于是计划对匈奴本部进行彻底打击，以安北边诸郡，于是派遣10余万骑兵，分成两个纵队，分别由卫青和霍去病统帅。卫青率军从定襄出发，霍去病领兵从代郡出发，各领精骑5万，分头向漠北进击。卫青率兵出边塞，进军千余里，横穿浩瀚的大漠，与单于军队交战。单于目睹汉军人数众多，弓马精良，无法取胜，便率军向西北撤退。卫青部紧追单于，至阗颜山赵信城，获取匈奴在此囤积的粮食，于是补充军粮，休整一日，将其余粮焚毁后得胜返归。霍去病出兵，共率五万精骑，全军不携粮秣，轻装前进，汉军出塞急进两千余里，与匈奴左贤王相遇交战，左贤王不支败走，汉军追击至狼居胥山、姑衍，获胜回师，霍去病所率这支轻骑的军需补给全靠从匈奴手中夺得，武帝褒扬其功勋：“骠骑将军去病率师……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在这次战斗中匈奴单于及左贤王部受到惨重的打击，“匈奴自卫、霍度幕以来，希复为寇，远徙北方，休养士马，习射猎，数使使于汉，好辞甘言求请和亲”。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卫、霍两军就充分利用“因粮于敌”之战略。
武帝太初三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奉命率军西征大宛，汉军包围宛城，大宛百姓持国君之首请降，“宛乃出其善马，令汉自择之，而多出食给汉军。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乃罢而引归”。元封二年秋，西汉派遣楼船将军杨仆进击朝鲜。杨仆率领骑兵七千人出击，右渠投诚，“遣太子人谢，献马五千匹，乃馈军粮”。及至汉元帝建昭三年，陈汤征讨康居，亦“内不烦一夫之役，不开府库之臧，因敌之粮以赡军用，立功万里之外，威镇百蛮，名显四海”。汉代的这几次出征，也都从敌人那里得到了大量的粮草马匹等军需，这不仅解决了因大军千里奔袭，造成补给线过长、后方补给困难的艰难处境，同时也加速了战争的进程。
可见，大军若深入敌阵或敌国作战。若能因粮于敌，就地筹措粮秣，既能就地解决粮食等作战物资，保障军队的急需，免遭后续不继、全军覆没之险；又能缓解征师远途运输之难，减轻己方负担。加之将士只有奋力杀敌，方能夺其补给，如此置之死地而后生，可鼓舞斗志，激励士气。但这种补给方式的实现以能够歼敌为前提，具有很大的风险。因为并非每次出征都能觅得上佳的战机，如拖延日久，求战不成，携载耗尽，后方转运不灵，则全军危殆的结局势所难免。
三、粮食的筹措和运输
1.粮食的筹措
西汉政府为保证并州北部等缘边郡县的粮食供应，非常注重粮源的开发和粮食的筹集工作，主要采取下述几种方式来筹措：其一，民间租赋。通过这种方式供给军需的记载。在西汉一代不绝如缕，且是西汉时期边郡军队粮食的最主要来源，史载“汉大兴兵伐匈奴……皆仰给县官”，从各地征收而来的粮食，由大司农负责掌管和调度，转运至边郡。其二，奖励措施，主要实行入粟拜爵，入谷射官、出罪等办法，拓宽边粮的筹集渠道和提高内地民众输粟于边的积极性。文帝时“匈奴数侵盗北边，屯戍者多，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于是募民能输及转粟于边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长。”此后，这一奖励几成定例，屡为所用。景帝时“得输粟县官以除罪”。武帝时，逢大军出征而粮草不足时，还实行“入谷射官，救急赡不给”等一系列的奖励措施，以能快速的筹集到足够的粮草。其三。以盐铁收入，襄助军粮供给。为了解决战时财政困难，保证粮食不乏，西汉政府注重发挥市场功能，通过市场行为筹粮输边，有效地弥补了供边之不足。特别在武帝时推行均输平准和盐铁官营之后，更注重利用市场以调剂边地屯戍斗争之粮食所需。因边郡“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于是“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被桑弘羊称为“安边足用之本”，可见其作用非同一般。昭帝时大臣耿寿昌曾强调“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以备边用，由于这些籴谷积粟措施的落实，出现了“一岁之中，甘泉仓满，边余谷”圆的景象，有力地支援了并州北部四郡的粮食供给。
2.粮食的运输
西汉时期，内地大规模的粮食转运至边郡，主要以牛、马为主的畜力车辆运输，骆驼、驴、骡也多有出现，紧急情况下，纯用人力输送的情况也存在。武帝时有调用“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赍粮”之记录。“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输租襁属不绝”的情景连年不绝。而“大司农取民牛车三万两为僦”的规模又可见以牛为畜力运输粮食的壮观景象。然而，依赖内地转输，“运输之车运塞上者，且远自梁国魏国诸郡”，“汉简之文，山东之车率以若干车编队，行数千里，转运之难，大略可想”。由于路途遥远，转运数额巨大，加之运输方式落后，因而运输费用巨大。“中国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里，皆仰给大农”，以致“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王莽时更是“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转众郡委输五大夫衣裘、兵器、粮食，长吏送自负海江淮至北边”。运输开支浩繁，日渐成为政府财政的沉重负担。武帝时，转漕之“费数十百巨万，府库并虚”，“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与此同时，转输过程中惊人的耗费又加剧这种压力。大致损耗率是“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可见，当时从内地转运粮草到边地，耗费是非常惊人的，以致出现“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的现象就不足为怪了。黄今言先生推算西汉政府输粟于边的年费用达10.8亿钱看来是有道理的。如此高昂的输边费用，且又经年累月，沉重的财政压力，使屯田于边，就地补充的政策和行动成为西汉政府解决戍防军粮供给的又一重要举措。